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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每个孩子都希望成为少先队员”

列宁角

布尔什维克把教育当做创建新社会的关键。他们通过学校,以及儿童和青年的共产党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向下一代灌输新型的集体生活方式。苏维埃教育理论家之一在1918年宣称: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他们应被塑成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响……我们必须使孩子国有化,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学校的良好影响……责成母亲将孩子交给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的任务。

苏维埃学校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孩子脱离“小布尔乔亚”家庭,因为它私人生活的旧心态只会破坏社会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

苏维埃课程的指导方针是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类似于沙皇学校中宗教的作用。对此,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实验性学校强调学习要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即使是在新兴的联合劳工学校——旨在向全体苏维埃学童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框架,其教学安排也围绕一系列生产车间(而不是教室上课)。孩子们通过学习技术和工艺的技能,作为攻读主流学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学和经济。

政治灌输主要与积极分子的培养挂钩。宣传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说家,善于宣传鼓动。教育思想家认为,光是书本传授不了共产主义,还必须依靠学校的整体生活,再通过课外活动与校外广阔的政治世界结合起来,如庆祝苏维埃节日、参与公众游行、读报、安排学校的辩论和审判。其宗旨是让孩子接触到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崇拜、仪式,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对“列宁叔叔”的个人崇拜。在幼儿园,他们一旦能手指列宁的图像,便被称作“十月儿童”。列宁逝世后,有人担心新的一代将不清楚他是谁。于是,学校得到指示,纷纷建立“列宁角”。那是一块政治圣地,宣传这位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把他当做像上帝一样的伟人。有关列宁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进步学校办得恰似微型的苏维埃国家:在墙上以表格和饼状图形,列出工作计划和取得的成就;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管学校的日常运行;把苏维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有的学校鼓励学生组织自己的警察,鼓励他们批评违规的同学,甚至举办课堂上的审判。为了提倡集体服从的风气,有些学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练,包括游行、歌曲、向苏维埃领导人宣誓效忠。依达·斯拉温娜回忆在列宁格勒的学生时光:“我们在公共假日,整个班级一起游行,为代表学校而感到自豪。经过窗后有人窥视的建筑物时,会故意减慢步伐,齐声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

“恬不知耻!”

1917年的孩子们受到鼓励,自觉地扮演革命家。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受欧洲教育家的影响,例如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和玛丽亚·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于戏”。他们把组织起来演戏当做受教育的过程,让孩子从中汲取苏维埃的集体价值观、社会参与和责任感。苏维埃学校的整个目的,不管是通过墙报和列宁角,还是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都旨在灌输孩子是潜在革命者的观念:一旦有党的呼吁,随时准备奋起挑战——如有必要,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20世纪20年代,赖莎·贝格在列宁格勒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如此回忆学校朋友之间的同志友谊和战斗气氛:

伟大的友谊、信任、团队精神,使我们全班同学紧密团结起来。我们也喜欢老师,无一例外。但在同学和老师之间仍有不间断的斗争,那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我们不需要任何战略或阴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同志之间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们可能会向老师告发。

20世纪20年代最流行的大院游戏之一是红军与白军的战斗,很像美国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俄国内战的战事由孩子们重演,经常使用专为此类游戏而生产的气枪。扮演红军和白军的孩子常常陷入真正的打斗,因为所有男孩都想扮演列宁的角色。其中一人回忆:

我们都想扮演领袖。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人愿当白军、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的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游戏是搜索与征用,其中一组(通常是男孩)扮演红军征用队,另一组(女孩)扮“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或藏匿粮食的“富农”。

红军与白军、搜索与征用这类游戏,鼓励孩子接受苏维埃的世界两分法,一个是“好”,一个是“坏”。20世纪20年代,在苏维埃学校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孩子们总体上对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很多学生不知道沙皇是谁);但苏维埃宣传品、书籍、电影中的旧政权支持者的邪恶形象,却给他们留下深刻影响。这些形象使众多孩子相信,“暗藏的敌人”继续存在。这种信念很容易挑起反对旧政权标志的非理性恐惧、歇斯底里、侵略性。一位年轻女学生问老师:“资产阶级吃小孩吗?”另有一人看到同学穿的衬衫的袖口上有皇冠图案,禁不住在班级上喊出:“瞧,他是沙皇支持者。”

