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伯乐居然是宋平和陈家父子

（ 注：本文章来自于“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专栏，文中的“本专栏”字样，均指该专栏。）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了，如果不是李锐先生从一九八二年初开始的几次重要的举荐，即没有江泽民日后有机会被选拔去主政上海的大前提。在此假设之下，后来的江泽民即使是有机会从国务院部长升格为一届国务委员，甚至国务院分管工业的副总理，一九八九年的总书记替换人选也不会考虑到他的头上。

李锐先生还认为，家乡上海是陈云的“政治大本营”，邓小平对上海的高层人事有了话语权，都是八九“六四”事件之后的事情了，而在此之前，中央安排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最开始是不是陈云点的将不好说，但陈云肯定是非常赞同的。

其实，无论是一九八五年中江泽民接掌上海市府，还是一九八七年底朱镕基被从国务院派往上海，接替已经上海市委书记身份进入了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的江泽民的上海市长职务，虽然肯定都各自经历了一个被推荐和比对的过程，但最终拍板决定的人，既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是所谓“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而是陈云。

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时，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虽然中选，但所得选票数较低。在一百一十名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中，他名列第九十一名。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朱镕基虽然在当时的国家经委机关很有影响力，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知名度。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朱镕基不久会主政上海，更没有人会预料到他日后会成为一届中共国务院总理。

如果说当年的江泽民之所以能够进入陈云的视线，与李锐在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前的大力举荐是分不开的，那么这个朱镕基之所以能够进入陈云的视线，并逐渐为陈云所欣赏器重，最初的举荐人就不是李锐了，而是陈云自己的儿子陈元，以及陈云放心把组织大权交给他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宋平。

当年朱镕基的政治行情日益看好后，海外媒介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把他评价成政治上的开明派和经济上的改革派，甚至寄希望于他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所以当年的“朱粉”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朱镕基曾经是被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经济上的僵化派之代表人物宋平所推荐这一说法的。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当时的很多海外政论文章都把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和姚依林并列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坚决反对提拔朱镕基的两大障碍人物。其实，当年的朱镕基之所以通过宋平的“初选”，然后又能取得陈云，也还有邓小平的认可，首先也还是“政治可靠”这一条。

一九三七年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宋平，其人虽然资格比中共建政当月在清华入党的朱镕基老得多，但两人同出于一所学校，又是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赤色学生运动，这无疑是朱镕基能够被宋平政治上信任的第一个基本因素。

我们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中共建政之初，陈云被从东北局调回中央，担任主管经济工作的政务院副总理的那段历史。

一九五二年国家计委成立之后，曾经也是陈云在东北局部下的宋平，以及马洪、朱镕基等人均奉调北京……。如果不是日后的朱镕基在毛泽东亲自发动，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反右运动中落难，朱镕基在中共“文革”之前晋升至国务院某部副部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在中共政权的整个邓小平时代里，宋平的僵化和保守在中国大陆 -- 尤其是在中共高层内，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之后，他一度热衷成立一个中共中央“反对和平演变委员会”，一时间甚至都成为党内笑柄。

而就是这样一个当年党内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之所以能够对曾经的“党内右派分子”朱镕基有足够的政治信任，就是因为他在一九八七年六月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之后，在考察朱镕基的过程中，从政治是否可靠的角度上，自然是以朱镕基青年时代热心赤色学运，在中共建政之前的一九四七年即已经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红色历史为信任基础；被打成右派之后，对党的忠心仍然“坚定不移”；而被“纠正”并恢复党籍之后，确实也是经常把“母亲错了孩子，孩子怎能恨母亲”这样的比喻挂在嘴边上，当然令宋平十分感动……。

在今年七月一日举行的中共百年党庆大会上，104岁的宋平是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亮相的所有中共元老中最年长的一位。有外界媒体因为他曾经在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任上推荐了日后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而称他为中共党内“最大的政治伯乐”。而外界至今几乎没有报道的是，这位中共党内“最大的政治伯乐”还曾经考察并推荐了日后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

中共元老宋平。（Public Domain）

前面说到的这位马洪，与宋平一样资格甚老，当年在延安时，“为准备派往外地做秘密工作的需要”，是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为他把牛黄的名字改为马洪。一九五二年进京之后，宋平是国家计委委员之一，马洪则担任副秘书长职务。而当时兼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垮台后，本来是前途无量的马洪被打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

“文革”结束后，马洪于1978年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日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一九八二年，因陈云的提名，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

