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变引起质变 中国正进入以共同富裕为中心时代

自8月17日中国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聚焦共同富裕以来，共同富裕这一当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多次承诺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被不少人几乎淡忘后，重新强势回归公众的视野，成为过去一段时间海内外讨论中国政策风向标的热词。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接连出手整治互联网平台经济、房地产业、娱乐圈等领域，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固然有多重原因，但其中不乏促进共同富裕的考虑。

这其实是预期之内终会来临的一天，昭示邓小平时代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历40多年的发展，终于由量变引起质变，或迎来历史性的节点，进入新的阶段。

共同富裕正在成为中国中心课题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共领导人谈话时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段话包含三层含义，其一是邓小平生前曾多次讲过共同富裕，其二是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和本质在于共同富裕，其三是邓小平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共同富裕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一年多后，邓小平开始了晚年最为著名的九二南巡。期间，他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的看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经典表述其实是意在破除当时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认知误区，解释他早前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此番表述和他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路径，在当时虽遭到不少人的质疑，被批背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放在更宏大的历史周期来看，以及结合今天中共重提共同富裕，可以看出当时那些批评邓小平和中共的人可能理解错了，在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后，社会主义理想是有可能在未来中国实现。

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学说产生以来，不论是欧文（Robert Owen）、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停留于理想层面，至多是工人运动，难以转化为成功的国家实践。直到列宁（Lenin）发起俄国革命，建立人类历史上首个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权，后经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的发展，形成一套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出于反抗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霸权的共同背景，本来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价值认同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小康、大同社会相契合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传入中国，李大钊所宣扬的俄国革命是一场庶民的胜利，尤其引起了当时深受殖民之苦的不少中国人的精神共鸣。后来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共虽以农村包围城市，走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但成功夺取国家政权后，政治经济体制还是受到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在苏联的极力推动下，二战后效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全球范围内纷纷建立，形成一个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非常强有力地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对于那些不像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依靠殖民掠夺来进行原始积累的后发国家来说，这个优点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讲，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快速完成，都与这种高度集中的政经体制密不可分。但事有两面，快速完成工业化背后是无数平民尤其是农民群体的巨大牺牲和付出。人的牺牲和付出往往是有限度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一旦运行时间久了，必然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人浮于事、消极怠工等一系列严重弊病，社会活力与积极性受到极大抑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所以当时不论苏联还是中国，尽管都能快速完成工业化，但绝大多数民众依然生活在整体性的贫穷落后之中。不仅如此，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阶级斗争、极左等问题。中国就曾深受其害，长时间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盛行，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给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伤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秩序濒临崩溃边缘。后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因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弊病所致。而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及其模式，让当时危机空前严峻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涅槃重生（电视剧）。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极左盛行到回归常识理性，从对外封闭到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化。这一系列变化的核心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应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邓小平和当时中共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只会带来共同贫穷，根本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因此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底线和原则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中国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想。正因这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国人共同契约的两个大局：一个大局是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从长历史周期来看，邓小平和当时中共所设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富有远见。过去40年以来，或者说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国正是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导向，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集中精力“做大蛋糕”，不仅让大约9亿人摆脱贫困，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普遍贫困难题，而且中国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当然，正如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的黄平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所言“过去40年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和底线，在追求发展过程中，防止两极分化的工作一直在做”，不论是大规模扶贫、实行西部大开发，还是各种惠农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以及建立广覆盖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明显缓解了贫富分化，有效改善了民生。但总体而言，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中国仍有近40%的人属于农村人口，其中多数人收入低、生活条件差。而在60%的城镇居民中，固然已有许多人生活富裕、奢华，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常年都在为生活乃至基本生存苦苦挣扎。

以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为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一个历史高值0.491，明显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警戒线0.4，高于同期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2008年之后中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一直都高于0.4，其中2015年是0.462，2016年是0.465。《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曾发布研究文章称，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接近于美国。伴随贫富分化的扩大，阶层流动通道逐渐堵塞，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新时代四座大山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年轻人的焦虑不断蔓延，对资本霸权的不满情绪日益攀升。近年来，类似于社畜、打工人、996、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拼多多女孩猝死、内卷、躺平的字眼或新闻，之所以总能在中国网络上引发巨大的共鸣，归根结底是社会公众尤其是工薪阶层对于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不满。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确实到了邓小平当年论述社会主义说的“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阶段，以更大力度推行两个大局的第二个大局。因为这不仅是当初改革开放时的承诺和中国人的共同契约，而且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否则的话，就像邓小平说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所以说，中共十九大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要继续“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其实是对改革开放之初承诺的兑现，反映了持续接力的传承精神和一以贯之的政治抱负。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时，其中关于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部分明确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最近中共聚焦共同富裕，就会发现其实是顺理成章，邓小平当年说的“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至少在政策宣示层面逐渐成为事实，中国正在进入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新发展阶段。

