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被吸毒”的991天：我希望有一笔赔偿

在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内部信息系统里，袁自良的名字被挂了991天。

对这种情况，袁自良长时间不知情。直到今年5月，袁自良和数十名老乡到杭州打工，在杭州南站，他被民警拦下来做毛发检测，“小伙子，你吸毒多长时间了？”

袁自良是在一次阑尾炎手术后尿检查出“吗啡阳性”的，虽无更多证据证明他吸毒，可他的名字仍被录入了信息系统。最近三个多月，他接受了多次尿液检测和毛发检测，生活大受影响，“我的名誉受损”。

8月4日，袁自良的名字终于从系统里删除。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禁毒大队负责人对红星新闻表示称，袁自良的遭遇，反映出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群众工作不到位、耐心不够”。

本着“不避短、不遮丑”原则，麒麟区禁毒办和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已对辖区社戒社康办公室的3名工作人员和禁毒大队1名民警进行处理。

到学校当保安

连续两次尿检均显示“吗啡阳性”

袁自良，31岁，云南曲靖麒麟区潇湘街道潇湘村委会人，初中文化。他当过酒店服务员、水电工，在跑腿公司送过外卖。袁自良的姐姐在曲靖市福邦酒店工作，在姐姐的介绍下，他于2018年3月底到这家五星级酒店当后厨，负责切菜、配菜。

2018年7月底，袁自良突感腹痛。他向厨师长请假，当晚住进了麒麟区医院，一查，是阑尾炎。一周之后，袁自良做完手术出院，但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于是辞去后厨工作。他的外甥准备去天人中学上高中，姐姐转而去这所中学的食堂炒菜，又是在姐姐的介绍下，他去应聘这所学校的保安。

“刚去的时候不需要体检，上了半个月的班后，学校很多人被安排体检。”袁自良说，体检是在潇湘派出所进行的，每人拍一张正面照，两张侧面照，录指纹，做尿检。

袁自良的尿检结果为“吗啡阳性”。“当时工作人员不相信，接着又做了第二次，结果还是阳性。”袁自良说，他问工作人员，“这个结果是什么意思”，但工作人员没有解释。

袁自良称他吃的一些药物可能与尿检吗啡阳性有关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禁毒大队告诉红星新闻，2018年10月24日，袁自良在当地某中学从事保安工作期间，经学校申请，辖区社戒社康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特殊岗位人员监测时，尿检发现袁自良呈吗啡阳性，当场再次尿检仍呈阳性，袁自良当时没有提出异议。

一周后，辖区派出所民警与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工作人员找上门来。袁自良当时在睡觉，工作人员把他叫醒，对他说，其尿检呈阳性，需再查一次，“我又配合着做了尿检，做完之后，他们又是什么也没有说就回去了。”

袁自良称，他从未接触过毒品，不明白为何尿检结果为阳性。之后他又接到电话，要求到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再检一次。当时袁自良的父亲在麒麟区医院住院，陪他去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的，是母亲和堂哥，到达时间是当天早上9点，双方一直交涉到了下午3点。

“当时我很愤怒，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最好查清楚了，否则对我影响太大。他们说，会核实，如果查清了，没有这回事，会把我的信息删掉。”袁自良说，之后他与母亲去麒麟区医院看望父亲，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也就没再过问。

去杭州进厂

“小伙子，你吸毒多长时间了？”

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袁自良一直在各地打零工。

有亲戚做弱电工程，他帮着装摄像头和收费系统，工作地点都在曲靖本地。今年清明节，他出远门去了昆明，在十天时间里，他刷身份证住旅社、酒店，一切都很正常。

今年5月，在劳务公司的安排下，袁自良和曲靖当地数十名务工人员，坐火车到浙江杭州安吉县进厂。劳务公司买的是慢车票，到杭州南站的时间为5月9日凌晨3点30分，袁自良的好友、初中同学熊贵权同行。

下车之后，他们遇到杭州南站的铁路警方查身份证。“查到我的时候，民警说，你等一下。”袁自良说，查到他之后，同行的其他人放行，而他被要求去一趟办公区。

熊贵权告诉红星新闻，当晚他陪同袁自良去了办公区，“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进了办公区，我被要求在外面等。”

民警给袁自良做了毛发检测，取了他的一点头发放在机器里，不久机器里吐出来两张小纸条。经民警允许，袁自良用手机拍下这两张小纸条。

5月9日，袁自良在杭州南站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这是两张报告单，打印时间为当日凌晨3时53分、4时01分，检验对象分别是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毒）和吗啡。两报告单显示，两指标的检验结果均为“

