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影"中的近半个世纪…嫁给“强奸犯”的45年
江西教师汪康夫,在上世纪60年代因强奸女学生的罪名被判劳改十年,诸多证据显示这是一桩错案。为此,汪康夫申诉了43年,直到最近国家最高检察机关接收了相关材料。
妻子周三英一直支持着汪康夫,并在漫长时间里,守护着深陷污名的丈夫。
丈夫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时,周三英正准备去菜地种菜。
周三英今年75岁,面色黑红,落着深深浅浅的斑点,是长年务农种菜留下的印记。虽然如今不用靠卖菜为生,但习惯了劳作的她停不下来。家中一向不宽裕,种些菜自己吃,也能省点花销。
“三英”,79岁的丈夫汪康夫大声叫她,语调里透着喜悦:“最高人民检察院回复信息了。”
周三英不识字,汪康夫把信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她听:“汪康夫,您好,您关于刑事申诉的信访材料收悉。您提供的申诉材料不齐备,请在1个月内将补充材料邮寄至北京市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要求补充材料,意味着事件被看到、被注意了。
周三英理解丈夫的激动。这是他在持续43年的不懈申诉后,收获的最新进展。
1966年,时任江西莲花县琴水小学教师的汪康夫被指控强奸两名、猥亵10名女学生,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75年,汪康夫劳改9年后被提前释放。3年后,他给女学生写信,询问当年的情况。女学生们很快回信,全部否认了被“强奸、猥亵”,并解释自己当年是被引导和威胁,在指控汪康夫的材料上签了字。有了“受害者”的证明,汪康夫满怀信心地走上了申诉之路。这一走,就是43年,周三英始终是他最亲密的见证者和支持者。
“希望这次老天开眼。”周三英高兴之余不忘祝祷。漫长的近半个世纪里,这是她经常默念的话。走出家门,她觉得天光都亮了些,映得田间地头的各色野花格外鲜活,就像她初见汪康夫的那年。
第一次见到汪康夫时,周三英30岁。
上世纪70年代的江西农村,一个30岁还没出嫁的女性,足以成为家族的心病。上周家提亲的人也不少,但周三英有自己的主张。
周三英三岁时,父亲去了香港,从此音讯全无,剩下她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没有顶梁柱的家庭,在当时的农村本就容易被歧视,何况还背负着“海外关系”。在自卑中长大的周三英,担心结婚后被丈夫和婆家欺负,不敢轻易许嫁。直到汪康夫上门。
那是1976年,汪康夫被释放后不久。当时汪康夫的父亲已病逝,家中只剩下他和寡母。有邻里热心,说总得成个家,于是给汪康夫介绍了“门当户对”的周家女儿。
大约是因为羞涩,汪康夫随介绍人登门那天,周三英躲了出去。因此她不知道,家中亲人们仔细盘问了汪康夫的情况后,态度都是否定的。这个已不年轻的男子不但背着“强奸犯”的罪名,身体也不好:9年劳改生涯蚕食了健康,给他留下严重的胃溃疡和肾结石。
但周三英相中了汪康夫。也许是因为汪康夫离去时她在小路上远远一瞥,觉得这个人“长得好”——那时的汪康夫,剑眉朗目,因为读过书做过老师,有几分不同于寻常乡人的斯文气质;也许也是看中了他为人诟病的出身和过往:“这也是个苦命人,他一定不会欺负我。”
这年年底,央邻里杀了头猪摆了几桌酒席,两个同样受尽冷眼的人结婚了。双方家境都窘迫,婚礼上,周三英穿着旧衣,汪康夫的中山装是借来的。收的礼金还没捂热,就拿去还汪家为操办酒席借的债。周三英进门时,汪家甚至没有一副多余的碗筷,得去邻居家借,才能让新媳妇吃上饭。
周三英并不在意这些。她安安适适地住进了汪家那三间漏水的破土屋,“立志成才”,把日子过好。夫妻俩种菜、卖菜,丈夫体贴,挑担子总是挑重的,让她挑轻的。自己快步把担子挑到家,又返回来接她,把轻的担子也接过去。周三英很知足。
