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概述：为什么明朝如此抗拒“和亲”？

和亲是中国古代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含义十分广泛。

譬如“缔结姻亲（如昭君出塞）”，结为“兄弟之国（如辽宋缔约：读书笔记：契丹人眼中的“中国”、“华夷”和“正统”）或叔侄之国（如金宋缔约：金人眼里的“中国”、“华夷”和“正统”）以及“互市贸易（如隆庆合议：读书笔记：为什么俺答汗要三番五次主动向明朝“纳贡”？）”等等。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不过，本文中的和亲，特指两国缔结姻亲，即“政治婚姻”。

坦诚说，政治意味深厚的和亲，对我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在明朝，官方一直奉行“不和亲”政策。但是，在明朝史籍中，“和亲”一词却频频出现，尤其是土木之变前后，状况更加明显。

为什么明朝一再重申“不和亲”？我们就以曾向明朝主动提出“和亲”的也先为例，跟大家简单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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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先的两次“和亲”要求概述

史书记载，也先一共提出过两次和亲要求。

也先（？—1455），第二十八代蒙古大汗

第一次是在通事达官千户马清、马云奉命出使瓦剌时。“也先求其子结渊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朝廷不知也，答诏无需婚意，也先愧怒。”这与《明英宗实录》中马清、马云曾“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的记载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派往蒙古的使臣们，为了个人身家性命，通常都会极力讨好以也先为首的蒙古贵族，可谓“索无不许”；但返回明朝后，又不敢向皇帝上奏。由此可见，明朝使者私自许诺与也先和亲，更像是为了保证自己“能活着回来”而说的“权宜之语”。

蒙古国历史剧《群王时代》里的明朝使臣

于谦综合各方情报，得知“使臣马清、马云曾许贼首也先讨笙箫细乐会唱妇女，及以后使臣到彼和番，又许也先与中国和亲”后，颇为震怒。

他严厉痛斥二人“止知贪利以肥家，不思屈节而辱国，于虏情之虚实略不以闻，礼仪之大节全不暖顾，及回还复命，又复驾捏虚词，夸大张皇，肆为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阴结虏人，妄报根脚而希求升赏，以致贼房放肆，有轻中国之心，边境不宁，酿成今日之祸”，并要求对他们严加勘问，予以重惩。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

也先的第二次和亲要求，提出于“土木之变”后。尽管也先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他一直对被俘的明英宗尊敬有加，并表达了将妹妹嫁给明英宗的意愿。

在明英宗传给明廷的口信中，他自己也承认“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明史·胡仲伦传》也说“会上皇（明英宗）北狩，也先欲妻以妹”。

关于也先将妹妹嫁给明英宗一事，能否看做是严格意义上的和亲，还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英宗被俘，“只能做”明廷“名义上的太上皇”，但并不影响其地位。因此也先认为，无论是厚待这位“太上皇”，还是将妹妹嫁给他，都是在未来（即英宗回朝“重做天子”后）得到贡市、赏赐等一系列实际好处。

《大明风华》中的明英宗形象

实际上，明朝君臣们，也承认也先这一提议属于和亲。御史朱鉴上书景泰帝时就提到，“也先奸诡百端，杀掠无已。复假和亲，以送驾为名，觊得开关延接，稍示抗拒，彼即有辞其谋既深，我虑宜远。”景泰帝“嘉纳之”。朱鉴将也先嫁妹的提议视为“和亲”，景泰帝也没有提出异议

二、为什么也先主动提出“和亲”

作为瓦刺部乃至整个蒙古诸部的杰出首领的也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土木之变前后与明交涉中，始终占有绝对主动权。

土木之变

但之所以提出与明朝“和亲”，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1）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

对于少数民族政权而言，不管是以西汉前期为代表的“被迫和亲”还是唐朝前期的“主动联姻”，绝不仅仅是“少数民族首领娶一位中原妻子”那么简单。

通过和亲，少数民族政权不仅可以获得诸如金银细软、绫罗绸缎、五谷食物等当地严重缺乏的物产，还可以得到源自中原王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譬如在昭君出塞时的和亲团队中，就有不少技艺高超的手工业者。他们不仅为北方游牧民族带去了诸如铁器、金银器皿的铸造以及纺织品制造等生产技艺，极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昭君出塞

