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单日新增超2.5万孕妇无法及时入院婴儿早产

作者 尧七

随着东京奥运会闭幕，日本民众最为忧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据NHK汇总，7月1日，日本单日感染人数还只有1753人，到7月29日，前所未有地，感染人数超过了1万人，短短两周后的8月13日，这个数字再度翻倍。截至8月21日，日本新增单日确诊人数已经连续3天超过2.5万人。

新冠疫情确诊病例数量激增，日本自2020年1月以来的单日确诊记录，从2021年7月开始被不断刷新。

那份记录着每日感染人数的疫情趋势图，此前曾小幅度地产生过四次波动，如今开始出现大幅上升的走向，就像一场正席卷而来的海啸。

8月17日，日本政府宣布，将实施“紧急事态宣言”的都道府县新增到13个，覆盖了超过60%的日本人口。

事态已经空前危急，当地医疗体系无法负荷过多的新冠患者，厚生劳动省在8月20日表示，日本国内居家疗养的感染者已经逼近10万人（截至8月18日0时）。

（日本全国居家疗养的人数推移【图源：KYODONEWS】）

在东奥举行前，日本政府所承诺的，“保证举办一届安全放心的奥运会”，已然成为一纸空谈，在过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日本政府所表现出来的令民众失望的庸碌，如今再次显现。透过新冠疫情，人们不得不再一次直视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症结。

东京奥运与新冠疫情“比翼齐飞”，而东京残奥会又将于8月24日开幕。

就在残奥会开幕前两天，8月22日，东京奥组委透露，尽管日本的疫情正在持续恶化，奥组委仍然准备欢迎大约13万名学生入场观看残奥会。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强调，这一计划绝对能够让残奥会的价值观教育到青年一代。

对于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北京冬奥会，日本此次的疫情应对，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日本，身陷囹圄

8月11日，千叶县柏市的一名孕妇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当时，她被当做轻症病例处理，但就在3天后，她开始出现包括咳嗽在内的中度症状。

接下来的两天，该孕妇试图寻找医院进行治疗，她以普通的新冠患者身份求医，但医院床位不足，未能入院。

确诊第7天，她出现了腹部绞痛的症状，她的家庭医生和县政府一同为她寻找医院，试图让她能够以孕妇的身份接受治疗，但几个医疗机构因为她感染了冠状病毒而拒绝收治。

（千叶县柏市，一名感染新冠的孕妇因无法及时入院生产，最终导致婴儿早产死亡）

据朝日新闻报道，8月17日下午5点15分左右，这名孕妇于家中进行分娩，当急救部门接到119电话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孕妇分娩结束，但她诞下的婴儿心肺停止，在送往柏市的一家大学医院后，被确认死亡。

这起事件，只是日本此次疫情中众多悲剧的一个缩影。

自东京奥运会开幕以来，日本的确诊人数极速上行。据NHK汇总，7月1日，日本单日感染人数还只有1753人，到7月29日，前所未有地，感染人数超过了1万人，短短两周后的8月13日，这个数字再度翻倍。

（8月20日，日本全国新增感染人数【图源：NHK】）

截至8月21日，日本新增单日确诊人数已经连续3天超过2.5万人。

当地医疗系统的极限已经迫近，重症病床使用率接近90%。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消息，日本全国感染新冠病毒但只能居家疗养的患者已经逼近10万人。首相菅义伟曾决定，仅限重症患者或者重症风险较高的人群入院治疗。

菅义伟的这一决定，是为了避免医疗资源挤兑，把有限的治疗机会留给病情最严重的人，但冰冷的政策有时候会掩盖残酷的事实。据NHK报道，截至8月16日，日本2021年居家疗养期间死亡的病例已达到91例。

（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菅义伟曾决定，仅限重症患者或者重症风险较高的人群入院治疗）

但这还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另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是，就算日本已经披露出疫情数据，但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内的感染者数量远比已披露的数据更为庞大。

2020年5月，BBC就曾刊发报道表达过这一质疑。

“以东京为例，自2020年2月开始，只有10981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其中超过4000人呈阳性。东京人口有930万，是日本疫情爆发的中心。这些数字让人震惊，一方面是因为被检测人数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阳性比例太高。”