许多1917年的孩子在少年先锋队里第一次见识政治。少年先锋队建立于1922年,以童子军运动为蓝本。童子军是共产主义俄罗斯保留的最后的独立公共机构之一,它在1920年被苏维埃政府取缔。童子军的精神旨在敦促年轻成员,通过实践活动来培养自己的公共责任感。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精神继续存在于许多少先队组织(也存在于部分苏维埃精英学校)。到1925年,在10岁至14岁的苏维埃儿童中,约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队。随后几年中,该比例逐渐上升。

像童子军一样,少先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还有每一名队员都熟记于心的誓言(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很多人仍能回忆起来)。“我,一名苏联少先队员,当着我的同志们的面庄严宣誓:遵守列宁的戒律,坚决拥护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少先队员参与甚多的行军、唱歌、体操和体育活动。他们还有一个呼应口号(呼:少先队员,做好准备!应:时刻准备着!),源于红军。他们编成大队,拥有自己的条幅、旗帜、歌曲和制服(白色衬衫和红领巾)。这是队员感到无比自豪的源泉,似乎成了少先队主要的诱惑。一名少先队员回忆:“我不懂该运动的职责和义务,像其他人一样,只企盼红领巾。”

1928年在彼尔姆加入少先队的维拉·米诺苏娃回忆:“我喜欢制服,特别是红领巾。我每天都熨,戴着去学校。这是我唯一漂亮整齐的服饰,每当穿戴起它们,我就自豪,感到自己长大了。”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上学的瓦莱里·福雷德,如此自豪于自己的红领巾,以至在加入少先队后好几天,每晚睡觉都要戴着它上床。

苏维埃儿童通过少先队强烈感受到社会的包容和排斥,每个孩子都希望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光荣和令人兴奋的,红领巾是为社会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标记。不能加入少先队的孩子——其中许多人是因为自己的社会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被少先队开除了,因为她来自“富农”家庭。她想恢复队籍的愿望如此炽烈,以至在衬衫底下悄悄佩戴红领巾多年。波兰贵族的女儿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上教堂被人发现,因而遭到少先队开除。她讲述了被开除时的情景,依然情难自抑:

突然,他们在学校走廊的墙报上发布一条公告——快讯:“立刻集合!”孩子们跑出各自的教室,在操场上排成队列,我被要求站在整个大队面前,忍受羞辱。孩子们大声喊道:“看,她去教堂,给我们全大队带来耻辱!她不配佩戴红领巾!她没有资格佩戴红领巾!”他们朝我扔土块,然后试图扯下我的红领巾。我开始哭,并大声叫:“我不给!我不给!”我跪了下来,恳求他们不要拿走我的红领巾,但到最后,还是被拿走了。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是一名少先队员了。

少先队的目标是向苏维埃儿童灌输共产党的价值和纪律,让他们接受党和共青团惯用的“工作计划和讨论制度”。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扎尔金特,是党在人格的社会调整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认为少先队运动的目标,是训练“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彻底避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它将教育少先队员学会勤劳和听话,以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纯洁。米诺苏娃回忆:“通过少先队,我变得聪明整洁,按时完成任务,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之后,这一切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准则。”

少先队员又是积极分子,参与各式俱乐部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编辑墙报、从事义务劳动、参加戏剧和音乐会——以培养自己的社会积极性和领导才能。瓦西里·罗马什金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省的农家,他回顾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习和少先队活动,还记得当时对公共活动的重视:

什么是“苏维埃人”呢?它意味着,遵循我们在学校和少先队中所学的,热爱苏维埃祖国,努力工作,树立好榜样。我把这些牢记在心。第三学年[ 1924年]时,我已是学校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成为学校法庭的主席、学校审判中的公诉人、学校工会的副主席。我是一名积极的少先队员,通过少先队懂得了自己对学校和国家的爱,应超过对自己家人的爱。我喜欢我们村校的班主任,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

并非所有的少先队员都像罗马什金一样投入。对许多儿童来说,少先队活动其实只是一种游戏。依达·斯拉温娜是一位著名苏维埃法学家的女儿,她回忆幼时在列宁格勒公寓街区组织自己的俱乐部:

我喜欢看儿童杂志《莫济尔卡》(Murzilka),其封面上的口号是:“妈妈!爸爸!我们将推翻你们的权威!”这杂志呼吁儿童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汇集大家的玩具,把大家组织成像少先队一样的俱乐部。我是我们这一层楼孩子里的头儿,我会大声朗读杂志上的文章,向俱乐部成员解说其中的道理。大楼管理部门让我们借用地下室来聚会,我们在地下室的墙上贴满革命英雄的照片,并在那里寄存所有的玩具。

其他少先队员对政治活动更感兴趣。他们受到长辈的鼓励,模仿成年共产党人的行止,扮演官僚和警察的角色。这些早熟的积极分子,携带公文包前来出席“行政会议”,以党的口号发言,做正规的记录,并谴责涉嫌怀有反动思想的老师,甚至还有人在街上充当举报人,协助警方追捕“间谍”和“敌人”。

到15岁,苏维埃儿童从少先队升至共青团,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够格。1925年,共青团有100万成员——约占共青团员合格年龄的4%(从15岁到23岁)——仅是少先队成员相应比率的五分之一。(64)加入共青团是加入共产党的前奏,很多工作职位和大学课程只对共青团员开放,或优先择取共青团员。尼娜·维什尼亚克娃记得,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头等大事”:

迄今[她写于1990年],我还记得共青团员手册中的每一句话——它激起我的万千思绪。我记得,我突然变成肩负重任的成年人……与加入之前相比,我似乎一下子变得能干许多。加入苏维埃的精英行列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直是我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即将成真。

诗人叶夫·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律师家庭,1930年从少先队升入共青团。他参加申请入团的会议时迟到了,受到团书记的责备,指责他“显然不够成熟,尚不符合加入共青团的要求,申请加入只是想追求政治前途”。多尔马托夫斯基告诉父亲此事,他的满不在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父亲警告说:“他们都在看你,你必须证明,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下一次会议中,一名女孩追问多尔马托夫斯基,他是否“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自己的生命”。

加入共青团,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命令、规则、伦理。共青团员对革命的忠诚,应该高于对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轻的共产党人,要像党员一样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都是年轻的积极分子,志愿为党工作,在反对腐败和滥权的斗争中,随时准备充当间谍和举报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样的任务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革命和内战的理想,深深打动了苏维埃青年,所推崇的就是这样的行动和活力。许多年轻人加入共青团,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身为积极分子,亟想有所作为,却没有施展抱负的其他渠道。共青团员被要求在家长和教师中揭发“阶级敌人”,作为锻炼,还在学校和大学里参与对“反革命分子”的模拟审判。

他们出生太晚(在1905年至1915年之间),没受到旧社会价值观的熏染;又太年轻,没参与血腥的内战。这些青年积极分子,对革命的“英雄时期”抱有极为浪漫的憧憬。罗马什金回忆:“我们渴望与父兄辈的革命家挂上钩,认同他们的斗争。我们穿得像他们一样,一身军服,模仿农村男孩从红军那里学来的军人口语。”

积极分子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文化,他们从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的贫瘠中,对刻苦节俭并不陌生。他们更以禁欲主义的激进,杜绝所有个人(“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快乐,以免革命斗争受损。有的自组公社,聚集大家的钱和财产,以“消灭个人主义”。他们在道德品质上也是绝对主义者,奋力挣脱古老的习俗。

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共青团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在斯大林政权中发挥重大作用。敖德萨地区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与朋友们组成俱乐部,他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主导精神:“人人都是纯真的,如有需要,时刻准备以生命捍卫共产主义。如有炫耀或抱怨,会被冠以‘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最具侮辱性的标签之一,比它更糟的仅有‘自私自利者’。”

在这圈子里,大家都愿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譬如有报道称,某契卡(政治警察)为了革命需要而没收父亲的五金店,没有一人会为此感到震惊。大家都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是可耻的,应予以消灭。正如巴伊塔尔斯基所说的,革命需要我们为明天的美好生活牺牲今天的欢乐:

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未来。能够亲自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甘愿承担其中的全部责任,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做任何事,即便是很普通的,也会坚强无比。这好比在等待一列火车,把我们带去别处,投入辉煌的事业。我们愉快地竖起耳朵,寻觅远方火车的汽笛声……

说明:本文节选自[英]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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