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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媒体和政客说澳洲陷入新冠危机 是真的?

本文转载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美国第40任总统)曾说过,英语中最恐怖的九个字是:“我是公务员,我来帮您”。

里根在担任美国总统前曾是名演员。眼下,澳大利亚两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因为新冠疫情而封城,里根的话听起来一定很贴切。

如今,有些警察在悉尼的街道上,有的甚至骑在马背上,他们有权处罚寻求自身利益的人民。这场卫生紧急状况成了警力镇压。

不仅如此,在悉尼西南部地区,居民抱怨说自己遭到上门检查,还被区别对待。上周,费尔菲尔德(Fairfield City)市议员黎黛(Dai Le,音)对ABC电视(ABC TV)新闻实事讨论节目The Drum表示,她所代表的社区居民认为,悉尼其他区的民众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觉得自己像是二等公民。

这就是“危机”状态中的现象:恐惧助长了更多恐惧,焦虑在压力上堆叠,每个人都变得可疑,还有人受到诋毁。

没错,是有人无意或有意地破坏了限制规定。但我们很难说是悉尼人行事鲁莽、藐视限制措施,威胁了每个人的健康。相反,我看到绝大多数的人遵守规定,他们没有任何过失,却要承受巨大压力。

悉尼每天都有几万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有些人排队等候的时间就长达几个小时。大家都呆在家,道路没那么拥堵了,店铺里也几乎空荡。大家与朋友和家人无法相见,许多人不能去上班,有些人的企业已经破产。但大多数人都带着非凡的风度和幽默感承受这一切,为公共利益而尽心尽力。

失去自由的几百万人可能永远都不会感染新冠,但他们中的多数都没有抱怨。(别忘了澳大利亚2500万人口中,共有不到3.2万人感染了新冠)。

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社会最美好的那一面,而不是最丑恶的那一面。

当局用惊悚的电视广告传递关于新冠疾病的公共卫生信息

换个角度思考

悉尼人被告知这是“最可怕的时刻”——一些人鼓吹我们不能和这场疫情并存,新冠病毒让我们死路一条,有些人感觉自己被困在某种疫苗的“饥饿游戏”中。

哪怕在最糟糕的状况中,这都不属实。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约为2%,它令失去至亲的家庭心碎不已,但感染新冠并非被自动“宣判死刑”。

我们与世界隔绝,沉醉在成功抗疫的美梦之中,却不知何为危机。印度尼西亚正陷入危机,每天录得五万多个确诊病例。

总体来说,悉尼每天只有不到100个新增病例,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已被隔离。相比之下,悉尼面临的并不算是一场危机。我们有世界级的卫生系统为不幸入院的人提供治疗,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却没有。

如果澳大利亚出现新冠危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企业备受打击,或人们无法维持生计。

卫生紧急状态变成了警察的镇压行动,出动骑警在悉尼街道上巡逻。(ABC News: Tim Swanston)

态度和反应要合理

在这个新闻24小时7天不间断播送的时代,按照全球应对小范围疫情的标准,合理的卫生措施反而被淹没在了令人窒息的夸夸其谈中——分量再重的形容词都显得苍白,每一刻的形势都必须比上个钟头严峻。

但这并非科学的表述。

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evy)在其著作《疯狂时代的病毒》(The Virus in the Age of Madness)中写道,”不仅仅是新冠疫情,恐惧的流行病已降临这个世界。

他警示“新闻频道和社交网络加剧的集体恐慌”是危险的,并认为我们被“强行驱赶”到了“别无其它却随处都是新闻的平行宇宙,我们在这种驱使下非常疯狂”。

我们选择忽视或贬低抗疫工作的成功,例如迅速研发疫苗从而及时击退新冠病毒。

我们忘了澳大利亚的表现是多么令人瞩目。依靠良好的管控、一点好运气、负责任的政府以及普通澳大利亚人的巨大承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从肆虐全球的疫情中化险为夷。

我们都意识到,澳大利亚需要在疫苗接种推广方面做得更好。同时,酒店隔离出过问题,政府也会时不时地宣布一些迟钝又不太一致的消息。

但是,我们是一个富裕而遥远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却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座城市,不和任何国家接壤。我们应感到庆幸。

真正的危机在别处

我们从最严重的疫情中解脱,度过了没有新冠的几个月,司空见惯地把每一次小规模的爆发都视为迫在眉睫的灾难。一些声音会让你觉得除非没有人生病、住院,或但愿无人死亡,否则我们无法放松丝毫的防备。

这不是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每天都和风险、噩运、疾病甚至死亡共处。

对新冠疫情的关注转移了我们对其他风险的注意力。

每年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新冠病毒的致死人数(Reuters: Thomas Peter)

《全球空气状况报告》(The Status of Global Air Report)显示,去年有600多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至少比新冠疫情的遇难者多200万人。每年约有900万人死于饥饿或与饥饿相关的疾病。

当新冠疫情结束,空气污染和饥饿却还在,贫困、战争和暴政的问题亦将持续。

澳大利亚去年的住院人次为1100万。即便我们去年经历了新冠疫情的爆发,住院人数却依然比前一年有所下降。

每年,至少1000名澳大利亚人死于交通事故。

约五万人死于癌症,约两万人死于心脏病。

去年有700人死于流感,而不幸的是,每年约3000人自杀身亡。

关键在于自由与管控的结合

您可能在想,我们该如何战胜疫情?但其实我们做到了,不仅如此,我们总体而言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何解?原因在于人民,人民构成了社会。

政府在必要时提供服务,制订秩序。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信任是民主社会中一种神奇的组成部分——对人民的信任。

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乌托邦愿景不同,在民主国家,人民不是要当一张白纸,由政府在上面书写规则,主宰我们的命运。但是,新冠疫情是对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一场考验。这场疫情凸显了民主在全球的倒退,以及民粹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崛起。

罗马尼亚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蒂斯马纳努(Vladimir Tismaneanu)曾经历过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的残暴统治。他警告说,我们愈发接近一个“全面控制与难免异化的时代”。

在像巴西或印度这样由民粹主义强人统治的国家,抗疫形势并不乐观。新冠暴露出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任时的弱点和失败,对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来说也是如此。

全球民主退却,民粹主义和独裁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发生了这场疫情。(Reuters: Leah Millis)

将自由和政府管控结合地恰到好处是战胜新冠疫情的关键。这是一场针对新冠病毒的持久战,它的变异又形成了新的挑战。

政府下令采取封城和隔离的极端措施来抗击新冠病毒,这提醒着我们蒂斯马纳努口中“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脆弱”。

民主制度是政府和人民的伙伴关系。正是这种伙伴关系将带领我们走出新冠,前提是我们不破坏这种契约的形成。

媒体或政客煽动恐惧,抛出危机或战争等字眼,却没有描述真正的危机或战争究竟如何。脱离这些,我们仍旧可以战胜疫情。

罗纳德·里根说的那句话中,只说对了一部分:有时政府是来帮助大家的。我们需要政府促进疫苗接种,提供健康保险,为损失惨重的人提供经济补助。

有时,我们甚至需要政府告诉我们什么对自己有益,甚至偶尔需要政府保护我们,免于被自己的愚蠢伤害。但我们不需要政府把人民当作傻子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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