袁自良回忆，当时检测人员一边检测一边问，“小伙子，你吸毒多长时间了？”他被问得莫名其妙，这才反应过来，原来2018年他的“吸毒”信息根本就没有删除，“当时我解释，我之前的确尿检呈阳性，但我没有吸毒，也没有戒毒，从没被处理过。”

熊贵权说，袁自良出办公区后，向他解释自己被带走的原因是“吸毒”，他了解自己的好友，“他不可能吸毒。”去往安吉县的高铁乘车时间是当日上午9点半，当晚袁自良等人就在杭州南站的二楼候车室度过。

同务工人员签约的是杭州铭赫科技有限公司，当天，他们去了位于在安吉县郊区的工厂。袁自良的进厂、住宿等流程都很顺利。他正式上班的时间是5月11日，他先是上了6个白班，第7天，他被安排上夜班。

被要求多次复检

个人信息上传到“阳光下”小程序

5月18日早上8点下班后，袁自良吃了点东西，把宿舍窗帘一拉，手机静音一开，开始睡觉。

他后来才知道，这个阶段，安吉县警方监测到了他的“吸毒”信息，并开始与其联络。因手机静音，当地警方先是联系到他母亲，“我妈也联系不上我，于是警方又联系工厂。厂里的办公室通过入厂信息，问了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查档案，查到了我被分到的车间和生产线，最后查到班组和宿管，以及我住哪栋宿舍的几号几楼。”

几名工人到宿舍把袁自良叫醒。他洗了把脸，回了警方电话。因人生地不熟，民警在微信上向他发送了派出所的定位。在辖区派出所，袁自良接受了毛发检测和尿检。民警还要求他用手机扫描名为“阳光下”的小程序，“我要对着自己的脸拍照，把信息录入系统里，按照小程序的提示，我每周都要到上面去签到，及时上传检查结果等。”

红星新闻检索发现，“阳光下”小程序仅限于浙江地区及湖北宜昌的“特殊人群相关人员使用”。袁自良用个人身份登录后，能看到里面有“我要学习”、“我要请假”、“尿检上传”、“发检上传”、“我要举报”等子页面。

袁自良被纳入浙江“阳光下”小程序系统

8月19日的信息显示，袁自良仍是“黄码”管控对象，需积极配合社工管教，每个季度需要受一次帮教谈心、突击尿检，每半年要进行一次毛发检测。系统中，其上一次尿检时间为5月28日，下周期的突击尿检时间为8月28日至11月28日。

5月25日，袁自良又被安吉县禁毒办传唤了一次。这次传唤的距离更远，用车软件显示单程为21公里。袁自良说，这次他也做了尿检和毛发检测。就是这次之后，其手机上发来“阳光下”的短信，告诉他已被列入黄码管理人员。

“我这才意识到，这件事根本不简单。”5月28日，袁自良提出辞职，6月1号，辞职申请被批准，“这件事对我的个人影响很大，我必须赶回老家去处理。”他买了杭州到曲靖北站的高铁票。

袁自良说，其实在5月18日第一次被传唤时，他就在家族微信群里说了这件事，之后其堂哥和姐姐就去了禁毒大队、派出所反映，“一直到6月1日，他们都没有回复我姐事情到底解决了没有。”

6月底，他问姐姐这事处理到了何种程度，“我姐说，对方回复需要一个过程。当时我就很气愤，于是就把这些经历写在了百度贴吧上。”

禁毒大队多次道歉

“我希望有一笔赔偿”

袁自良的贴文发于7月2日。“我就这样无缘无故被冤枉了快三年”，他写道，“我不想成为又一个‘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他说，因平日里喜欢看央视撒贝宁的《今日说法》节目，现在“既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就懂得应该主张自己的权益。

袁自良的老家在麒麟区潇湘街道村委会平坡村，8月17日，村小组组长赵瑞华告诉红星新闻，他看着袁自良长大，“他是个老实人，不可能有吸毒史”。此前，他陪同袁自良的母亲多方反映，“他是清白的，但也没必要一直计较。”

袁自良则称，他需要一张警方的书面道歉函，“有人认为我故意刁难，但我不这么看。在村子里，哪怕一点小事，也是一个传一个。”他说，警方来他家，都是开警车一路问过来，“这么一问，相当于半个村子都认为我在吸毒。他们未经走访、调查就把我录入系统，我向他们要一张书面道歉函，并不过分。”

袁自良“吸毒”一事，“半个村子都知道了”