第二年,大女儿出生。日子本该就这样平静如水地流淌下去,耕作、挣钱、抚养孩子,和村里500多户人家一样。直到这天回家,周三英发现汪康夫在写信。他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自己也想申诉。
图汪康夫在居住多年的老宅前
此前,周三英没问过丈夫他的“前科”。汪康夫的罪名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落下的,周三英自己深受“家庭出身”之害,她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顶着“国民党军官之子”身份的人,多么容易受到欺压和诬陷。婚前那一瞥的印象,似乎更加固了她对汪康夫的好感,让她对他有了不同于众人的判断;婚后,丈夫待她一直温和有礼,从没骂过她,更不曾动手,和村中那些脾气暴烈的男人迥异。
这让周三英很难将汪康夫和“强奸犯”这个可怕的名词联系起来。
现在见丈夫写信,周三英觉得必须郑重地和他谈一次。她需要他的坦白,来佐证自己的判断。
“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没有,但凡有一点我就认了,何必再把事情翻出来?”“既然没有,那就申诉,我支持你。”
也许要到很多年后,周三英才能彻底体会到自己这句承诺的份量。当初面对家人的反对,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跟这个病人一起走。”现在她才知道,丈夫更加沉痛难言的病,在心里。她没有预料到疗愈这桩心病,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耐力。
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即便偶尔闪过一丝轻微的疑虑,周三英也选择自己承担,从不在丈夫面前流露。 几个孩子从未听母亲说过父亲的过往,她们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没有污点的父亲。
周三英的几个女儿都已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心结是在什么时候,只有儿子汪许健还有些印象。那时他大概上五年级,一次上家中阁楼找东西,翻到一大叠薄脆泛黄的纸张,铺满工整的蓝黑色字迹。那是汪康夫经年累积的申诉信底稿。
从汪康夫决定申诉的那天起,周三英就对他说,家里的事不用你管,我都能担当。
她说到做到。地里产出的菜,一直是周三英挑到集市上卖。孩子们一直津津乐道,说妈妈虽然只上到四年级就辍了学,但算术很好,卖菜时能一口报出总价,比必须在纸上列算式的父亲强得多。
每天凌晨五点多,周三英起身,带一点干粮,挑上担子上集市。秋冬时天色一团浓黑,看不清脚下,加上困倦,有一次,周三英直直摔进路边沟中。疼痛唤醒神智,她爬起来继续赶路。卖完菜已是午间,周三英匆匆回家,做饭洗衣,照管4个孩子。
汪康夫则留在家中种菜,有空闲就写申诉信。卖菜收入微薄,他动了再搞些副业的念头,买来家禽养殖的书,照本宣科地养起了鸭子。孵鸭蛋用煤油灯,需要一夜几次起来照看。有时汪康夫料理完活计,无法再入眠,就趁四下安静,在煤油灯下继续写信。申诉一次次被驳回,他总觉得是自己哪里没写清楚,只好反复修改那些已经陈述过上百次的说明。
长夜难明,丈夫在一团昏黄光晕下书写的侧影,印在灰白斑驳的墙上,成为周三英心上最深的印记,让她彻底相信了丈夫的清白:一个真正蒙冤的人,才会如此在意自己的名誉,才能在长久的无望里坚持。
况且,丈夫平日的处事和品行她也看在眼里:儿子汪许健一次和小伙伴上山砍柴,小伙伴淘气,偷挖了别人家的竹笋。汪许健回到家,汪康夫误以为儿子也参与了偷窃,一巴掌就抽了过去。那些女学生回信说明当年真相后,汪康夫对她说,不要怨恨学生,自己被诬陷与她们无关,学生当年面对的压力绝非她们的年纪所能承受。