BBC的报道，通过在日本工作的美籍翻译海莉的经历，揭示了日本只提供少量核酸检测机会的情况。

当时，海莉的朋友出现发烧和咳嗽的症状，且因为缺氧而头晕，一家诊所的医生诊断她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医生不愿意为她写推荐信让她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海莉因此花了两个小时给当地卫生中心打电话，电话被不断转接，且要回答几十个问题之后，海莉才为朋友争取到了检测机会。

（日本一家医院的PCR检测处）

但海莉被告知，她的朋友必须从侧门进入，且不能告诉任何人，测试在哪里进行。

直到2021年新一轮疫情爆发，较低的核酸检测水平和较高的阳性检出率，仍然不断为日本民众带来隐忧。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公共卫生医生Craig B Dalton和英国纽斯卡尔大学的Joanne Taylor博士，于2021年8月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表达了这种忧虑，“日本可能低估了真实病例数量”。

“日本只在1.26亿人口中进行了1190万次检测，而澳大利亚的2600万人口中进行了1729.5万次检测。这些数字相当于，澳大利亚每1.5人进行一次测试，而日本每11人进行一次测试。由于检测的限制，日本显然漏掉了病例。”

疫情与奥运，共同进行时

由于疫情数据的真实性存疑，外界无法判断日本如今的感染到底波及到了多广大的人群，同样也无法判断造成新一轮疫情高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然，已然明确的重要因素仍然是变异病毒德尔塔。此次日本疫情与美国新一轮疫情爆发的时间相当，都是从7月初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德尔塔的超强传播力已经在印度、美国得到了印证，日本的情况也概莫能外。

但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成为了日本疫情中的变量。

7月中上旬，疫情数据整体还算平稳，但越临近奥运会，感染人数就不断往上抬升。至今，人们也无从得知奥运会对此次疫情的影响到底几何，但这二者之间的关联，的确很难撇清。

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由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宇都宫健二发起的，要求日本停办东京奥运会的在线征集活动，已经收集到45万人份的联合签名，由宇都宫健二向东京都政府递交了请愿书。

即将年满75岁的宇都宫健二在为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在宣布紧急状态下召开东京奥运会是正确的吗？如果感染在奥运会期间进一步蔓延，医疗服务崩溃，我们将无法拯救生命。现在是做出取消奥运会的勇敢决定的时候了。”

（距离奥运会开幕前15天，东京感染人数约900人【图源：纪录片《双面奥运：东京2020的60天记录》】）

不过，即使将近七成日本民众不希望奥运会如期举行，但取消奥运会的决定权，从很大程度上来讲都不掌握在日本手中。据BBC报道，国际奥委会和主办城市东京之间的合约中，载明的关于取消奥运会的条款，决定权只赋予了国际奥委会，并没有给主办城市东京。

而在奥运的历史上，这场盛事只被取消过三次，三次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

因此，日本奥运会主办方和国际奥委会仍然努力地推进了东京奥运会在日本的举办，而宇都宫健二一语成谶。

7月17日，东京奥组委发布消息称，奥运村出现了首例新冠阳性病例，并且，截至这一天，与本次奥运相关的人员中已有45人感染新冠病毒。

（截止到7月27日，包括各国选手在内，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155人【图源：NNN】）

此前，国际奥委会发布了7个版本的《疫情应对手册》，由东京2020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共同制定，其中罗列了参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所有人必须遵守的准则。

本届奥运会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对奥运相关的入境人员进行疫情的实时追踪，并且要求运动员提供相应的核酸检测报告，但日本奥运会和残奥会担当大臣丸川珠代向媒体表示，此次奥运会的举办并不以接种疫苗为前提条件。

这是奥运历史上一场绝无仅有的赛事，为了配合防疫，海外观众无法前往日本观看比赛，甚至日本国内的民众也不被允许现场观赛。在电视转播的影像中，运动员们在空旷的场馆中闭门竞技，比赛进行到关键时点，周围的呼声也寥寥无几。

（开幕式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民众在场馆外高喊“现在立刻终止开幕式”【图源：纪录片《双面奥运：东京2020的60天记录》】）

