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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罕见暴雨:我们的城市该如何应对灾害?

7月28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南最新灾情,截至28日12时,此轮强降雨造成全省150个县( 市、区)1602个乡镇1366.43万人受灾,因灾遇难73人,直接经济损失885.34亿元。而根据郑州方 面的统计,郑州市已超过51人遇难,其中地铁5号线有14人遇难,京广隧道发现了6名遇难者。

人类的防灾减灾知识并不是先天具备的,大部分经验都来自于自己或者他人受灾的过程。当我们向郑州提问时,也是在向每一个城市提问。

记者|张从志

7月28日,距离“7·20”郑州暴雨已经超过一周,虽然郑州市内的积水大部分退却,但在周边的部分乡村,以及新乡的卫辉、辉县、还有鹤壁市,洪水仍未消退,救援仍在进行当中。雪上加霜的是,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受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北上影响,河南东部将迎来新一轮降水。

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一些人用了“千年一遇”来形容,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他们联想到了1975年发生在河南驻马店的“75·8”特大洪水,那次总体的降雨量比这次还高——短短四十多年就发生了两次,能说是“千年一遇”吗?在暴雨落下后不久,关于此的争论就在学术和公众的层面都已经展开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承认这次暴雨的极端性和在预测上的难度。

救援队在新乡的马坊村组织村民撤离(张雷 摄)

气象部门的统计显示,从17日20时到20日20时,郑州3天的累计降雨量达617.1毫米,而郑州常年平均全年降雨量为640.8毫米,这就相当于这3天下了以往一年的量。最恐怖的一个小时发生20日16时到17时,在这一个小时内,郑州的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01.9毫米,突破了大陆的历史极值。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与应用前沿研究院院长罗京佳教授则告诉我,暴雨的形成机制是非常复杂的,会受到诸如地形、台风、梅雨锋面、夏季雷暴等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而且还有一些微小的物理过程影响,加之各种小尺度、中尺度、大尺度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暴雨进行准点准时预报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7月26日,卫辉市民在部队与民间救援队的帮助下撤离城区(张雷 摄)

那么,从1975年的驻马店,到这次的郑州、新乡,还有2012年的北京"7·21"大雨,为什么这些极端的降雨天气会发生在这些城市?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的副总工程师李勇向我做了一番解释:这些城市基本都处于我国地形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交接过渡地带,而且在西侧都有弧形山脉环绕。北京是燕山和西山,郑州、新乡一带则是太行山、伏牛山等,当来自海洋的水汽推进至此,受地形阻挡抬升,就会形成降雨,一旦天气系统在此停滞不前,就有可能造成连续的强降雨。

李勇在郑州金水区的家中这次也遭了灾,因为小区地库被淹,他开了六年多的小车只能报废。李勇从1984年参加工作以来,已经研究黄河37年。他用自己这几十年来的思考和观察向我解释了以下问题:黄河与郑州等城市的防洪是什么关系?千百年来,黄河的存在到底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城市的建设发展又有哪些影响?尽管黄河的防洪形势相比以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扭转,黄河在这次的存在感也并不强,但在郑州这样的黄河下游城市中,黄河的意义和影响依然是深远的。

7月22日,郑州暴雨过后,市区多个小区被淹没(ICphoto 供图)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长期以来,这一地区干旱缺水的现实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它在7月20日的郑州暴雨中也表现了出来——很多亲历者在接受采访时都有这样的困惑:郑州不是一直干旱缺水吗?谁能想到下场雨会淹死这么多人呢?

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仅体现在平时的防汛抗旱工作中,也渗透到了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里。 与南方城市“填湖造陆”相比,华北平原的城市这些年热衷于“挖沟挖湖”,郑州也不例外,在郑东新区,这些年就不断有新的人工湖被开挖出来。这种做法有利有弊。因为平原地区的地势平坦,坡降小,水不容易排走,所以挖沟挖湖本是有利于排洪排涝的,但就怕城市建设中形成了惯性思维,过度依赖这些人工挖建的大沟大渠,甚至去破坏原有的自然水系。对这一点,不少专家都提出警告说,为了挖大沟大湖而去破坏原有的水系,加上其规划又不合理,则非但起不到排洪的作用,反而会加重洪涝。

7月23日,中国安能救援队队员在郑州京广南路隧道口展开清理工作 (ICphoto 供图)

“脆弱性”,是我们在这期封面的关键词之一。 我们既讨论了在面对洪涝灾害时,郑州这种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暴露出的“脆弱性”,也呈现了在大城市之外、更加广阔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所具有的“脆弱性”——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脆弱。

于城市而言,问题在于城市的体量实在是太大了,各个子系统日益庞杂,彼此牵连,互相依赖,一个系统的崩溃很可能引起整个城市的连锁反应。 这 次暴雨过后,郑州大面积断电断网的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警醒——我们的城市也许不是越来越强大了,而是变得更加脆弱。尤其是当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生命线”的工程,比如供电、供水、通信、燃气、供热等受到威胁时,一个超级城市很可能迅速陷入瘫痪。

在城市中,还有一些空间本身就蕴含了很高的风险,比如城市的地下空间,这次出事的地铁五号线、京广隧道还有各种商场、地下广场都属于这种空间。这些空间内一旦发生洪水,危害就会成倍增加。所以规划和建设当中,决策和管理者头脑里得有一根防洪的弦。