奉命组建社科院工经所并出任社科院副院长兼工经所长后，马洪立刻将已经在石油部工作的朱镕基重新招回自己门下，委以该所的第一个研究室工业经济研究室的主任职务。与此同时，陈云长子、“文革”中从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的陈元，成为该所招收的首批硕士研究生之一。在工经所期间，朱镕基以研究生导师和清华学长的身份与陈元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私人情谊。陈云当时身体状况还好，时常会让陈元通知马洪等党内经济专家上门，或清谈或讨论具体经济政策，而马洪每次都会带朱镕基同去。

而朱镕基虽然与陈元的师生关系时间不是太长，但朱镕基离开社科院之后，也仍然还是陈云和陈元父子的常客之一。当时的陈云对国务院经贸系统的情况了解，朱镕基的情况反映一直都被陈云认为是言简意赅，说得明白。

众所周知，朱镕基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之后也被宣布开除了中共党籍，而一九七八年，朱镕基正是在马洪和陈元等人组成的工经所党支部内，被讨论通过恢复党籍的。所以后来朱镕基在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后，即有时任央行副行长的陈元的手下对周围人吹嘘说：朱镕基的党籍，当年都是我们陈行长给恢复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八七年在为江泽民挑选上海市长继任人选过程中，目标锁定朱镕基之后，宋平能与陈云一拍即合的最关键原因。而当时的马洪在被宋平征求意见时，更是极力为朱镕基美言。

一九九一年，朱镕基被从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海内、海外人人都相信就是邓小平拍板的结果。话是不错，但当时邓小平在自己已经于党内“沉痛承认”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接班人都选错了，本人因为把党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已经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份交给了江泽民，并因此被中共官方媒体公开对外宣布“完全退休”的前提下，怎么可能在不征得当时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云的同意，就擅自任命一个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要知道，当时被朱镕基顶替工作的姚依林一直都是陈云幕后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第一代理人。仅因此，如果邓小平当时提名的不是一个让陈云中意的国务院经济副总理人选，是不可能最终进入任命程序的。

事实上，当年海外也曾有报道说：朱镕基刚刚于一九九一年被调到国务院工作后，陈云要他陪自己去上海；并向他表示，提拔朱镕基进国务院当副总理是自己点的将。但就是因为当时的朱镕基已经被戴上了一顶“中国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光环，以至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会被党内保守派的领军人物陈云所信任。

陈云资料照片。（Public Domain）

当年，有幸与到访美国剑桥的李锐先生讨论一些中共高层人事问题，讨论到朱镕基时，李锐先生表示，外面关于邓小平中意的李瑞环也被老人们讨论过能否胜任总理职务的说法可能有点影儿，但持否定意见的人都是说李瑞环不懂经济，邓小平对这一点是认同的。而在考虑安排朱镕基时，邓小平最欣赏的就是他懂经济这一点。邓小平认为，他比江泽民、邹家华和李鹏、李铁映等人都强，关键在于这四人只懂技术，经济上至多是一知半解，而朱则是当时那一批六十多岁的人里，真正懂经济的、不可多得的人才。

李锐先生表示：陈云其人有一大特点，就是“爱才”。尤其因为自己是搞经济的，所以对真正懂经济的理论人才尤其偏好，朱镕基在陈云那里肯定是沾了这个光。

一九九一年，朱镕基奉调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之后，正是时任央行副行长陈元出主意让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取代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国务委员李贵鲜。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之后，陈元被从第二副行长位置上又前进一位，成为党组副书记兼副行长。

记得当时曾有海外中文媒体的相关文章分析说，因为朱镕基是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央行行长职务，所以陈元这个副行长应该已经是正部长级待遇了。但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应该是，陈元在调任国开行行长的同时才被中组部“明确为正部长级”的。

朱镕基正式接替李鹏的国务院总理职务之前，设想让陈元出任央行行长的计划因为陈元的落选中央机关党代表而阻力重重。于是，干脆“另起炉灶”的陈元领军重组国家开发银行，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有朱镕基鼎力支持，组织架构上有江泽民的正部级机构的特许，成了国务院属下的一个地位最为特殊的金融独立王国。

有接近陈元的人士透露说，对邓小平和陈云身后的那两届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陈元打心底里敬重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朱镕基。至于他最看不上的也有两个：一个是温家宝，一个是已经去世的黄菊。前者是因为对陈元国开行事业支持的力度不够，后者是因为“外行领导内行”。而他陈元与江泽民的相互之间，以及与朱镕基的相互之间的“知遇之恩”，我们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里还会介绍更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