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他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丈夫
老编的话
百岁老人王晶垚先生走了。他离休老干部的职业生涯平淡无奇,他的另一个身份却令人念兹在兹——他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自己的学生——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次日,王晶垚先生做了这辈子最正确的一件事:他专门买下一部120照相机,拍摄了妻子伤痕累累的遗体和家人哀痛场景,使之成为珍稀的“文革”受难者铁证。
很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我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看看,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黑暗的一页!”可叹可悲的是,他等了55年,还是没有等来妻子被打死的真相。
本号转载《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以志缅怀。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致死。图为卞仲耘遗像及遇害时所穿衣服。王晶垚摄于1966年8月6日
2014年1月12日,在北师大实验中学一间会议室,宋彬彬宣读了一篇《我的道歉和感谢》,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道歉。
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校于1917年。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统战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女儿曾在这里就读。
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所学校接待过阿尔巴尼亚友人、工人李瑞环、甚至西藏农奴;只要开口,她们能轻易借到全套军装或傣族服饰来排练歌舞;她们知道许多内部消息,能看违禁的书籍和电影;校园里的柿子成熟了,掉下来烂在草丛里,也没有一个学生去摘——女生们觉得那是可耻的。
然而,1966年8月5日,原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里一场混乱的批斗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心爱的学生殴打折磨至死,是北京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然而,关于“校长之死”的真相,48年来,始终没有清晰的描述。
从2001年秋天起,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叶维丽、于羚、宋彬彬、刘进陆续开始自发地走访调查。她们希望还原,校长遇难的8月5日前后,北师大女附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她们将之称为“八五事件”调查。
她们曾以为真相触手可及。然而,8年调查中,她们发现:近半个世纪后,有许多感情,已被湮没;冷漠、遗忘与互相伤害,仍是回忆那个时代的主题。
卞仲耘、王晶垚的幸福一家
我的记忆带着血迹
明眸皓齿,五官标致,气质端庄——2002年5月,在北师大实验中学85周年校庆上,1966届初三3班学生冯敬兰看见了副校长卞仲耘的黑白照片。这是她第一次仔细端详校长的样貌。卞校长含笑凝视着,冯敬兰却浑身发冷。
冯敬兰有点想不通,13岁时,为什么总觉得校长是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为什么从没有发现过她的美丽?2002年,冯敬兰已经51岁,从一名女中学生变成国企职工,与照片中的卞校长去世时的年岁相仿。
冯敬兰的同班同学叶维丽,也在这张照片前停留了15分钟。校友们在身边来往,她却没有听到一句评论。“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两个月内做出杀害自己校长的事情?”叶维丽说,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为此感到困惑。
这时,叶维丽已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像很多女附中的同学一样,‘八五事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我的文革记忆是带着‘八五’的血迹的,是带着1966年北京‘红八月’的血迹的。”在2014年1月12日见面会上,叶维丽说,即便到了美国,卞校长的身影还出现在她的噩梦里。
为了能够面对自己,也解决这个困惑,从2001年开始,叶维丽决定利用每年假期回国的时间,开始一项针对“八五事件”的调查。
1950年代中期,卞仲耘和她的一对儿女
文革中,冯敬兰出身不好,被列为班上批斗对象。卞校长遇难当天,她到班上去,发现课桌被分成两边,中间拉了一根绳子,悬挂着粉纸黑色隶书体的对联,上联是“老子打天下……”,下联是“儿子镇妖崽……”,对联很长,几乎拖地。
她随意问一个同学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同学不仅不回答,还不屑地对她说:"我和你的本质不一样!"
冯敬兰还记得,班上一个干部子弟特别蔑视她,“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你跟我讨厌的一个小学同学长得特别像!"
冯敬兰因此更关注文革中显示出的人性的丑陋,“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嫉妒心、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都是我们生命的毒素。"
得知叶维丽要调查“八五事件”后,冯敬兰主动承担了帮忙组织、联络的工作。
叶维丽还记得,卞校长遇难的第二天一早,学校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同学的声音:“死了就死了!”广播里说了很多,但只有这冷漠绝情的一句话,一直留在叶维丽的心上。说这话的是刘进。
刘进,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担任学生代表会主席。当年,她随父亲刘仰峤(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从河南来到北京。
“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赤脚不穿鞋,齐耳的短发扎起一个硬撅撅的刷子,像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一位同学回忆这位学生领袖,“全校学生都认识她,她却不认得我们。"
死者卞仲耘和她的女儿们
时隔38年后,叶维丽才有机会抛出埋藏已久的问题。2002年,一次插队知青聚会上,她见到刘进。后者头发已灰白,剪得更短了还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叶维丽上去就问她:“你是不是说过那句话:’死了就死了’?