禁毒大队介绍，今年7月9日，经民警反复上门做袁自良的工作，袁自良才愿意配合检测。警方经过调查询问及提取其尿液和毛发进行检测，结果吗啡呈阴性。之后，禁毒大队向上级汇报申请从系统删除袁字良的名字，为避免对其造成不便，禁毒大队同时开具相关证明。

禁毒大队于7月25日开具的《证明》称，袁自良于2018年11月16日被录入公安机关吸毒人员信息系统，袁自良向我大队反映后，经我大队进一步核实：系统录入时无证据认定其有吸毒行为，系我大队审核把关不严，误将其录入。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禁毒大队向袁自良道歉

袁自良说，他的贴文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之后，辖区派出所、禁毒大队等工作人员前后4次到他家，期间采集了他的指纹、掌纹，并拿走了之前其做阑尾炎手术的出院材料，以及此次前往杭州务工产生的各项费用明细。

袁自良的杭州之行总共花费1203元。8月10日早上，他到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协商赔偿事宜，“当时办公室有3个人，禁毒大队来了4个人，我一进去，禁毒大队的教导员等人就对我道歉，我说，打住，你们的口头道歉我绝不接受。”

他希望获得一笔赔偿。袁自良称，当时工作人员掏出1205元，“站起来推到我面前，叫我收着。我问他们，难道你们拿1200多元就把我打发了吗？没有什么其他的赔偿了吗？”

袁自良解释说，原本其去杭州，顺利进厂，生活将迎来新面貌，但就是因为2018年录进系统，导致他无法用心上班，还要每周配合做一次体检。这对他的生活影响确实太大，“我的工资17元每小时，每天上班11个小时，每天有187元的工资，去掉周日，一个月算下来，每月能拿到4千多，遇到订单多加班，工资还会更高。”

吃火锅也可能“吗啡阳性”

4名工作人员“耐心不够”被追责

8月4日，禁毒大队回复袁自良，他的名字已从吸毒人员动态管理系统剔除。袁自良算了算，其名字在这个系统里挂了991天。

袁自良为何会被录入这个系统？

禁毒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1月24日，袁自良与母亲来到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对其录入为吸毒人员提出异议并发生争执。后袁自良又到禁毒大队反映该情况，民警告知袁自良需进一步配合检查并采集相关材料进行核实，但袁自良情绪激动，一直没有配合。当年3月，社区民警告知袁自良“配合调查核实”，但袁自良不配合。今年7月9日，经民警多次反复上门工作，袁自良同意再次检测，结果吗啡呈阴性。

“吗啡检测呈阳性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吃感冒药、火锅当中的配料，或注射打针等，这种情况下，都是要求受检者一周之后复检，如果注意饮食，上述情况下的吗啡检测，一般都会呈现阴性。如复检再呈阳性，就要进行审查，对其周围人进行调查。”该负责人称。

红星新闻发现，袁自良最初尿检为阳性的原因不明。袁自良称，其阑尾炎手术用到了杜冷丁等麻醉药物，另外，其因头疼长期服用阿咖酚散，里面也含有咖啡因成分。

袁自良服用的一种药物，内有咖啡因

禁毒大队解释，相对尿检，毛发检测更为精准，但2018年毛发检测技术还没有出来。袁自良反映自己的遭遇后，警方通过倒查，发现袁自良第二次复检的过程有延迟和耽误，袁自良被录入系统前，辖区派出所民警曾带领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人员到其家进行跟踪回访，因现场检测无法准确判定结果，工作人员告知其需要进一步核实，但袁自良未再配合，所以才录入了内部的跟踪管理系统。

禁毒大队称，一般情况下，排除了吸毒可能的人员，两至三个月内其名字可从系统删除。对误录入的人员，如被检测人能配合提供药物单位、指纹以及周围人的调查材料等，层层上报后名字可降格或删除。此系统是对吸毒人员的“跟踪服务”，而不是针对吸毒人员的刑罚，所以袁自良提出的赔偿诉求，该大队实现起来有难度。

不过，袁自良的生活的确也因此事受到影响。禁毒大队称，他们通过倒查发现，工作人员在说服袁自良做深度检测过程中，服务态度有欠缺，耐心不够，讲话比较简单，双方都有一些情绪，产生了误解，最终导致了工作进展难度大。

8月17日，袁自良和父亲在老家

“社戒社康于2017年才试点，工作人员在基层工作时，面对的是吸毒人员、强戒人员、艾滋病患者等，他们压力很大，的确有一些情绪。”禁毒大队负责人称，本着“不避短、不遮丑”的原则，麒麟区禁毒办和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已对社戒社康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及禁毒大队1名民警进行通报批评等处理。

该负责人说，而今精准的毛发检测已经普及，“像袁自良的这种遭遇，今后不会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