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重要性 整顿教培行业：韩国的前车之鉴

如果你想一窥教育在韩国社会的重要性，那你必须在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去首尔东南部的大峙洞转转。这里被视为韩国补习圣地，短短的几条街道上就有成百上千家各类学科的补习机构。夜色已深，家长们在车队中等待他们的孩子。

7月底，中国祭出重拳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北京希望借此促进教育公平和缓解中产阶级的经济压力。

第一个“hagwon”是一所传教士学校

很少有人知道，韩国几十年来也一直在努力规范教培行业，而且该国的教培行业相比之下更加极端。根据韩国统计局2019年的数据，该国近四分之三的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韩国人对孩子的平均私人教育支出位居亚洲首位。

“Hagwon”是韩国人对补习班的称呼。第一所现代“Hagwon”是由美国传教士阿彭泽尔（Henry Appenzeller）于1885年创办的一所男校，主要用于间接传播当时官方禁止的基督教。而那个时候的韩国人已经在利用这个课外机构学习英语。

截至2020年，韩国有73865所课外补习机构，其中约一半在首尔。它们的广告无处不在，尤其在建筑物外墙上，成为这座城市中不可忽视的元素。它们也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例如在首尔的繁华地带江南区。许多韩国父母希望住在最好的教育机构附近，以使他们的孩子有较好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毕竟，韩国人认为，只有考上“SKY”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才能前程似锦。

辅导禁令于2000年解除

1980年，韩国总统全斗焕——1987年该国首次民主选举前的最后一位独裁统治者——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禁止了所有的课外私人教培机构。当时，他的意图与中国政府如今的目的相似：使弱势阶层获得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毕竟这是该国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这一措施受到了部分民众的欢迎。平等社会的理念在韩国的道德价值体系中根深蒂固。这点尤其表现在强制性的校服政策上——通过统一服饰弱化阶级差异。不少韩国人反对富人通过昂贵的家教为孩子“购买”更好的教育。然而，也有人认为，他们为后代提供更好机会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这项禁令在维持了将近10年后第一次被放宽：韩国政府开始允许大学生担任家庭教师，还为一些教育机构颁发了许可证。但是，私人辅导班依旧违法：在20世纪90年代，突击检查仍然很普遍，被发现违规的教师被处罚款。不少想通过教英语而非法赚取外快的背包游客也被驱逐出境。有几名私人补习老师甚至遭受牢狱之灾。

富人钻漏洞

然而，韩国政府的战略最终全盘失败。因为韩国的富人阶层总能找到漏洞来规避法律。“没有东西可以阻拦韩国人对其孩子教育”，现居美国的“问一个韩国人（Ask a Korean）”博客的博主“T.K. ”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写道：“新法律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抬高了私人补习的价格。”他坦言，自己的父亲也曾受益于此。白天是高中教师的父亲曾通过晚上非法家教的收入为自己购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

美国英语教师拉蒂格（Casey Lartigue）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中回忆了他于20世纪90年代在韩国私人授课的经历：“我清楚，每次在接过学生父母装有现金的信封作为报酬时，自己都面临着风险。”

1998年，首尔国立大学的校长在为自己的女儿安排非法家教后也不得不引咎辞职。2000年，韩国宪法法院彻底废除了校外补习禁令，理由是该禁令“侵犯了公民教育其子女的基本权利”。

坚持改革不懈尝试

但韩国教培行业的问题从未消失。一些严格的规定仍然适用。例如，禁止对私人辅导收取“过高的费用”，但却为明确规定何为“过高”。大约十年前，李明博领导的保守派政府得以落实：私人补习班只能开到晚上十点，以确保孩子有充足的睡眠。

而现任左派总统文在寅也反对精英学校，尤其是独家辅导机构：对每个孩子每月收费超过相当于700欧元的机构，一经发现将被关闭。

尽管如此，韩国也意识到，不能仅靠禁令来解决问题。韩国父母的教育支出依旧很高。由于沉重的经济负担，该国出生率持续低迷，许多年幼的孩子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压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已经暂时满足了许多压力山大的学生的心愿：补习班关门。至少暂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