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大改革 公平正义须是社会新共识才有动力

本文转载自多维新闻，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借《港区国安法》颁布一周年活动的机会，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来最详尽的说明和要求。《香港01》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号召香港实施改革，香港社会若转换一下思维去解读，相信会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任何一个社会要建立共识，绝对无法靠投票做到。经验告诉我们，选举大多时候制造分裂，人多欺负人少，在多元及碎片化社会中，这种低级数学简直让人发笑。但现代社会却被肤浅的政治学劫持，不断由民主走向民粹，由集体走向个体，由团结走向撕裂，然而，不少人依然以为选举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水抱，看不见它还可以制造问题，产生伤害。香港必须建立更科学与现实的民主认识，不能走上撕裂这条路，民主必须建立在全新的社会共识上，坚持社会整体利益之所在，不要再在人多人少之间争吵，也不能够通过选举将分歧粗暴地埋藏在沙堆中。香港要以培育社会最大公约数为目标，走出意识形态的死胡同，这才是发展民主的真正途径。

历史上香港是一个跟随型社会，高度认同西方文明，以为向西方学习民主是唯一路径，但却无法解释一些香港人曾经感到骄傲的繁荣香港是没有选举和政治自由的殖民地。香港人一直是港英政府的顺民，殖民地的强势领导让大家习惯了过客的身份，不愿意提出过多要求，自然就难以建立主人翁心态，不知不觉间失去了主体性，遇事就移民，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心理逐渐成为主流。由于受到民粹政治影响，近年崛起的本土意识是一种虚妄的本土，是无根的，建基于仇恨和撕裂的本土意识。或许大家对回归之后的“港人治港”实在陌生，以公务员为主的政治精英无法为社会引领方向，结果是将民粹视作民主，既走不上更高的政治台阶，还将原来的稳定局面破坏掉。

民生是民主应有之义

民粹的民主认识就是将政治聚焦在选举上，对治理完全缺乏注意，更忽略了民主的真正意义是为社会建立公平正义，解决社会的矛盾，特别是处理利益分配，而这才是对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尊重。现实中，民主只是口号，什么人都可以大声疾呼，选举变成权力争夺的手段，争夺的目标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专业政客的美丽说辞让弱势群体相信选举之后权益会得到保障，但幻想从来没有实现。投机的政客到最后甚至将权力争夺升级到主权层级，毫不吝啬地玩弄“一国两制”，用“港人治港”来做赌注。

过去几年的经验提示我们，中央政府的宽容绝对不是懦弱，国家更不会像一群傻瓜想像那样“支爆”。争取西方制裁中国纯粹是愚蠢作为，但不能否认，还有不少人呼喊“不割席”，意识不到“与年轻人同行”不等同盲目支持年轻人的任何作为，更不是迂腐地认为年轻人可爱，所以做不出伤天害理之事。必须承认，香港人沉迷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时间太长，过多幻想民主的浪漫，看不透民主是要提升社会治理，它不是宗教，脱离不了市民的生活。将民主与民生结合才是社会应有的共识，将民主作为口号，甚至作为与内地斗争的工具，绝对难以成功。

团结众多人，解决社会各个阶层生活困难才是民主，是共同商议、建立最大公约数、坚持整体利益和对所有群体都公平的民主。各说各话你争我夺不是民主，持续激发冲突不是民主，维持既得利益结构不是民主，暴力不是民主，网上散播谎言、起底、污蔑不同政见者不是民主。要将民主建设好，各个群体之间必须相互尊重，以社会建立共同价值为依归，而不是声大夹恶。就算是两百万人示威亦不能违法，更不能凭此将暴力合理化。“暴政”与否不是靠大声就成为事实，“死人”更不是靠人多裁定，更何况网络虚拟世界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做民主判官。民主社会必然是法治的，民主所指的人是活生生的，是养妻活儿、照顾年老父母、为更美好明天辛勤工作的人，这样的民主才是科学与理性的，他们打造的社会必然是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

香港社会存在极大的不公平，必须改革，但它为什么长时期存在却依然无法解决？大家必须承认，不只是政府官员怠政懒政，公民社会同样将焦点放在错误的议题上，毫不认识社会面对的挑战，缺乏共同的价值追求，为这种不公平性提供了土壤。2019年的骚乱是因为社会不公还是修订逃犯条例，甚至是港独、揽抄、黄色经济圈？冲突是实实在在的，但诉求却是支离破碎，直至今天，没有人能够总结骚乱的根源，而找不到精准的根源，解决方法必然也不完美。一些人坚持这是年轻人无聊躁动，被激进抗争政客和外国势力利用，部分人认为是警察暴力执法引起，还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共压迫所致，更有人认为香港就是不属于中国，应该独立。当然还是有人认为社会长时期存在不公，积累了大量怨气与怒气，一触即发，任何议题都可能点燃这个火药库，逃犯条例修订刚好扮演了这个角色。

摒弃原教旨资本主义认知

没有一次社会冲突不是源于多种原因，既有远因亦有近因，还存在偶然性，社会发展同样如此，甚至可以说，冲突就是社会发展的环节，既是前期社会演进的“果”，亦是后期社会改变的“因”。当我们聚焦于回归，以为它就是一切变化的原因，显然忽略了早在回归之前港英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回归或许让大家忌讳推动重大改革，以为安定就能繁荣，没有注意到全球的资本主义都深陷结构性困局，各种社会对抗开始冒起。

英国工党在隔别十八年后于1997年成功赢得大选，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提出“新工党”定位，与较早前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Bill Clinton）赢得总统之位遥相呼应，他们的胜选被视为对当时主流原教旨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或“新中间路线”。在此之后，西方国家开始了后来被誉为“进步资本主义”的改革思潮，一直到今天。讽刺的是，作为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却一直沉醉在别人早已反思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世界。曾经以草根阶层自诩的泛民政党，更是以自由经济作为教条，在政府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积极支持，造成领展霸权等社会冲突的火头，香港政治的后知后觉可想而知。大家该问，香港人在过去三四十年有否发起关注社会转型或以公平正义之名推动改革的呼吁，如果没有，垄断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什么要主动推进改革？

回想2019年的社会骚乱，如果当时发生的是要求社会改革，增建公屋，提升市民生活保障，采取的是非暴力手段，依然是二百万人游行，估计今天的香港不会是满目疮痍，很多问题都可能解决，泛民议员大多数也不需要入狱，亦不会有如此多的人移民或潜逃。香港社会必须反思，香港需要的改革是针对什么，而且要积极推动社会就此达成共识，从政者的责任则是将道理说明白，担当指引大家商议的协调者和领导者。一旦社会商议被政治投机者利用，改革的议题被扭曲，民主商议被扯进暴力抗争的泥潭中，付出代价的必然是市民大众。香港不需要这些投机者，市民的共识是消灭这些投机分子的最佳手段。

香港人如果要跳出今天的困局，应该将社会共识聚焦在消灭不公平的资源配置制度，强势要求政府承担治理责任，为弱势群体解决各种收入、生活上的困难。住房是首要的，但在多个领域，包括就业、医疗、教育，甚至是众多领域的失衡都必须兼顾。年轻人失去发展机会是最能反映社会结构出现问题的证据，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起点。如果要推动如此大型的社会转型，香港人必须建立坚强的共识，不再是你一言我一语，嘈吵无补于事，用理性和知识去剖析困难，用智慧去寻找解决方案，用政治魄力去落实改革，这才是真正可行的出路，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本文转载自多维新闻，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