但没有疫苗作为保障，病毒又具有气溶胶传播的特性，始终让人无法完全相信比赛的安全性。

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四天，朝日新闻公布的一则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日本民众并不相信日本能够举办一届安全可靠的奥运会。

奥运期间的疫情爆发状况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日本国民的看法。但一切还没有停止的势头，截至8月22日，与东京残奥会相关的阳性病例数量累计达到了138人。

民众与政府的拉锯

东京奥运会落幕，国民热度渐渐退去，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的疫情重新成为大众视野的焦点。肩负着提振日本经济信心的奥运会，也似乎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

8月7日、8月8日，朝日新闻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首相菅义伟的内阁支持率下滑至28%，创下他任期内的历史最低值，有60%的受访者并不希望菅义伟在任期满后继续担任首相。而受访者对菅义伟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防疫不力，其中73%的受访者抱怨日本疫苗接种速度太慢。

（日本首相菅义伟【图源：新华社/共同社】）

在菅义伟的主持下，日本将“紧急事态宣言”所覆盖的地区扩大到了13个都道府县，本次紧急事态将持续到9月12日。

2020年3月13日，为了应对新冠大流行，日本参议院审批通过了《新流感对策特别措施法》多项修正案，将新冠肺炎加入了适用名单。从此开始，日本各地方政府获得了在特殊时期强制介入本地事务的权力，也就是“紧急事态宣言”发布的意义。

当首相发布该宣言时，则首相能够依法对各地的抗议措施作出强制性规定，并且能够统筹制定财政预算。

与美国人民在防疫过程中“不戴口罩”“不打疫苗”的桀骜态度相比，日本民众对政府的赋权看来要乖顺得多，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日本民众对于政治长期持有的蔑视再一次表现在他们对“紧急事态宣言”的态度中。

据新华社报道，在紧急事态中，被覆盖的地区应当做到的是，提供酒类和卡拉OK服务的餐厅暂停营业，其他餐饮店和大型商业设施缩短营业时间，每晚8点前打烊，大型活动参加人数的限度为5000人次，或者是场地入座率的上限为50%。

（纪录片《双面奥运：东京2020的60天记录》）

但事实上，各地区纵使处于紧急事态中，也并未有强制的措施保障首相意志的施行，地方仍然享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如疫情严重的冲绳地区，在紧急事态下，仍然积极地接待着四方游客。

对此，日本政府的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身茂认为，“（日本）最大的危机是社会上没有共同危机感，这样下去的话，感染会继续扩大。”

但尾身茂没有指出的是，这种对于政府指令的漠视事实上凸显了日本社会对于政治的冷漠，其后的根源是，日本的民众并不信任他们的政府。

自日本2011年发生3·11大地震开始，《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就开始了为期8年的调查，完整地呈现出了大地震时发生在宫城县大川小学中的一起令人震撼的悲剧故事，写成《巨浪下的小学》一书。

（纪录片《生于3·11那一天的孩子们》）

在书中，帕里的调查从一个切面呈现出了存在于日本政治生态中的，民众与政府的疏离。当时，当地政府在灾害防治手册制作过程中、地震疏散过程中都存在错漏，导致原本不必死去的大川小学师生84人死去，但最终没有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因此被追究责任。

书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可以用来作为如今日本疫情的注解。

帕里观察到，当年安倍晋三重新掌权，日本民众因为他狂热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厌弃他，认为他是一个“最终可能让日本重返战争的军国主义者”。人们聚集在一起（电视剧）示威，游行，用大功率的喇叭喊出：“反对安倍政府！”

但帕里问在场示威的老人，如果反对安倍，那么你认为，应该让谁来领导日本？

（纪录片《双面奥运：东京2020的60天记录》）

老人的脸上逐渐露出了困惑、惊讶，和尴尬的神情，给不出答案。日本民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面不满政府的所作所为，但另一面又无法缓解日本政治中的民主赤字局面。

如今的状况与3·11大地震如出一辙，人们出于不信任而产生的漠然，让日本的防疫措施无法根本地落实到位，而政府执意地举办了奥运会，再一次让疫情冲向高峰，与此同时，官员们只能无奈地表示，自己并没有能力挽救一切，只好归罪于人民“没有危机感”。

于是在这样的拉锯中，日本人民再一次，不得不在新冠大流行中尝尽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