在也先统治时期，蒙古诸部尚未熟练掌握金银器以及铁器的铸造技艺。实际上，直到近一百年之后的俺答汗时期，他们才基本掌握了金银器和铁器的铸造技艺。对于和亲所能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也先可谓心知肚明。

2）为夺取大汗之位服务

对于非“黄金家族后裔”的也先而言，当蒙古大汗，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尽管他在土木之变后，掌握着瓦刺乃至整个蒙古的最高实际权力，可鉴于黄金家族在蒙古各部的巨大威望，也先不得不在名义上仍臣服于“正统大汗”脱脱不花。

脱脱不花（1416—1452），蒙古帝国第26位大汗，爱猷识理达腊曾孙

实际上，也先根本就没有夺取大都（北京）乃至入主中原的打算，俘虏明英宗完全是他“意外的收获”。他南下入侵明朝的根本目的，就是“抢劫”。在俘虏明英宗后，也先的当务之急是保存实力，以便有足够的本钱，和脱脱不花争夺大汗之位。

关于这一点，明朝史学家们可谓“心有灵犀”。“英宗之得归，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于谦）之功，亦因也先谋图普花（脱脱不花），思结好于中国。精神之注射，在彼不在此也。”

蒙古骑兵：我们只是来打劫！

因此，也先在北京城下遭到于谦指挥的守军抵抗后，并没有多做停留和消耗，很快便返回草原。与英宗和亲，也是其“远交近攻”的手段之一。他甚至威胁明廷，“今送上皇回京，若不得正位，虽五年十年，务要仇杀”。

3）顺应民意

实际上，在俘虏明英宗后，很多蒙古首领就主张与明朝讲和。譬如其麾下重臣阿剌知院，就曾对部下完者脱欢就说：“凡我下人，皆欲讲和。如朝廷不信，留我一人为质。”

另外，常年的对外征战，也让蒙古普通百姓们产生了厌战情绪。据明朝史料记载，当明朝使臣李实与瓦刺商谈议和事宜时，许多蒙古百姓“闻为议和使臣，皆举手加额，欣幸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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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概之，倘若和亲成功，蒙古诸部不仅能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也先本人还能增加政治资本，草原游牧地区的生产力也能得到充足发展，可谓“百利无一害。

三、明朝为什么拒绝“和亲”？

1）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观念

流传千年的“华夷之辩”观念，一直是中原王朝对外交往和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甚至延伸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上。而“华夷之辩”的核心要点，就是尊“华（华夏族）贬“夷（蛮、戎、狄等少数民族），如《论语》中就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华夷之辨”、“夏夷之防”“、“用夏变夷”等为代表的“民族观点”，被历朝历代所沿用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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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推翻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后，尽管一度重用蒙古人入朝为官，但明朝汉族君臣士大夫们骨子里的华夷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再加上进入明朝中期，蒙古诸部对明朝边境频繁的掳掠侵扰，让官方颇为头疼却又束手无策。因此，“华夷之辩”有了更大的市场。

至于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和亲”，是明朝知识分子们万万不能接受的。譬如明朝大臣王廷相认为，“我朝祖宗以来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不与夷虏和亲，一也；不使外戚与政，二也；不以论谏杀言官，三也。”

2）景泰帝和于谦等人的强硬态度

英宗被俘，举朝震惊，皇弟朱祁钰临危受命，是为景泰帝。以景泰帝为首的统治阶层，任命强硬派的于谦，全面部署保卫北京的相关事宜。

深为景泰帝所倚重的于谦毫不含糊。当也先挟英宗令守城将领开城迎接时，于谦指示各守城将领“随宜守战，不许听信哄诱失误事机”，直到迫于满朝文武主张营救英宗的舆论压力，才派出品级相当低的官员赴瓦刺议和。因此，“和亲”一事根本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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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风华》中的景泰帝

景泰帝对瓦刺之所以如此强硬，首当其冲便是“吸取了教训”。明英宗在位时，坚持“驭戎之道抚绥为先”的原则，使得边防松懈、军纪废弛，终于酿成了土木之变的惨剧。

因此，景泰帝一即位，便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民族政策。除了为营救英宗外，他从未向瓦刺派遣过使臣；而明英宗被放回后，更坚定了其“欲绝瓦剌”之心，一再强调与“与虏往来，非朕本心不允所请”。

当然，除了“骨子里”的强硬外，他也害怕英宗返回北京后“抢夺帝位”。譬如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曾向景泰帝提出与瓦剩“结好和亲”的建议，但他根本不予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