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冲突一周年：走访夹亚洲强国间拉达克牧民

在中印有争议的拉达克（Ladakh）边境地区，纳旺·多杰（Nawang Dorjay）在黑顶山（Black Top）待了数个月，为印度军队来回运送补给。

这位62岁的退役老兵在默拉克村（Merak）经营一家小便利店。当他带着弹药和其他必需品在山峦间行进时，他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去年，两国军队之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多杰和其他数百名来自附近村庄的人们一起被征募入伍。

“我们离中国人很近，我们觉得他们可能会把我们当成目标，”他表示。

一年前，印度和中国互相指责对方侵入拉达克的领土。事实上，自1962年的战争以来，这条长约3440公里的边境线大部分都没有划定，两国对各自边界常有不同的看法。

印度媒体声称，中国军队在印度视为其领土的几公里范围内搭起帐篷、挖战壕、搬运重型设备后，双方开始对峙。

印军称未意识到中国的突然之举，于是向拉达克加派了数万名士兵和更多的武器。6月，在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发生的一场暴力冲突导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中国后来表示，在冲突中有四名本国士兵遇难。

自那以后，人们很少有机会来到这里，直到今年1月旅行者才重新获准进入。BBC是为数不多能够抵达默拉克这样的村庄的媒体。该村有大约350人，其中很多人都是游牧民。尽管如此，这里的生活还是和以前大同小异，穿着传统服装的妇女照料着牦牛和帕什米纳山羊，村子似乎没有受到太多新冠疫情的影响。

不过，到处都有东西暗示着人们明信片上的风景背后的潜在风险：军车运送着物资，士兵频繁沿着新铺设的单车道前往边防前线。过去几十年来，印度和中国之间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给这里蒙上了阴影。

“之前的冬天，我们这里和附近楚舒勒（Chushul）地区的人都会赶着牦牛和山羊到另一边的山上放牧，”多杰说。“但这些年来，中国人逐渐占领了印度领土，放牧的地方也减少了。”

去年边境冲突的影响，也传播到了离这块荒凉土地很远的地方。

“过去一年的边境对峙深刻改变了印中双边关系，”曾在印度军队担任上校的军事专家阿贾·舒克拉（Ajai Shukla）说。“中国人这次把1959年曾经提出的边界主张摆上了桌面。如果接受的话，印度将失去一大块领土。”

舒克拉和其他几位专家表示，中国进军拉达克东部意味着印度声称拥有的数百平方公里领土实际上变成了中国领土。

经过几轮会谈，两军于今年2月同意从班公错（班公湖）周边的山区撤军，但中国并未表现出从拉达克其他新占领地区撤出的意向，包括温泉地带（Hot Springs）、高格拉哨所（Gogra Post）和德普桑（Depsang）平原。

中国已经控制了拉达克以东更远的阿克赛钦高原，印度声称拥有该地区的主权。该地区对北京来说具有战略重要性，因为它将新疆与西藏西部连接起来。北京一直表示，是新德里在拉达克的挑衅行为导致了目前的对峙。

中国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的周波大校对BBC说：“从中国的角度看，印度士兵一直在拉达克的加勒万河谷修建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从中方来看这是在中国的领土上。”

“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坚持以传统习惯线作为中印边界，而印度则坚持1962年战争前的实控线，”他说。“但（双方）对实控线的位置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说回山区，持续的紧张局势给班公错地区的村民带来了麻烦，尤其是在德里同意从部分地区撤军之后。

“印度军队不允许游牧民把牲畜带到山上的传统冬季牧场，”代表边境村庄楚舒勒（Chushul）的独立议员孔乔克·斯坦津（Konchok Stanzin）表示。

斯坦津说，这些牲畜需要被带到黑顶山和古隆山（Gurung Hill）周围的地点过冬放牧。

“当游牧民在山上为牲畜搭建帐篷和围栏时，就创造了一个地标。在边界谈判中，这些地标非常重要。如果阻止游牧民去他们传统的放牧地，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对我们不利，”他说。

今年4月，印度军方回应斯坦津，实际控制线尚未划定，导致了“民众对控制线的不正确理解”。

军方还表示，由于“拉达克东部目前的行动状况，已建议放牧者限制他们的牲畜流动”。

印度正忙于应对毁灭性的第二波新冠疫情，边境对峙已不再是媒体热点，但专家警告说，该问题可能会重新困扰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

莫迪去年春天称“没有入侵”的最初回应令印度国防专家感到沮丧。舒克拉表示，自那以后，情况没有多大进展。

“印度的政治领导层正假装没有领土被中国占领，”他称。“政府想掩盖自己的失败。但如果我们也假装没有失去任何领土，我们如何能把它要回来呢?”

就德里而言，它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军事强国，也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没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和投资，许多印度企业将举步维艰。

在疫情肆虐之际，印度正拼命从中国企业家那里进口急救的医疗设备和医用氧气设备。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呼吁两国走出目前对峙局面，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原因。

“我相信这不是我们双边关系的分水岭，但它应该是一个转折点，让我们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加强建立信任的措施，”周波大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