“说了。”刘进没有犹豫。
刘进告诉叶维丽,那是传达校长遇难当天晚上北京市领导的意见。刘进的父亲6月中旬因被打成“蒋南翔的黑副帅”而停职,听到领导说这话,刘进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我爸爸也会这样?"
刘进说,卞校长死后,她自己也陷入矛盾。她追求革命,却不理解暴力。“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之后,她决定只做自己看得清楚的事情。下乡插队4年后,她回到北京,先做教师,后来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至2007年退休。
但是,叶维丽想知道更多答案。比如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卞校长遇难那天的具体过程……刘进发现自己只记得场景片断,却不记得更多细节。
刘进便去找宋彬彬求证。1969年初,宋彬彬去内蒙古插队,后来相继考入长春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0年赴美留学,两人一度中断联系,直至2003年宋彬彬回国才重新热络。
妻子被害第二天,王晶垚拍下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
她问宋彬彬,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宋彬彬却反问她,"我是不是红卫兵啊?"
“你都戴了红袖章了,怎么不是呢?”刘进急了。
她对宋彬彬怀有愧疚。几十年来,宋彬彬在骂声中度过,刘进觉得是自己害了她。北师大女附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提议宋彬彬签名的;宋彬彬带队上天安门城楼,也是刘进临时安排的。如果没有这一切,或许之后的历史会有所改变?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宋彬彬本来一直不愿意出面,2002年,她与“八五事件”的联系被写入美国一本学术著作,并被大学课堂引用,她才深感出面澄清的必要。
“卞校长的死一直在心里放不下,她的惨死让我感受到的不只是震惊和悲哀,还有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宋彬彬回国后,刘进和她商量调查记录学校文革初期的情况。之后叶维丽、于羚与刘进、宋彬彬汇合。2007年底,冯敬兰也正式加入进来。
五人中,叶、宋、刘都是干部子弟,冯敬兰与于羚则来自普通家庭。她们组织同学聚会拜访健在老师,希望能够最大限度重新记录当年的事实。
死者卞仲耘和她的四个孩子
遗忘与回避
然而,调查的进展却远远不如预想得顺利。
她们遇见不少支持的老教师,“你们头发都白了,再不记录就晚了”。但不赞成的人也有很多。有老师说,文革已经定性了,要向前看,没必要记录了。
一位原女附中教导主任,给刘进写下六七页纸的书面意见,提出对把细节抠得如此仔细的质疑。“红卫兵就是一个暴力符号,你们为什么要分这么清楚呢?没有任何意义!"——这位老师对文革如此憎恶,有次在四川吃饭,不小心进了一个以红卫兵为主题的饭馆,立刻拂袖而去。
刘进曾碰见初中部的一位同学。当年,正是这个班同学去卞仲耘家贴满“卞猪头”的大字报。刘进问她知不知道这件事。没想到,对方一拍桌子,厉声问:刘进,你要干什么?
一次聚会时,一位女同学仍像当年一样用谐音称呼一位老师为“王八种”。文革时,这位同学就曾在窝窝头里掺沙子、插白旗,说王八种吃!其他同学提起这段,她反驳道:“有吗?我有吗?"
叶维丽到学校校史办去查找资料,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出版,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红卫兵\贴在卞仲耘家的辱骂大字报
梅树民老师是当年的教导处副主任、学生党支部负责人,也是“八五”当天与卞仲耘一起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中唯一健在的目击者。1972年刘进插队回京,第一个去拜访的老师就是梅树民。
当时她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想自学点日语,便问梅树民老师能不能教她。梅树民愣住了警惕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会日语?