7月21日,郑州市遭受强降雨天气,市区道路、小区、涵洞、地铁全部被洪水淹没。图为堆积在京广隧道口 的汽车( ICphoto 供图)

于农村而言,他们既没有建设高标准防洪设施的能力,也缺乏足够的灾后自救能力——所以决口、溃坝往往首先发生在这些地方。 更核心的问题或许是,从整个流域的视角来看,有些地方在有些时候注定是要被牺牲的,当我们需要保卫人口和经济密度更高的城市的时候,农村往往就是那个牺牲对象。然而,这种牺牲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更需要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我们前线的记者到河南后去探访了多地的村庄。7月23日一早,文字记者李秀莉和摄影记者张雷就克服种种困难赶到了新乡。新乡的受灾相对郑州要滞后一些,是从7月22日雨带北移以后开始大面积被淹的,尤以北部的辉县、卫辉、牧野区为重。这些地方有两条主要河流流经,即卫河和共产主义渠,建国后,当地在它们的上游、太行山麓修建了不少水库。这些水库在当时承担了重要的蓄水灌溉功能,但几十年过去后,这些水库的泄洪也加重了沿线的受灾情况。当地一些村子人口众多,而泄洪导致水位上升速度非常快,人员和财产来不及转移疏散,于是,有些村子动辄上千人被困,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

7月23日,新乡马坊村等待救援的受灾群众(张雷 摄)

记者吴淑斌也在7月23日这天进入了巩义市,结束在市区的采访后,又去了多个受灾严重的小镇和村庄。巩义已经处于黄土高原的东端,山地之间有纵横的沟壑,当地一些农村家庭仍有在山上住窑洞的习惯。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对这些窑洞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不过,更多的人已经搬到了山下,在靠近河流的地方盖起了房子,他们受的影响则更大。

在巩义市受灾最严重的米河镇,村庄大都分散在汜水河两岸。暴雨之后,米河镇与外界的通道只剩下了一条可供单车同行的公路,全镇23座大小桥梁中有19座桥梁发生了坍塌,导致村庄之间的联系几乎被切断,各个村子成为一个个小的“孤岛”,救援力量一时难以抵达。同样被中断的还有水、电和通信。这时候,哪座孤岛能先得到援救,主要取决于谁能先被看见。一些村庄在20号当天下午就在网上发出了求助信息,所以第二天就有救援队赶到了当地。

灾后内涝严重的新乡市区(张雷 摄)

救援,是所有的人类措施未能避免灾害形成后我们不得不开展的行动。 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历了多次大灾大难,有非典和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传染性疾病,有汶川、雅安这样的大地震,还有大大小小的洪水、火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在这些大型救援中,除了过往我们所依靠的“国家队”,近二十年来,民间救援力量的兴起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在这次河南暴雨中,民间救援队作用不可小觑。尤其是在断电断网的城市和乡镇当中,从上至下的救援指挥体系一开始难以正常运转,人们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求助信息,一支支分散的救援队通过各种办法进入现场开展救援,这种点对点的救援在这次暴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记得7月20日那天,在郑州的暴雨引发全国关注后,当天晚上,我就被拉入了好几个微信群内,眼看着群的规模加速扩大,群成员开始活跃起来。不同的微信群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有的关注救援信息的整理收集,有的关注资源的对接,大家确立好分工后就可以行动起来。在线下,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团体的救援队很快就调派好了人手和装备,并找到了前往郑州等地的通道,最快的救援队在20号当晚就赶到了受灾地区。

当然,洪水救援有其特殊性,救援过程中面临的场景和环境是复杂多变的,而且水下暗藏各种看不见的危险,所以,专业性仍然是第一位的。 比如对医院的救援,就不是单纯的转移群众那么简单。这次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等医院的大规模病人转移行动,在日后应该都能成为可供研究者分析的经典案例。

南樊村很大,人员分散,救援队员进村后需要吹哨寻找受困者(张雷 摄)

关于这次暴雨的种种分析,本来不应该是现在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洪水管理与影响评价研究部主任李娜,在过去这些年中的一个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洪水风险图的编制。

洪水风险图,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城市中的气象、水文、地形、工程、历史灾害、等数据综合到一起,来分析这个城市什么时间,有可能发生什么规模的洪水,会淹到哪些地方,淹多深,影响范围有多大,可能持续多长时间,以此来扫描整个城市面临的洪水风险,最后将其绘制成一张完整的风险图,供城市管理者决策使用。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2013年-2015年间,国家拿出了13亿元,做了一张覆盖了约5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洪水风险图,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防洪保护区、蓄滞洪区,还有几十座重点城市,200条中小河流。但李娜说,原来的规划是要做110万平方公里,最后只完成了不到一半,这项工作就搁置下来。而在现实中,这些做了洪水风险分析图的城市是不是会运用它,李娜却觉得不太乐观。

两位女性和两名儿童站在家门口等待救援(张雷 摄)

规划很理想,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万艳华也常遇到这样的困惑,他做了多年的城市防灾规划研究,他认为,一个城市,必须要有自己的容灾能力和容灾机制。“不仅是防洪方面,比如城市的消防站配置,在很多城市都是不足的状态。这些对一个城市来说虽然不创造产值,但它却可能给一个城市带来巨大灾难。”

当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之中,我们的生活看似可以完全独立,不再需要彼此,但这场暴雨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这种想象。在一个气候变化加剧、灾害频发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关心那些具体的人的命运,也需要关心我们的城市到底是如何应对灾害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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