身边这个清癯而寡言的男子,身陷牢狱十年,声名前程尽毁,却仍保有正直、善意与宽谅。对丈夫,周三英逐渐感到既敬佩又怜惜,她想要保护他。
图|周三英和汪康夫
结婚不久,周三英就知道了婆家的隐痛:在那些年的政治运动中,汪康夫家中的不少土地、财物都被乡邻分走。汪康夫劳改归来,运动也结束了,有的乡邻把财物还了回来,有的不愿归还,坚称是自己家的。围绕那些财物的归属,汪家一度和乡邻发生了争执。
一天,周三英卖菜回来,发现自己家被乡邻包围,众人叫嚷:汪康夫出来,打死你!婆婆和汪康夫紧闭房门不作声。周三英动了气,大声叫丈夫,你出来让他们打一个试试!乡邻见她态度强硬,不敢再欺压这个势单力薄的家庭,纷纷散去。
历史遗下的纷争渐随时间消弥,但汪康夫的往事又成为新的把柄。一旦与邻里有龃龉,对方就会毫不留情地骂“强奸犯”、“劳改犯”。这时汪康夫总是沉默,从不为自己辩解,而周三英选择反击。她被汪康夫戏称为“管户口的”,熟知村中家长里短,回击时总能抓住对方的弱点。
汪康夫曾劝她不要和别人争,但她听不得自己丈夫被羞辱。 丈夫 用缄默和退让守卫自尊,周三英则用粗粝而坚韧的生存智慧,护住他。
1989年,汪康夫健康状况恶化,胃疼、便血,直到晕倒在地里。家里东拼西借凑了150元钱,准备送他去医院,汪康夫拒绝了。他想用这笔钱请律师,帮助自己翻案。
在丈夫床前,一贯坚强的周三英流下泪来。但见他心意坚决,她没有再劝。她上山挖草药,一筐筐背回家,给汪康夫熬药。 汪康夫病势稍缓,周三英就按他的要求,扶着他到城里找律师。 她心疼丈夫的身体,但更理解他对“清白”的极度渴盼: “就像有病在身上,不去治心里就不舒服不痛快。 ”
有时卖菜回来,家中一团乱,汪康夫在桌前专注地写信。周三英忍不住发牢骚:天天写信,也不管管家里。但过上两天,她又对丈夫说:又攒了点钱,够你再跑一趟了。夜里丈夫写信,她照常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
平日,汪康夫很少和村里人来往,在路上碰见人也鲜少主动招呼。别人说他骄傲,只有周三英知道,那是源于他“极度的自卑。”有时邻里问周三英,汪康夫怎么不出来和大家一起玩玩?周三英总是解释,他有心事,没有心情出来。
也许连周三英自己都不知道,丈夫的心事,她担去了一半的重量,才让这个敏感自尊的男人,在申诉无门的几十年里,没有被漫长的心理煎熬压垮。
汪家小女儿珍珍曾一度心绪低沉。 尽管在母亲的保护下,几个孩子从未因为父亲的罪名自卑过,但目睹父亲多年申冤无果,珍珍觉得,想要翻案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平正义。 ”
和女儿不同,周三英不懂那些抽象的名词。但她从没有动摇过。
那些年,汪康夫不断写信、寄信,有空时往县里、市里跑,找司法机关问进展。每次要用钱,就向掌管家中财政的周三英伸手。拖着4个孩子的家捉襟见肘,为了丈夫,周三英一次次出去借钱。
大女儿金凤记得,经常借债让母亲掌握了策略:去那些刚办过喜事的人家借,他们刚收过礼金,手头宽松。但即便如此,母亲也经常铩羽而归。别人都知道汪家穷,一见周三英上门,当家的就找理由躲出去。周三英面色不变,像寻常串门一样和别人家老人小孩说上几句闲话,再去下一家碰运气。
在含羞忍耻的路途上,周三英没有抱怨过汪康夫。她知道丈夫有些书生气,拉不下脸面做这样的事。
汪康夫在教书上的才能,是周三英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
1979年,石市小学校长邀请汪康夫做语文代课老师。为了挣工资贴补家用,汪康夫答应了。但他不再像年轻时做老师那样和学生打成一片,而是上完课就回家,种菜、种西瓜、养黄鳝。这是他的自我保护,也许也是对外界释放的自我检点的信号。
丈夫又做了老师,周三英很高兴。她自幼辍学,特别看重有知识的人。在家中,她比汪康夫更关心几个孩子的学习。早年经历让汪康夫觉得,老实本分度日就好,有能耐不见得有用,自己当年教书兢兢业业,也算尽到了能耐,却落得如此下场。孩子们能上学就上学,不上学的话,回家种地也不错。周三英却坚持,一定要让孩子们上学,“要他们将来有出息。”