“梅老师居然害怕了,以为这又会揪出什么历史问题。"意识到这些时,刘进难受极了,"没想到文革对老师的精神伤害延续至今。
那次见面,梅老师留她吃了炸酱面。之后她时不时去和梅老师见面聊天,也曾说过“对不起老师”的话,不过两人却不多谈文革。
2006年4月,叶维丽、刘进、宋彬彬和于羚决定共同去拜访梅树民老师。她们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却发现梅老师比预想得还要冰冷。他不说“请坐”,也没有倒水,反复说:党内有决议,不便多谈。问到“八五”当天的细节,他干脆回答:“我的脑袋上扣了纸篓,什么都看不见。"场面就此僵住了,谁也不作声。
过了很长时间,梅老师才责问刘进和宋彬彬:”当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
四个都已年过半百的学生尴尬地坐在一边。
红卫兵勒令卞仲耘校长去学校接受批斗的条子
等到再和刘进见面,梅老师又问她:"如果是你父亲,你也会这样做吗?”“我当时特别盼望你们能来救我!”
刘进曾经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学生对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然而梅老师的问题,让她“感到一个师者、长者责问的分量”。
这次拜访两个月后,刘进亲笔写了一封道歉信寄给了梅老师。她曾在电话中询问老师是否有收到,老师只是回答:收到了。
直到很久以后,梅老师终于又在一次见面时主动开口提起:“刘进啊,你写第一张大字报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他还说,"你们当时怎么就不能想点办法把老师们集中起来学习呢?这样不也是种保护吗?"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刘进越来越反思自己与文革的关系,“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人们往往来不及思索而表现出自己最本质的那一面,如果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能够真诚地回忆和反思,那么连接这些回忆的碎片才有可能接近真实历史。"
1946年初夏,卞仲耘和丈夫王晶垚在晋冀鲁豫解放区
真相的困境
即便在愿意协助调查的人当中,真相的获得也不那么简单。50年前没有录音笔、摄像机,诸如此类的众多细节,仅靠个人记忆难以取得公论。
刘进记得,得知校长已经“不行了”,被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是自己和其他人扶着车送去医院的;而卞仲耘的遗属王晶垚老先生此前对工友王永海的谈话记录显示,“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另一份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撰写的《八五祭》中却记载:“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另一个分歧在于,“八五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到底有没有成立红卫兵?刘进、叶维丽认为没有。调查时,不少同学回忆说,7月31日,学校贴出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普通家庭出身的冯敬兰尤其印象深刻,因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特别说明,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只要表现好,也可以申请加入。这让她心头一热。
宋彬彬的记忆则是,临近“8·18”上天安门前,她和同学们还在匆忙缝制红卫兵袖章。
北师大女附中90周年纪念文集中的文革部分
2013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师大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李红云从一位校友处得到一份原始材料表明,1966年8月7日,“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第二天宣布筹委会成立,并成立“红卫兵”。然而,这个结论很难得到认同。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一位笔名“朗钧”的研究者说。
“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说明卞仲耘的死与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一位老师毫不客气地说,“花那么多篇幅去解释“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人家只会觉得可笑、可气。四十年了,还在这里喋喋不休讲这种红卫兵内部的小分派,能说明什么?蠢!"
而最关键、分歧也最大的一件事,是一张写有七个人名字的字条。
这张字条最初在纪念卞仲耘去世的独立纪录片《我虽已死》中发布:右起第一竖行写着师大女附中,至左依次是“李松文”“徐岩春”等名字,最后两位是“刘进”“宋彬彬”。纪录片描述:这张七人字条是王晶垚从医院处获得的原件,签名者都是革委会负责人。
同样为北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生、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王友琴也曾来拜访王晶垚,事后介绍这张字条:这张字条是王先生请求当时在现场的女附中师生写的。王晶垚看后很生气,对来访的另一位朋友喊:“什么请求?应该是我’要求’,’强烈要求’!"
