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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培员工曾经万元高薪 如今投简历被拒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不要教育机构的”。张方从面试官的口中听到这样的回答，“最近来面试的都是这行的”。
教育机构的裁员没有终止，寻找下一份工作也变得更困难。
从教培行业短期内涌出了大量人力，他们经历相似，求职心急。一名前教培从业者每天睁开眼睛就打开招聘平台，接受降薪，希望得到转行的机会，“几乎刷遍了所有有可能的岗位”。
一个月过去了，张方投出了近200份简历，但还没能找到新的工作。
躲过了教培行业的第一批大裁员，张方原本以为自己是幸运的。 但没过多久，整个校外培训市场急速收缩。生死压力面前，大多数公司选择压减成本、增加工作量，试图以最小代价撑过转型期。
第一批裁员中的“幸存者”们发现，自己的工资少了一大半，考核标准却更加严苛。一名从业者称，其被通知转签为非全日制合同，他认为，这意味着“从正式工变临时工，被裁就一句话的事”。
人心惶惶，他们开始羡慕第一批被裁也拿到“N+1”补偿的那些人，“好歹，给个痛快”。
很少有人留意到一些福利是哪天开始取消的。每天供应的水果不再补充，办公室里的零食柜空了，节日礼物变得简单，赶上中秋节，几家员工在社交平台晒出的只剩月饼，“有就不错了”。
在线教育公司的福利曾让人羡慕，受资本追捧时，教培行业出手阔绰。
李凡刚入职时，发现公司提供免费的合作健身房，是一家在当地“很贵很贵”的机构，庆幸自己选了份好工作。另一名辅导老师印象深刻，每个人每年有7000元的旅游基金。
好光景不复存在。“双减”政策发布前，听到风声的教培企业已开始收缩，李凡眼见隔壁部门的同事一组一组被裁掉，沉默地离开工位。
晚点LatePost报道，行业巨头之一新东方计划到年底裁员超过4万人，截至9月中旬完成不到1万人。高途创始人陈向东在7月30日的内部信中确认裁员方案，据媒体计算，涉及近万名员工，相当于企业人数的三分之一。
紧张的气氛从各处透出来，几乎没人顾得上对取消福利提出异议，“公司需要压缩成本，可以理解”。
续报率目标被提高了。
李凡记得年初的要求是班级的30%左右，新目标却定到40%甚至45%。她觉得不合理，“以前都不一定能达到的，现在怎么做到？”大多数家长听说了“双减”政策要求不得面向学前儿童进行线上培训，也见了许多教培企业无力支撑、跑路破产的消息，不愿轻易续报。
拨给家长的电话里，没等李凡说完，对面就挂了。她必须得重新拨回去，耐心、礼貌，再说一遍。公司对沟通电话的标准也变得更细，一次沟通需要覆盖十几个要点，总结学情、指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如果漏了，就算沟通不成功。第二天，电话又会打给同一个家长。
李凡不敢松懈，同事的电话也从上班打到下班。绩效方案改了好几版，目标总在前面吊着。有一次，她刷后台，目标完成率已经达到了80%，第二天再刷新，数值又落回了60%。工作人员回复她的疑问说，最终的要求还没有确定。达不到要求，绩效就被大幅调低，同样的工作强度，有人对比，工资却少了近1/3。
从第一批大裁员中“幸存”下来的人感觉压力越来越大。
一位留下来的员工觉得，处罚机制变得更严苛。公司针对各类工作失误设置了“红黄线”，触碰了红线的员工不仅要被扣大量绩效还可能被开除，拿不到任何补偿。
根据她的过往印象，员工轻易不会受“红黄线”处罚，但这段时间情形不同。打开邮件，常看到数十例通报，原因是“工作态度消极”之类，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理由。她提醒自己，千万小心。
熬到现在，谁也不愿以“淘汰”或“优化”的方式离开。人人自危下，一名教培行业从业者在公司待的时间变得更长。
九点上班，同事们大多提早一个小时到，企业微信24小时在线，随时待命，争取加班机会。领导敲打她，“公司留下你，是看重工作能力”，她希望证明自己，把工作计划排满了周末。
起初留下来的庆幸很快在煎熬中磨灭了。李凡和大多数同事已经对公司转型不抱什么希望，只剩下一个念头，“要裁就裁吧，不要折磨我们”。这是她能想到最好的结果了，拿到补偿金成了最后一个坚持的理由。
离职者：一份通知，全职待遇成了兼职
到裁员时，能否给出合理的“N+1”补偿被作为评价公司最重要的标准，许多人称其为“最后一份体面”。拿到补偿的人稍感安慰，有人在社交平台晒出转账截图，感谢公司，告别伙伴。
也有人为此与公司陷入了焦头烂额的争执中。
在教培行业工作近两年，王容格见过公司蓬勃发展的样子，她珍惜这份工作带来的收获，想着做好分内的事情，直到公司不需要自己的那天——各负其责，体面再见。
她没能如愿。一份突然下发的通知要求，她所在的组别换签合同，转签为非全日制合同，即以小时作为工作时间单位确定劳动关系。通知中说明，“教培行业形势严峻，像新某方、学某思等教培机构的全职老师都已经进行了换签”，“由原来的‘底薪+课时费’的模式变成‘无底薪+高课时费’的模式”。同事解释，就是把全职老师转为兼职老师。