大女儿金凤上高一时,弟弟汪许健升入初三,家里实在无力负担4个孩子读书,成绩不错的金凤主动提出退学。周三英不让,准备再去借钱,最终没拗过女儿。虽然金凤外出打工后,家里条件改善了不少,但女儿的辍学成了周三英长久的遗憾。
重执教鞭的汪康夫消退了年轻时的心气,但认真、耐心和不错的文学素养,还是让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老师,在学校和村里逐渐获得尊重。周三英觉得丈夫很厉害:“学生们本来叽叽喳喳的,他一进教室就鸦雀无声,有权威。”
1985年,汪康夫在全县教学评比中获得“小学语文最佳一堂课”一等奖,教育部门嘉奖他去了北京旅游。30多年后,周三英说起这件事,语气里依然满是自豪。从北京回来,一向不会买东西的汪康夫给妻子带了一件背心,这是那些艰难日子里,难得的充满喜悦和希望的馈赠。
日子一点点向好,汪康夫的品行也渐为众人知悉。他处事公正,说理清晰,村里谁家有了难以决断的事,常常找他裁决。汪康夫从“强奸犯”,慢慢变成乡邻口中的“汪老师”。
但周三英知道,口碑的转变对汪康夫而言是不够的,他要的是法律意义上的“清白”。亲友邻居们都知道汪康夫多年的申诉,来串门时常常问问进展,有时也劝周三英,让汪老师算了吧,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不如好好保养自己。甚至连几个孩子也这样说过。周三英从没把这些话转述给丈夫,更没有自己劝说过丈夫放弃。
“没有就是没有,就要坚持到底。”这个女人朴素的是非观下,有着异乎寻常的执拗。或许在她看来,丈夫的污名不只是他自己的,还是整个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为洗刷它而努力。“如果我们在世时没有结果,还要让孩子们继续申诉。”
几十年间,汪康夫的申诉信在莲花县人民法院、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机构往复辗转,出现过希望又最终破灭。每一次,周三英都和丈夫一起,激动、期盼、失望、再申诉。直到8月10日,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
汪康夫说,最高检的回复让他又看到一些希望,但结果如何不能肯定。说起自己的案情,他语气严峻凝重,是被这个巨大阴影笼罩大半生后的郁结。只有谈到妻子时,他的声调舒缓下来,像一块沉默而坚硬的岩石,被花草挤开一条缝隙,有了春色和暖意。“我感激她”。
偶尔回忆过往时,汪康夫会为自己被摧毁的前途遗憾。当年和他一起在琴水小学任教的老师们,后来有调去省城的,有在地区从教的,最不济的也在县城当了小学校长。那原本也应该是属于他的人生。“我可以培养所有孩子上大学,家庭生活会相当美满。”
不过周三英并不以这些年的日子为苦。她笑得爽朗,说如果汪康夫一直是优秀教师、知识分子,大概也就不会找自己(结婚)了。她不知道,正如儿子汪许健所言,找到她,是汪康夫这一生遇到的最好的安排。
接到最高检信息的第三天,小女儿替汪康夫寄出补充材料,于8月31日收到回复:材料收悉,正在审查中。周三英又和丈夫一起,开始了怀着希望的等待。
图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
周三英说,如果这次能够还丈夫清白,她要感谢律师、感谢记者、感谢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她还想和汪康夫一起出去旅游一趟,“他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这是夫妻俩年轻时不敢做的梦。在卸去冤屈后上路,清瘦的他和素朴的她相互搀扶,去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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