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中西舆论中的温差 塔利班面临三重矛盾

8月26日，阿富汗喀布尔机场8月26日下午发生连环恐袭事件，造成逾百名阿富汗人和十余名美军士兵死亡。ISIS呼罗珊组织（Islamic State Khorasan，ISIS-K）随即宣称此乃其成员进行的“殉教”活动。

而这也成为塔利班和阿富汗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之最新注脚。

塔利班执掌阿富汗已成定局，各界也都在密切关注当下塔利班与各路部落军阀及反抗军的交涉过程，关注塔利班对辖区内百姓的治理方式，以至塔利班如何面对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冲突，乃至以ISIS-K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恐怖主义问题。

中西舆论场差异明显

整体而言，西方倾向于大幅报道塔利班的负面行为，而对其正面言行持质疑态度。这也象征了西方不信任塔利班、相对否定的整体态度。

具体来讲，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媒的塔利班相关报道较多聚焦于“阿富汗人对塔利班的担忧与质疑”、“阿富汗人权或面临严重倒退”、“阿富汗会否再次包容恐怖主义组织”等方面；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等半官方或智库性质的媒介，则相对聚焦于塔利班上台后所产生的地缘影响，譬如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塔利班与中国、伊朗、俄罗斯的关系，乃至这些关系对美国的负面影响等；

欧洲方面，英国广播电台、卫报、法兰西24、法国世界报（Le Monde）、南德意志报、德国世界报（Die Welt）等媒体普遍关注美国与欧洲盟友在处理塔利班事务上的分歧，此外更倾向于报道塔利班的毒品生意、人权劣迹等等，整体对塔利班亦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乃至俄罗斯舆论，除了在人权、毒品、恐怖主义隐患等很多方面与欧美舆论的关注点相重叠以外，还有较为明显的不同。

在传统媒体维度，塔斯社、生意人报、莫斯科时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媒介一方面更多聚焦于美国等相关方推诿逃避责任的行径，另一方面虽然也报道塔利班近来的负面行径，但整体更为侧重报道“塔利班已经不是20年前的塔利班”，更倾向于报道其积极言行。此外，中俄媒体也普遍关注阿富汗的政治及经济重建前景、中俄伊朗巴基斯坦之合作对阿富汗时局的影响。

而在民间舆论及自媒体维度，既不乏有人秉持“敌人的敌人未必乃朋友”的判断，对曾经做出炸毁巴米扬大佛、剥夺女性权益、豢养恐怖主义组织的塔利班持否定态度；亦有人认为“原喀布尔政府的全面溃败，塔利班的摧枯拉朽，都说明塔利班享有阿富汗广大民意支持”，认为在喀布尔机场逃往海外的平民并不能代表阿富汗人主体。与此同时，相较之下，中国亦会比欧美舆论更多地关注到塔利班“人性”的一面，譬如其士兵在初入美军基地和喀布尔时，童心未泯地在健身房及游乐场玩耍等情景。

塔利班的多面性

事实上，中俄及西方舆论在塔利班一事上的“温差”，本身也可看到塔利班以及阿富汗的复杂性。

塔利班20年前的激进、暴力、愚昧都是客观事实，其对男女平权的拒绝，更凸显了其对伊斯兰教义的偏激理解，以及与时代需求的脱节；如今塔利班在“进城”后所展现出的一系列行为，譬如因“基层战士尚未完全学会如何与女性交涉”，故奉劝女性勿要外出，又或是数位士兵7月底在逮捕一位反塔利班的喜剧演员后将其滥杀，乃至禁止在公共场合播放音乐等等，都令人感慨“熟悉的一幕又回来了”。

可是另一方面，无论是第一时间的大赦和豁免前政府人员，积极地开设新闻发布会并在会上作出一系列尊重女性权益、尊重他国在阿富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尽快恢复正常运转等承诺，又或是对滥杀喜剧演员的士兵的调查及后续惩罚，对赋予女性权利方面的初步尝试，也让人看到了塔利班与20年前之不同。

是以，无论是西方大抵呈“全盘质疑”的态度，还是中俄“一半持疑，一半观摩”的态度，都是合理的。当然，人们对塔利班不同的看法，既是基于上述观察，也是基于客观地缘立场——毕竟，塔利班的上台对中国伊朗而言更多是“不确定性”，对美国欧洲乃至印度而言则是“地缘博弈失败”，对俄罗斯则难免有一些“终于轮到你们了”的嘲讽和慰藉，对巴基斯坦来说或许却是“乐见其成”。

塔利班前景的关键

那么，当多面的塔利班与复杂的阿富汗现况相结合，我们对其前景又当抱持怎样的预判？

由宏观角度观之，阿富汗塔利班面临三层矛盾。最上一层为阿富汗传承千年、根深蒂固的族群部落文化，现代国家的人际关系及法治文化从未成功建立，社会乃以部落为基本单位，以人治为客观现实，由此而延伸的军阀武装，又进一步加固了这种现况。第二层矛盾为旧有习俗传统与现代世俗文化之间的矛盾，而在美军占领的20年间，数百万城市人口更深受西方政治社会理念之熏陶，与广大农村的传统习俗形成巨大反差。第三层则是围绕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也即“温和与激进”之别，8月26日由ISIS-K主导的喀布尔机场恐袭，便是最典型象征——塔利班的前景，便取决于其如何着手这三层矛盾。

中亚问题专家、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MGIMO）首席研究员、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HSE）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卡赞采夫（Andrei Kazantsev）向《香港01》表示，塔利班有数个内部问题。首先便是代际差异，内部的老一代相对温和，而年轻一代则希望效仿更为激进团体的作风以解决对内对外的政治、军事问题；其次，塔利班领导人属于不同的普什图部落，部落之间如何统筹共识将是一大挑战，尤其是在毒品贸易、矿业发展等涉及实际利益的领域。与此同时，在塔利班外部，如何面对少数民族？如何面对城市居民？如何在推行包容性政策的同时，不得罪自己本身传统的核心支持者群体？

相较于碎片而零星的新闻，又或是一两个受访者的只言片语，塔利班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才是左右阿富汗前景乃至所有相关方利益的关键。而这些变化，大抵也皆将在一年之内形成清晰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