卞仲耘一家与友人出游
不过,刘进自己却完全不记得这张字条的存在。
2008年3月,刘进终于联系上了七人字条上唯一的老师李松文。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位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
李松文老师一下子也不记得这张字条的来历了。“让我先想想。”他对刘进说。
隔了些日子,李松文老师告诉刘进,据他的口忆,这张字条是医院要求他们开证明时写的,“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法到学校去开,我就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大夫说可以,但得有老师签名。”于是,李松文老师带头第一个签下名字,征得本人同意后,再依次写下在场六位同学的名字。
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王先生是访谈后的二次记忆,属于“孤证”;另一方认为李松文老师的口述最多算是案发44年后的一份口供笔录,并不能成为历史案件的旁证。
叶维丽有感而发,“人们对卞之死的反应以及她们对’死亡宣告’的记忆,反映出每个人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处境,也说明了记忆的主观性。"
总有一些不曾料想到的细节,阻碍着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的努力。
2007年9月,北师大女附中几位老校友倡议为卞校长立一尊雕像,表达对卞校长永远的歉意,并让后人铭记。
1967届高中毕业生罗治作为主要联络人,向各届校友传达。罗治本以为会一呼百应百分百赞成。不料,有同学听说后反问她:卞校长不是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吗?有人说:现在都生活得很好,要和谐,还提那些干什么?有人“善意”提醒她:老百姓从来不能玩政治;甚至有人组织聚会发布特别声明:怎么瞎闹都可以,不许谈国事文事(文革之事)!
罗治还保留着一张流传到她手里的讽刺漫画:画中罗治拿着小本做传达指令状,旁边一头老牛咩咩叫。旁白:快向刽子手和主人们说去吧!
罗治想不通:这群当年从中国名牌女校毕业的、最好的学生,怎么能对校长之死如此蒙昧和无动于衷呢?
她特意把那个说卞校长因高血压而死的同学请到家里,打开电脑让她看材料。两人吃了中饭吃晚饭,从上午十点一直聊到晚上九点多,这位同学终于接受了罗治告诉她的情况:"原来是这样啊。”随后捐出50元钱。
校方的反应也出乎热心校友的预期。
校友们最初与校方讨论的方案是:在学校里开一个雕像落成仪式,卞仲耘校长的雕像将被安放在校园的操场上。但最终雕像落成时,校方表示楼板承重不行,安放的位置更改在教学楼一层的一间会议室内。
雕像底座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同学们曾经建议的“文革受难者”没有刻上。
她们担心,要写了这五个字,估计连会议室都放不进去。
在卞仲耘雕像前的忏悔
拼接与真凶
“八五事件”的基本脉络渐渐从不同人的记忆碎片中拼接出来:8月5日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校领导先是围着大操场示众三圈;接着,被押到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接受批斗争;批斗后,被押到小操场接受劳动性体罚,挑土抬土;最后分散到操场北边的厕所、宿舍楼等地搬花盆、扫楼道、抠马桶盖。
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
有同学看见胡志涛校长开始穿着白衣服,转了一圈换成黑衣服,另外的同学补充,是白衣服被墨汁泼成了黑色;有同学记得,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头朝下地躺在手推车上!还有人上去踢了手推车一脚,但也有人纠正说,不是踢,是怕校长头朝下躺着难受,又不敢上前去纠正,就用脚踩了一下车子,以便让校长的头变成朝上。
2010年4月13日,走访百余位师生后,刘进把调查报告送交北师大实验中学存档。内容共有三部分,一是给母校的信,二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三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文革部分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二部分,仅注释就有100多条。
当月底,调查文章《也谈卞仲耘之死》刊发在一个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电子刊物上。同年8月,这篇文章更名为《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发表在另一家杂志上。文章以冯敬兰为主持人,五人交替叙述“第一张大字报”“工作组期间”"后工作组时期”“八五事件”“红卫兵”等六个要点,讲述五人小组8年来的调查情况。
文革初期一起挨打的卞仲耘与胡志涛
按照通常的逻辑,这种事件的调查,最后都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指向:校长因何而死?因谁而死?
