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战金主的无奈 沙特为何缺席风起云涌的阿富汗

在阿富汗局势风起云涌的当下，各路外部强权无论是积极介入还是急速抽身，都呈现出一副热闹喧嚣的图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盟国全力专注于撤军撤侨行动，因为时间紧迫，美欧之间还为此发生了“内讧”——8月21日，欧盟最高外交与安全事务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公开指责负责喀布尔机场内部安保工作的驻阿美军有意阻碍欧盟撤侨行动。

与美欧的“急于抽身”相比，中俄则在谨慎表态的同时，于阿富汗问题上展开积极斡旋。尤其是俄罗斯，在塔利班和小马苏德（Ahmad Massoud）势力均向其发出调解申请后，莫斯科方面眼下俨然成为阿富汗问题中一等一的棋手。

在中美俄欧这样的一等强权之外，一些区域强权在阿富汗问题上也大有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势。与阿富汗有着深厚历史宗教纽带的东部大邻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中的角色之重自不待言，作为巴基斯坦的宿敌印度，也因为看到20年苦心经营的阿富汗“投资”有打水漂的风险而焦虑万分，并四处联络以求挽回损失。

与此同时，作为中东强权的伊朗与土耳其也没有等闲视之。前者不仅于喀布尔易帜前夕，在首都德黑兰大张旗鼓地举行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还巧妙地利用能源牌和阿富汗境内的哈扎拉人两副抓手最大限度地影响着塔利班掌权之后的阿富汗政局走向。

后者则利用北约盟国的身份，以协助联军安全撤离为由，派军入驻喀布尔机场，尽一切可能地显示自身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存在感。

与上述各路豪强的“高调”相比，中东另一区域强权沙特却显得相当低调。迄今为止，仅有沙特外交部在塔利班入驻喀布尔的次日发表过一份“安慰性质”的声明称“希望塔利班能够维持阿富汗的安全、稳定与繁荣”。考虑到沙特长期以来在阿富汗所扮演的，类似“幕后首席股东”的角色，此番如此严重的“静默缺席”表现颇为耐人寻味。

沙特进入阿富汗：内部重压之下的不情之选

沙特与阿富汗的渊源始于1980年代初，彼时恰逢伊朗伊斯兰革命（风潮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春风”劲吹整个中东世界的当口。作为逊尼派地区大国的沙特首当其冲，在什叶派伊朗革命之火的“感召”下，此前曾长期被沙特王室引以为护国柱石的瓦哈比派教士阶层出现了令前者极为不安的“异动”。

此番异动的原点主要来自当时尚处于年轻世代的新晋瓦哈比派教士们，在他们的成长岁月里，耳濡目染的都是沙特在首次现代化改革——由1975年遇刺身亡的费萨尔（ Faisal bin Abdulaziz Al Saud）国王开启——期间普遍出现的，遍及整个政权肌体且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以及老派教士们那种对政权“堕落”不闻不问，因循苟且的“犬儒”姿态。

远方传来的伊朗革命之火让这些年轻教士们找到了深刻批判反思现行体制的思想武器，经过革命精神洗礼的年轻教士们认为彼时的沙特政权已严重背离了伊斯兰正信之道，唯有通过激进手段抗争才有迫使体制“反正”的可能。

由于瓦哈比派在沙特社会生活与精神指导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在这些年轻教士身体力行的教化之下，“革命之火”迅速在沙特民众——尤其是同为年轻世代的群体中传播开来。最终，以1979年末发生的麦加清真大寺人质劫持事件为标志，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之间的关系一度走到了危机的边缘。

鉴于瓦哈比派已深度嵌入政权肌理的既成事实，以及对由伊朗发起的“颜色革命”之风险的担忧，权衡之下的利雅得当局巧妙地选择了一种内外背离的应对之策。

于内，以全面中断费萨尔现代化改革，重新提升瓦哈比派的权利地位为筹码，换取后者对旧体制的继续效忠。于外，则采取了某种“革命输出”政策——即以沙特王室为出资主体，全力扶持国内受激进瓦哈比主义感召的势力去境外传播思想甚至进行“圣战”。

在这种情形下，当时因苏联入侵而陷入全面内战的阿富汗就成为利雅得方面“革命输出”的唯二重地之一（另一个为中央集权孱弱不堪的也门）。于是，一个由沙特当局出资，由来自沙特国内及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激进瓦哈比主义分子出力，同时以阿富汗为主要集散地的“圣战网络”就此形成。

沙特与塔利班：从盟友到冤家的诡异蜕变

作为由“抗苏圣战士”转变而来的塔利班因同属逊尼派，且在“抗苏圣战”中深受瓦哈比主义熏陶，自然而然地得到利雅得方面的持续“关照”。而在塔利班首次执掌阿富汗政权期间，沙特也成为国际社会中少数几个公开承认塔利班政权合法性的国家之一。

虽然塔利班随后在由小布什（George W. Bush）当局主导的“9.11”反恐风暴的冲击下迅速失势，且沙特方面迫于华府压力在明面上强烈批评塔利班，但实际上对塔利班以及在阿富汗与塔利班互利共生的阿尔盖达组织的“圣战金援”从未断绝。

只不过在2010年之后，随着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崛起，利雅得当局因为金援对象增多之故，对阿富汗的两大“传统伙伴”的资助力度有所减弱。

但在2017年6月，年轻的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出任沙特王储并实际执掌大权之后，沙特的总体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其中的核心要义即在于逐步放弃此前长期偏好的“宗教输出”方针，转向与强势经济体以经贸与产业合作为主的“怀柔外交”。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沙特的阿富汗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重大调整。

因此，在穆罕默德“改革春风”的劲吹之下，沙特大幅削减此前对塔利班“慷慨过度”的金援。以此为基础，利雅得方面进一步严令后者最大限度地减少武装敌对行动，并把主要精力放到“和平建国”的途径上来。

对于塔利班来说，曾经长期倚为首席金援基石的沙特骤然“跳反”多少让其有些措手不及。但所谓祸兮福之所倚，沙特“金援”的大幅减少也意味着利雅得方面对塔利班话语权的大幅削弱。

塔利班在近年来，持续数轮的阿富汗和谈中完全撇开沙特的行为即是明证。更有甚者，在塔利班入主喀布尔之后（8月19日），有塔利班高官明确表示“塔利班不接受瓦哈比主义，阿富汗也没有瓦哈比主义的栖身之地”。虽然这一表态意指阿尔盖达所属的宗教主张再不会得到塔利班支持，但也显示出塔利班已经到了与利雅得方面公开决裂的临界点。

在这种情形下，对于穆罕默德治下的利雅得当局来说，在阿富汗再度变天之际采取某种静观其变的姿态已然成为最合适不过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