理解共同富裕的四个维度

随着中国正进入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时代，那么理清共同富裕的概念，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避开潜在的风险，让共同富裕健康可持续，就非常有现实意义。毕竟，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任重而道远，充满各种风险，稍有不慎，可能适得其反。

第一，什么是共同富裕？关于这个问题，前不久中国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解释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这番解释应该说是非常稳妥和准确。既然是共同富裕，那自然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让所有人都能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红利。今天中国已经摆脱绝对贫困，人们日益追求精神生活，因此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生活的丰富，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但因为每个人的智力、能力和辛勤程度不同，任何社会的财富分配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平均主义或大锅饭，任何企图以平均主义或大锅饭来分配财富的努力，只会以失败告终，带来更糟糕的结果。中国曾在这一点上有惨痛教训和深刻体会，自当时刻保持警惕，因此今天所说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而是在尊重差异和自由的同时尽最大可能确保公平分配财富，构建一个更加优化更加公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第二，怎么实现共同富裕？8月17日中国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说法是“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都是政策宣示层面，写清楚了大方向，但具体执行阶段怎么行之有效地落实，则是一个艰巨挑战。比如，“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此处应该包括解决四座大山的问题，只是经费从哪里来？怎样确保经费真正用到实处？再如，“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能不能及早推行房产税和财产税，可一旦开征房产税和财产税，必然影响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怎么以较小代价成功让既得利益群体让利于民？

政策的宣示和执行经常是两回事。就像中国中央财经委员会说的“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表述，但若想落地，实在太难。最近中国教育“双减”政策，初衷和理念很好，但引起了大量家长的不满，原因是在阶层固化、地区发展和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偏低、社会评价机制单一的现实下，只对供应端下刀的“双减”政策会迫使需求和供应都转入地下黑市，让教育培训从大规模连锁时代退回到家教时代，增大中产阶级向上跃升的难度。中国在推行共同富裕过程中，怎样确保具有道德制高点的良好目标和理念，在执行过程中同样取得良好效果，极具挑战。

第三，怎样避开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潜在风险？除了前文提及的平均主义或大锅饭之外，还有两个风险：民粹主义的仇富情绪和用力过猛、一刀切的整治措施。今天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当然应该节制资本，规范资本的运作，调节富人的过高收入，但这绝不等同于杀富济贫或民粹主义的仇富情绪。就像马云和阿里巴巴，有问题当然应该依法处理，该怎样就怎样，但同时要警惕一些民粹主义的仇富声音将马云和阿里巴巴扣上万恶资本的标签。中国政府的整治措施同样如此，确实应该下大力气去整治各种乱象，但同时要注意智慧和方法，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不要用力过猛或一刀切，更要尽量减少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和市场恐慌。这个分寸怎么拿捏，怎样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确实非常考验中国政府的能力。

第四，怎样让共同富裕健康可持续？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工业文明之上，而工业文明在带来人类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会消耗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遍地垃圾，给地球生态的承载力带来相当严峻的挑战。走在工业化前列的西方就曾在成为发达社会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污染、消耗和浪费，后来只不过把污染工业转移出去，但依然消耗和浪费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今天中国尚且只是发展中国家，就已经消耗不计其数的资源和能源，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今后中国若想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整体性迈入发达社会，届时所消耗的资源和能源将会急剧增长。试想一下，今天美国3亿多人口，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其中富人只是少数，尚且消耗那么多的资源和能源，当中国14亿人整体实现共同富裕，人人都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那得消耗多少资源和能源？众所周知，地球的资源和能源是有限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迟早会枯竭，地球的环境承载力更是有限，污染的代价已经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想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就必须设法增加新能源的供应，大幅度减少浪费和污染，更不要重走西方走过的向外转移污染工业的老路，而是寻找人与地球和谐共生的新路。

无论如何，中国进入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时代是让人乐见其成的重大转变。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理想长期以来都是停留于理想层面，一旦中国在经过艰苦努力后能够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共同富裕，那对于中国、世界来说，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说明世间真的存在超越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毋庸赘言，这必然是极具难度的挑战，为此中国社会应该探索建立一个能够集思广益的包容和开放的公共讨论环境。中国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既然这是令人向往的宏大目标，事关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那么大家不妨积极参与其中，去寻求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