冯敬兰说,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名字但是,也没有人愿意明确地指向这些名字。
当年高一(3)班的学生顾湲告诉刘进,“八五”游斗正是由她所在的班级发起,“主要是高一才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时特别凶。”
刘进想找到这些同学采访,但时任高一(3)班班主任也表示毫无办法。当年,高一(3)班同学之间相互批斗得也很厉害,彼此心怀芥蒂互不往来,顾湲说,没有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插队,至今,该班也没有组织过一次同学聚会。
也有些曾在不同时间段围观的同学,对参与者有如此回忆:一个初二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
她们会是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人吗?是否需要披露出她们的名字?五人小组讨论后一致同意:不写。
卞仲耘校长,约摄于1964年
刘进觉得,“这个话题异常敏感,而所有人只是目击没有证据。是否参与了打老师?只能靠自己内省。”冯敬兰则说:“八五事件是一次群体事件,每个环节都对卞校长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很难真正说清’谁是凶手’。况且,这种民间调查不具有司法意义,没有权力公布相关者的名字。"
那么,对于直接参与批斗校长的同学要写到什么程度?她们有了分歧。刘进反对提及他们;叶维丽和冯敬兰不同意,“一定要给她们一些压力”。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以五人访谈录形式出现的调查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既有所指又语焉不详的形象。
调查报告中还曾出现了一位丁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家人看后,提出异议,说只能以“丁某”的形式出现。几番权衡,大家同意了这位老师的请求。
"既要追寻真相,又不愿涉及自己,既要回溯构成历史事件的细节,又要宜粗不宜细。这就是真相的困境”,冯敬兰说。
卞仲耘丈夫王昌垚的控诉
伤痕难消
调查的过程,既是还原历史的过程,也是调查者重新认识过去自己的过程。刘进还记得2008年2月4日,她所在的高三(3)班14名同学聚会,多数不是当年的干部子弟。聚会主题是为“八五事件”调查初稿提意见,但同学们一聊就聊了6个小时,重现了许多刘进自己都遗忘的事实。
有同学说,那时刘进6点多到校,带领同学们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还要求同学们扮成卫生员拉着一位“伤兵”同学匍匐前进——有同学明明跟不上,却为了在刘进面前表现得革命,不得不硬撑着做。
另一位同学说,妈妈给她在上海买了条黄色的裤子。她穿到学校那天,刘进一眼瞧见,就说:哎哟,你裤子怎么这种颜色。这位同学听后吓得再也不敢穿这条裤子了。调查初稿中曾有一句话:"无形之间把我们分开了",罗治看后,抓起笔就把“无形”划掉了。她告诉刘进,高中时期,往往正上课呢,干部子弟就陆续出去开会接受接班人教育了,怎么会是’无形’呢?是非常有形的!干部子弟在一起就是团结,出身不好的在一起就是反攻倒算!"
叶维丽也有类似的体验。在她的印象中,一次学校组织去长安街欢迎外国首脑,班上一个出身特别不好的女生被禁止参加。这位女生就安静地坐在教室写作业,像没事人一样,叶维丽由此记住了她。
卞仲耘女儿的控诉
一次为调查而举行的聚会中,两人相遇了。叶维丽说起这段故事,表示钦佩。没想到话还没完,这位头发花白的女同学竟放声大哭——学校里以出身论各种资格,她始终极为自卑,又无人可以倾诉,当时只是故作镇定。
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刘进、叶维丽等干部子弟们才第一次知道当年同学们对她们的看法——对自己给别人带来的压力,她们此前一无所知。
“今天看来,我其实起到了宣传偏激思想和一味盲从的作用。”刘进对记者说,“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这种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仇恨心理结合起来,最终引发了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最受伤害的人莫过于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92岁的王晶垚与后老伴儿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套小三居里。房间里挤得满满当当,一摞摞书、纸箱和各种杂物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主卧室的一个壁橱上,摆着卞校长的黑白遗像。旁边摆着白色蝴蝶兰绢花,有时也换成百合。碰上祭日,门厅也会再挂一张遗像。
家人的悼念
关于“八五事件”的纪录片以及其它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被放在遗像前供奉着。
卞校长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特地去买了照相机,将卞校长的遗容、纪念物都拍了下来。从1966年冬天起,他个人开始对“八五事件”做访谈笔录,采访了如校工王永海、副校长胡志涛等很多目击者。这些笔录被记在活页纸、小纸片或效率手册上,被装进牛皮纸袋或扁盒子里,40多年后,已发黄变脆、字迹模糊。
五人小组中的于羚,就曾连续几年帮助王晶垚整理过去的历史资料。每周三次,于羚到王晶垚取回资料,回家誊抄,再去念给王先生听,逐字逐句核对。为此,于羚在55岁时开始学习电脑打字。
不过,即便对于羚,王晶垚有些物品也不轻易展示:一个写着“殉难”二字的扁盒子,放着最重要的谈话记录。小皮箱子里的当年物证:一块表带被打歪的手表、一件用墨汁写了“打倒”二字的白衬衫、一件粘有粪便的血衣……
1973年,卞仲耘遇难7年后,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定性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校方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0年,卞仲耘被内部平反
直到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才给卞中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垚曾一再要求用400块钱赔偿金在卞仲耕工作过的校园里种一排树以示纪念。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1979年,王晶垚开始通过法律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他曾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直接杀人凶手,控告曾在卞仲耘批斗会上制造伪证的人……不过各方面的反馈告诉他:此路不通。
年岁越大,他对自己保存的资料越来越生出种偏执与保守。这也让他显得越来越难以接近。王晶垚的一位朋友、北京西城区退休教师徐小棣说,一次他到访王家,正撞见小皮箱子里的遗物摊在地上,王先生似乎正沉浸在回忆之中。看见徐小棣,王晶垚像被狗仔队撞破隐私一样动了怒:"出去!出去!我在冒火!"
