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想挣开"中国崛起" 需跳脱"特朗普陷阱"

“特朗普陷阱”的内政与外交意义

当前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美中关系的讨论，常常充斥着各种名称的“陷阱”：如描述崛起强权与既有强权难以避免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担忧强权承担过多国际义务的“金德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提醒强权应避免过度扩张的“保罗?肯尼迪陷阱”（Paul Kennedy Trap）等。这些说法各有案例与历史经验的支持，也都曾面临过于简化事态的批评而遭反对。然而这些陷阱说的重点，主要还是提醒决策者在面临重大决断的时候，必须好好审时度势。

“特朗普陷阱”（the Trump Trap）一词最主要出现在2020年、尤其是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在特朗普总统下令以无人机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后，当时欧洲媒体即以欧洲各国恐陷入在外交上难以明确表态的“特朗普陷阱”。该年5月疫情正炽期间，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一场电话会议中，抨击特朗普的执政是一场“绝对混乱的灾难”；其后的一场毕业典礼演说中，奥巴马未指名地称自私与短视就是“事情现在如此糟糕的原因”。此举当然引起特朗普的反击，特朗普抨击他的前任者无能，更说可能有一场堪称“奥巴马门”、打击他的阴谋论正在酝酿；其结果即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更为凝聚。

简言之，“特朗普陷阱”可以描述特朗普执政的结果，包括美国当时因应疫情失当、经济问题难解等，但更重要的是过程，包括特朗普不断寻求敌人、激化对立，通过政治对手对其进行批判与妖魔化，来达到巩固与扩大自身基本盘的目的。“特朗普陷阱”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得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更趋严重，国际盟友也常因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二分划界而进退维谷。如特朗普执政后期对中国大陆的种种制裁与限制，加上选战时的双B诉求（Beijing + Biden），更使得拜登后续若要调整对中政策，必须付出更大的国内与国际的政治成本。

“后─后911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

阿富汗撤军的决定帮助美国终结长达20年的永远的战争，亦有论者认为美国将进入“后─后911时期”（the post-post-9/11 era）。“后911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反恐，也据此进行国内资源重新配置，包括政府组织的改造、紧急法律的授权，甚至民众人身自由的妥协等。而在外交方面，地缘政治的部署凸显中东地区的重要性，甚至因此强化与非民主国家的合作等。

奥巴马总统的文胆罗兹（Ben Rhodes）在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务》季刊即撰文表示，拜登将揭开“后─后911时期”的序幕，首要工作之一即是要重新审视美国的资源配置，包括应当强化基础建设、妥善处理疫情与经济等，在国际之间也应将重返亚洲并遏制俄罗斯作为重点。罗兹认为，其中大部分的想法都与奥巴马执政的重点相同，但奥巴马当时许多重大施政提案受到国会两党议员掣肘，主要原因即在于美国民众的心理仍处于“后911时期”而强烈反恐。更重要的是，基于反恐而来的敌我分别，不仅使得当时美国民意低估中国崛起、奥巴马无法实质推动重返亚洲政策，更造成当前美国内部习于二分法而使得各项政策辩论过于简化、难以雕琢。

罗兹的文章基本认同中国大陆是美国的最大竞争者之说，但他强调因应中国崛起，最好的方法还是要团结美国内部、凝聚共识。证诸近期仍活跃于政治舞台的特朗普对于拜登之严词批评，看来拜登需要展现更多的领导能力才能跨越“特朗普陷阱”。

（本文作者卢业中，系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经《奔腾思潮》授权转载，原文标题为《【卢业中观点】拜登可以成功跳脱“特朗普陷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