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争夺世界强权地位的声望商品是它？

中共发展太空科技，另有对内稳固政权，对外宣传中共体制“优越性”以及拉高国际威望作用。（汤森路透）

一九五O年代后期开始，中共便开始发展航太科技，近年来更是在包括“载人航天”等太空科技领域取得新成果。随著太空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共相比过去更自信地公开展示其投产以及尚在研发的太空科技工程项目，并积极地将本应是价值中立的科技为民族主义宣传添油加醋，以爱国主义教育和意识形态为主题的航天活动和商业文化产品声势更是逐年壮大。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从中共官方关于太空科技成果的宣传中发现了中国民族主义叙事特点的转变，更借美苏“太空竞赛”和明朝水师下西洋的历史案例指出，中共大力发展并宣传其航太科技成果，亦将其作为巩固政权以及宣扬中共国际威望的“象征资本”。

重新拥抱民族主义的叙事

从一九七O年代开始，中共选择“重新拥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寻求政权合法性来源，毛泽东时代的“胜利者叙事”也逐渐被“受害者叙事”取代，外国“船坚炮利”的侵略，也成为了这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主题之一。

然而，在有关太空等科技发展成果的报导中，中共的官方宣传叙事却鲜少提及中国“屈辱世纪”，特别是近代以来因科学技术落后所遭致的“苦难”。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古代中国的“强盛”，以及当今中国大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如何“重返”、“延续”曾经的“强盛”。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与相关元素，如以“嫦娥”、“玉兔”、“天宫”、“天问”和“祝融”为太空科技产品的命名，又或者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崛起的科幻文化，如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和据此改编的影片《流浪地球》，都体现了中共官方似乎尝试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资源进一步结合在其民族主义叙事中。自上世纪以来尝试跟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追求“富强”的中国，似乎继续在科技民族主义叙事中找寻“现代性”与“中国性”(Chineseness) 共存的新方法。

另一方面，当中共大力发展以及宣传其太空等科技领域时，民族自信与优越感在与外国竞争对手的比较中得到频繁强调。“举世瞩目...”、“世界首颗...”、“世界最大...”和“超过欧美...”等语句多次出现在中共官方新闻宣传中，而不仅仅是“我们也达成了...”。

笔者也发现，当中共新闻宣传叙事中提及与外国对手的竞争时，数次使用体育赛事类、军事类以及太空国土化等比喻修辞，塑造“我们”比“他们”更强、更好的身分认同想像。

太空科技与体制优越的关联

笔者认为，中共发展太空科技，除了所谓的军事或科技发展动机，更是反映了太空科技成就等作为一种对内稳固政权合法性、宣传中共体制“优越性”以及拉高国际威望等所追求的“象征资本”。“象征资本”是学者Pierre Bourdieu (1987)提出的概念。社会成员在既定的社会场域(地位结构空间)中，运用各种形式的资本---经济、文化、社会以及象征---占据支配性位置，而为了维系或改变力量的均衡，社会成员就会为获取场域位置的利益展开斗争。

其中，不同形式的资本是互相转换的。象征资本可以视为各种资本被认知的样子，而权力的象征关系，则反过来再次塑造社会空间结构的权力关系。藉美苏太空竞赛与明朝水师下西洋的历史案例对比，可为中共发展与宣传太空科技以追求“象征资本”提供一个视角。

首先，两个事件当中的主政者皆有较高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感。对于美国肯尼迪政府来说，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不仅仅是科技领域的比较，而是包括军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乃至综合国力等的优劣胜负，尤其美国和苏联在当时都极力争夺世界范围内两大阵营各自的领导地位，谁先争夺登月的“第一”，谁就能抢先占领象征性的支配位置。而对于永乐皇帝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平王朝中的篡位者来说，他也需要证明世界上其他统治者承认以他为主导的地位。

第二，无论是美苏在太空竞赛时的投入，还是明朝水师下西洋，短期内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军事或经济收益。第三，当明显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改善或解除后，其计划也跟着终止了。比如美国成功登月并打击了苏联的宇航员登月计划后，就再没有登月。

虽然中国大陆“进军太空”已有约半个世纪，但近年来随著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共似乎在“进军太空”同时更加大张旗鼓。笔者认为，太空科技又再次成为中国大陆争夺太空、甚至是世界强权地位的“声望商品”。中共“敲锣打鼓”的加入“太空俱乐部”，一个直接的象征意义在于，能掌握太空核心技术的国家为极少数，所以它不仅可以塑造所谓“强国”的想像，更能让北京借此对内对外宣传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美苏的“太空竞赛”和明朝水师下西洋的例子，对于探讨为何中共大力发展并宣传包括太空科技等相对高投资、低回报的大型科技工程项目，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笔者认为，中共在太空科技发展的投入，意在追求巩固其大国地位与声望的“象征资本”，不仅体现北京与美国等世界强权争夺太空霸主的企图心，更反映了中共对内寻求民族主义支持的同时，正在朝着更加外向、更加自信以及更灵活运用具现代感资源的民族主义叙事方向转变。

然而，不论这样的“象征资本”是否会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发挥民族“强心剂”的作用，(苏联的先例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笔者认为，如此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其他社会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一方面，中共官方持续强化包括太空科技成就等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的民族主义宣传，是否会加剧中共政治菁英和中国大陆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过度自信和民族主义民粹化，乃至当科技相关问题成为国际矛盾时，影响中国大陆社会对于国家自身定位的理解与反应，加重中共潜在的执政压力，使其在特定外交行为上采取更冒险的行为？

另一方面，科技“举国体制”或使中共得以倾尽国家和社会之力追逐所谓“中国第一”，但就如中共体育“举国体制”对其奥运选手的影响，是否也将会给背负来自政府与社会极高期待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国家队”，带来更多的荣辱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