"近距离看他时,他的痛苦特别多。”徐小棣说。
刘进曾对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说:“你父亲好像一直生活在1966年8月5日那一天。"她曾在一次纪念活动上看到王先生,眼神空空,带着无法稀释的悲哀。
王学回答:“你说得太对了。"
王晶垚与叶维丽的父母都相识,2001年叶维丽最初开始调查时,王晶垚还曾给叶维丽看了一张照片。“黑乎乎的,完全看不清是什么。”王晶垚告诉叶维丽,这是卞仲耘遇难后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不仅如此,他见到卞仲耘时,脸已经全部变成紫黑色——布满了被殴打后的血印、脚印。
王昌垚的追思
然而,随着调查的进行,王晶垚与她们渐渐产生了分歧。
王晶垚坚持认为,刘进、宋彬彬虽然可能没有亲自动手打人,但事发时仍属于学校的权力当局,负有很大责任。“八五事件”发生时女附中已经有红卫兵组织且红卫兵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抢救。
王晶垚身体还行,但听力和记忆力直线下降。问人的名字,通常要问两三遍;与人交谈,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她们是坏人!"
2014年1月13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第二天,徐小棣去看望王晶垚。她看到老人正在读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并自言自语道:“错?!那是罪!宽容?对罪犯也能宽容吗?"
“红卫兵要翻案了!要改写历史了!”王晶垚在家里喊。
半个月后,一份王晶垚先生签字的声明流传于网上:“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王晶垚先生签字的声明
公开道歉后,学者徐贲、朱学勤等撰文,"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 ……
来自家人、社会的重重压力之下,宋彬彬婉拒媒体采访。
还有同学对冯敬兰的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提出不同意见:最多是“还原”,每个人都不可能放开。
冯敬兰深受触动。她回想起,卞校长去世当晚,她回到家,跟谁都没有提起这件事。多年之中,就像遗忘了一样。调查中,她常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结论是:“这就是我对生命的漠视。当时那种教育,让人的感情变得粗糙、心肠很硬。年纪大了,渐渐恢复了,有了同情心恻隐心,才知道以前是不正常的。"
百岁寿星王晶垚。摄于2021年3月1日
而作为王晶垚的多年老友,徐小棣更关注的是,卞仲耘之外,这些当年的女学生,是否也关注同样在文革中被侮辱与被毁灭的人。比如,女附中附近玉华台饭庄的一名女服务员,被该校红卫兵私刑折磨致死,死时只有19岁,连姓名都不得而知——“这些生命有没有真正引起过她们的痛苦?"
众说纷纭下,是这一代人的故事与挣扎。"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被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叶维丽说。
徐小棣则认为:“这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
或许,这是在无法消弭的分裂与隔阂之外所有当事人——所有愿意直面自己青年时代黑暗一面的、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得到的唯一共识。
1963年,北京师大女附中庆祝从事教育工作卅年以上教职工大会合影留念,前排左起谢莹、邓逸真、赵静园、关秉衡、王明夏、刘希璞、李宝忱、钱德福、许占魁,后排左起卞仲耘、胡志涛、孙岩、苏灵扬、江隆基、刘皑风、丁丁、邓颖超、杨秀峰、林砺儒、阎伯铭、浦安修、于立群
那些打死人的学生,怎么不追究她们的刑事责任?!那个宋彬彬后来来了她们说的水深火热的、她们要打倒的美帝国主义的美国生活,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吗?!最难以相信的是,现在中国还有人要为文革翻案,还说文革中被批判、斗争的人,都是坏人,还说刘少奇被打倒活该,刘少奇不是迫害致死的,云云云云。这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