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儿童的背后 是一场经济与犯罪的博弈

当下，儿童拐卖犯罪依旧呈现高发态势，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成因。

譬如收养制度的欠完善与高门槛，拐卖儿童的“暴利”，都在无形中壮大了儿童拐卖的市场。

真正斩断这背后所隐藏的利益链条，才是降低儿童拐卖犯罪的根本之道。

孩子回家的路，他找了24年

一个人、一辆摩托、一面寻子旗帜，这是电影《失孤》的原型——郭刚堂寻子的故事。

为了这次久别重逢，郭刚堂已经苦苦寻找了24年，他曾找遍大陆除新疆、西藏外的几乎所有省市，一路风餐露宿，不辞辛苦地跨越50万公里，跑坏了10辆摩托车。

电影《失孤》主角雷泽宽的遗憾，在现实世界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一个家庭团圆的背后，还有无数个被拐卖的孩子跟父母失散。

国内最大的寻子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到今天已经成立了14年。目前，上面有33000多个失踪孩子的详细资料。

而公益网站上失踪的30000多个孩子，在这14年里，成功找回来的只有3778人，十分之一。

多数孩子在被拐卖时不足十岁，而重新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已经是几十年后了。

对每个丢失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不见了，仅仅是他们厄运的开始。

走向离婚，或者弄丢孩子的一方陷入深深的自责，搭上自己的剩余青春去拼命寻找，往往是这类事件的结局。

为什么有这么多拐卖事件频频发生，其实是背后的灰色产业链在驱动。

谁参与了拐卖这门“生意”？

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拐卖事件，就会发现这门“生意”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对“孩子”有需求者，构成了市场的买方。

目前市场需求大致有两种：

第一种是不孕不育者，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左右，不孕不育者约有5000万人，这是一个潜在市场。

而第二种是受制于传统观念导致，“养儿防老”、“香火传承”这些封建思想使部分夫妻成为拐卖儿童的“买方”，他们也往往缺乏法律意识。

这些“买方”，往往不具备收养儿童的资格。根据我国《收养法》规定，办理收养登记的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30周岁；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年龄应该相差40周岁以上；收养人只能收养1名子女。

所以，在收养制度的高门槛下，总有夫妻无法通过收养来满足想要孩子的“需求”。于是一部分人“铤而走险”，选择“购买”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道德的底线。

2.大量的儿童，警惕性低，很容易拐卖。

《失孤》原型郭振堂的儿子郭新振，就是被两名人贩子在旅游期间，顺手把在家门口独自玩耍的郭新振抱走，随后贩卖。

国内也有过街头实验，实验人员随机选取了幼儿园、小学、超市、火车站、公园五个地点，通过问路、谎称是家长朋友、以玩具或零食吸引等方式进行模拟测试。测试了50名3~10岁的儿童，结果有42名孩子被“拐走”！

3. 成本远低于售价，暴利驱动。

卖掉一个孩子的收益，大概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

后面还有一条黑色产业链，包括伪造出生证明、上户口等等，都要再花好几万。

而据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

相比平均收入水平，一次拐卖儿童所获得的数万元，可谓“暴利”！

打击要从源头入手

在庞大的市场需求面前，极其容易到手的“商品”，以及关键的高额回报，驱动着拐卖儿童的这门“生意”存在。

而一个孩子的丢失，对一个家庭来讲却是毁灭性的打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不应该只是宣传的口号。

拐卖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严厉的刑罚并不能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

治理拐卖儿童犯罪，除了对拐卖者重拳出击外，还应对孩子加强社会常识的教育，建立儿童失踪反应机制，对收买者也给予严厉打击。

真正斩断这背后所隐藏的利益链条，才是降低儿童拐卖犯罪的根本之道。

最后，用马克思这段话作为结尾：

当利润达到10%，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