“N+1”成了泡影。“对公司心灰意冷”，她觉得这是公司为了节省赔偿成本、变相逼退员工的手段，如果无法接受转签，选择辞职，公司不用支付赔偿。通知公布后，一些同事不愿继续“耗着”，已经离开。但即便接受转签，课时费成为全部收入来源，公司业务很难承载所有老师，不一定能排上课，收入变少，到“终止用工”时，依旧没有补偿。
愤怒过后是焦虑，一名被要求转签的辅导老师觉得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选择。她原本计划一边上班一边备考，撑到十月底。她需要收入，也禁不起重新找工作的折腾，眼下这个变动，打乱了原本的安排，辗转到凌晨两点，她也没能想出好办法。
许多员工无法接受这一转签方案。
在社交平台上，多家教培企业员工透露被通知相似的转签要求，正尝试表达诉求，争取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些员工甚至没有协商“N+1”的机会。在地方某小型培训机构任职的一名老师经历了“闪电裁员”，前天上班时还没察觉到异样，第二天就被突然通知要“走人”，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公司，还不到两个小时。
谈及补偿，公司态度强硬，并不愿意承担。
她尝试沟通，电话被拉黑，工作群也被移除，能证实裁员的只剩口头通知。去询问仲裁解决的可能性，对方告知她，可能要排期至明年初，“听到心都凉了”。
有人在评论中提供经验，“保存好打卡记录，别怕麻烦”。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关于教培行业仲裁的求助帖增加了不少，一名求助者感叹，“没想到走到了这一步”。
转行者：“不好意思，不要教培行业出来的”
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教培行业的人们，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寻找新工作。
特殊形势下，求职的难度被陡然拔高。
有人“出身”大厂教研，被裁员一个月后仍旧在海投简历，在无数次的拒绝中意识到光环不再。失意的教培人聚集在“离职、上岸交流”话题下，一个月、两个月，失业时间不断拉长，满是对自己的怀疑和丧气。偶尔有人成功“上岸”，回复中很快有人“蹭蹭福气”或者“求经验”。
教培行业在过去几年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待遇丰厚、福利诱人。
张方毕业后到教育公司做辅导老师，发现工资比同学高出约1/3，同学都想挤进在线教育公司，学什么专业的都有，觉得“太有钱了”。她看着公司迅速膨胀起来，工作群越来越多，听说“一年能进一万名辅导老师”，感叹：“多恐怖的速度”。踏出校门的年轻人相信，自己踩上了风口。
这些人如今又被迅速甩开。李凡所在的公司分部员工超过1500名，大半是辅导老师，也是重新求职时觉得最艰难的那批人。
他们拿过高薪，“努努力就能上万元”，但教培经历在别的行业却价值不高。
李凡盘算过往的经历，运营、销售，都懂一些，也都不算深入，似乎也没有专长的技能，转去别的行业，实际经验没有，人力成本又高于应届生。
大多数人都接受了降薪求职的现实。被裁员后，李凡把薪资预期调低再调低，按“零经验”寻找工作机会。她不敢休息，“教培行业出来了那么多人，竞争压力太大”，而过程比想象中更难。
复试时，经理没等她说话，直说认为教培机构的辅导老师沟通能力不行，工资溢价过高。李凡像是挨了场训，准备好的介绍没能用上，甚至没来得及表达“从零开始”的想法。工作人员跟她解释，最近来面试的，十个有六个都是教培行业出来的，可能有些负面印象。
有人投简历时发现，一些岗位直接回复，“暂时不要教培行业出来的”。有同行觉得愤怒，李凡安慰自己，“虽然扎心，总比白跑一趟好一些”。
转行不易，但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离开培训机构。
张方一毕业就入了这行，已经干了三年多。被教培企业裁员后，有朋友内推了一个大厂的教育岗位，面试到了第三关，她决定放弃，“我怕又被裁了”。行业动荡，她反问，“何必去了再被裁一次呢？”
家人的催促越来越紧。离开家乡到北京闯荡，工作是她和这座大城市唯一的联系，留给她缓冲的时间并不多。求职碰了几次壁，她只能回到老家。
生活一下就变了。她还没做好准备，再去找工作，提起“五险一金”，一些公司甚至觉得是个过分的要求，她又问了许多家，得到了相同的答复。“算了，先干着吧”，她安慰自己，上班时，同事们习惯了慢节奏，一个简单的问题讨论两个小时，她怕自己颓废，又迷茫不知道如何改变。
每天工作手机不敢离身的那段时间，如今回忆起来变得遥远。回到老家，很快有人催着生孩子，她以“收入不稳定”的理由拒绝，又觉得撑不了太久。她原本商量，趁着年轻，再在外发展两年，花了大力气说服了家人。被裁员前，她刚来到一家公司，打算挑战新岗位，她有信心干好，再过两年，体面地回家。
那道裁员通知成了潦草的结尾。她偶尔还会想起在教培机构工作的那段时间，劝慰自己：“付出了也有回报了，不必觉得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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