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舌战联合国背后：超级富豪的慈善算盘

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6开幕前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点名Tesla行政总裁马斯克（Elon Musk）“只要拿出2%财产就能解决全球饥饿问题”。马斯克随即在Twitter愤而回呛，表明“只要联合国以公开透明的会计形式说明捐款的实际用途”，他立即会卖掉股票捐钱。

马斯克虽非大慈善家，但他通过反讽形式，直截了当提出：富人直接“捐钱”是否有实质成效？

这个质疑，确实令人深思。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经济衰颓，贫富悬殊加剧。愈来愈多人呼吁富人捐钱，解决社会一时之急。富人做慈善这个财富三次分配方式，再度卷入大众眼帘，成为热议话题。其实一直以来，超级富豪“经营”慈善事业早已成为常态，他们并不热衷于直接捐钱。他们不少认为，以私人资本经商的方式去营运慈善事业，会有更具效率的赈济效用──或更准确来说，有更大的利己效用。

Fact check:

2% of @elonmusk's wealth is $6B
In 2020 the UN World Food Program (WFP) raised $8.4B. How come it didn't "solve world hunger"?_ pic.twitter.com/x6w0MJ3Buc

疫情下捐钱 只是一时之兴？

捐钱──尤其在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衰颓之势下，是很多普罗百姓希望巨富们应该要尽的“社会责任”。民间出现极多呼声，要求超级富豪捐钱，解决社会燃眉之急。

的确，这一年多以来已有不少富豪踊跃向医疗机构、政府部门捐钱，购买疫苗，扩建医院医疗设备等等，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Google执行长皮柴（Sundar Pichai）、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Jeff Bezos）都有直接捐赠款项，帮助地方政府渡过紧急难关。

在“财富第三次分配”的原则下，社会高收入人士在自愿情况下以捐赠财产等慈善公益方式，帮助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调整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不过，观乎近年经验，“捐钱”其实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非典型常态。对于大多数富豪来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这个宗旨的确受到很多崇尚市场竞争，自食其力的资本家所遵循，从而影响到他们长期慈善方式。

回顾近年，巨富们现今回应普罗社会的财富再分配诉求，大多不单纯只“捐钱”。与其直接将善款捐给各地慈善组织，反而通过不同机构管理模式、经营手段、资金转移等五花八门的方法，配合他们自己的高效营商思维和手法，去实现他们所理解最具效率的慈善工作。

我们或许先以被认为是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大慈善家，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作例子。

比尔盖茨强调应该将商业社会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技术应用到慈善工作之上，重视慈善事业的有机回报，达致最有效率地利用其所投入所资金，用于改进社会及改善他们所关注的议题。

比尔盖茨的主要慈善渠道是其旗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这个私人基金会主要赞助改善公共卫生、疾病控制、贫穷、人口贩卖等议题。它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以美国西雅图（Seattle）为基地，管理资金规模高达500亿美元。

在2019年上映的Netflix纪录片《盖茨之道：疑难解法》（Inside Bill's Brain: Decoding Bill Gates）中，比尔盖茨便回顾了过去二十年来的慈善事业表现，影集中更多次展现比尔盖茨与各地专家团队开会，讨论研究如何解决公共卫生、水资源短缺及女性权益的社会难题。

最新近的另一例子，也可以数到由贝索斯去年成立，为着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贝索斯地球基金”（Bezos Earth Fund）。这基金承诺在未来十年投资100亿美元，借以通过各种新创投资、资助研究等项目，解决气候变化、森林过度砍伐、物种多样性减少等迫在眉睫的地球难题。

慈善的“真谛”

然而，一众巨富们这种通过经营各类型“非即时性”的慈善事业，以商业模式试图处理他们关注的议题外，换句话说，即是可以以经营私人公司的方式，自由掌控资金运用，甚至能够借着自身基金会（性质依然为私人企业）的强大影响力，影响某些范畴的公共决策，从而换取利己的政治及社会资本利益，例如游说立法、制定议程的话语权。对资本家来说，这种“无形权力”，可能比单纯奉献一份慈善捐款，来得更具价值。

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很早年就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及各界监察人士批评在疟疾等疾病研究的影响力过于强大：因为基金会拥有强大财力，很多研究学者及科学家会出于基金会的财政奖励制度而保护研究成果，不利开源促进研究多样性，反而扭曲了全球医学发展的健康成长空间。

这佐证了基金会对于医学范畴的“无形影响力”。同一道理，可以应用到教育、环保、平权等各式各样的议题上：若然该基金会的强大财力，足以影响该赞助范畴的研究，甚至政策立法的进程，这岂不是等于民选政府背后的“无形之手”？

虽然我们不能假设超级富豪积极投入慈善基金会等工作的目的全是为了个人利益。面对社会舆论的制衡，超级富豪也需要积极回应回馈社会的诉求。对他们来说，“经营”慈善事业，能够在履行社会责任之余，又能重新塑造成具效率且符合个人利益的一盘生意，无疑是两全其美的方案。

说回马斯克月初回应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orld Food Programme）的“捐钱诉求”。马斯克背后的意思可能就是：联合国提出的全球饥荒危机，不是以捐款购买粮食就能解决，因为饥荒从来都不是粮食不够所导致，而是基于战乱、官员贪腐等人为原因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最后才致使大范围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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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斯克来说，投入资源提倡科普教育，奖励技术创新才是根治像饥荒这类贫穷危机的长远办法。马斯克旗下的基金会专注于资助太空探索、科学和工程教育，惟该基金会官方网站只有数百字的简单介绍，并没有提供资产管理规模、赞助人或联络方法等资料。

这也说明了，为何近年来比尔盖茨、贝索斯、朱克伯格等吃尽二十一世纪互联网大潮果实的科技大亨，总是偏好向与自己有联系的私人基金会投资，推进各项研究项目，而非直接捐献。

当然，若然这些超级富豪的聪慧商业思维能够以更精效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绝对不失为一件美事。惟社会各界，理应继续时刻强调合规与问责精神，当一个保持清醒的监察者，制衡超级富豪以公关思维挂帅的慈善事业，避免它们沦为拥有全权设定社会议题能力的幕后操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