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爱上富家女被准岳父设套坐牢 出狱当演员

张筱叶博士是以个人身份进入中国监狱为犯人们开戏剧课的第一人。她希望通过“戏剧”达致“个体矫正”的目的。她曾经认为一堂成功的监狱戏剧课应该是这样的：犯人们在舞台上演出《等待戈多》，底下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因为这台戏，那些叫做自信、尊严和荣耀的无形宝物，像山谷里新鲜的风一样吹拂进来。

但后来这些并未发生，一切只能以失败来形容。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监狱戏剧无果而终之后，一些微弱的种子还是被播撒下来，改变在她的学生间悄悄发生，那是一个叫做“自我认同、自我救赎的过程”。

他们会回来

一个盛夏的正午，张筱叶博士和五位水准一流的市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站在了夏城监狱的铁门之外。他们在此地汇流，聚集起勃勃的雄心，要用半年时间教会犯人，排演一出好戏。他们是导演，犯人们是演员。

他们走进监狱，正是酷热的七月，阳光像大雪一样洁白，刺眼。监狱占地两百余亩，关押着三千多名刑事罪犯，看着像个学校，有八百米塑胶跑道，常见树种是香樟，齐整干净的米色监房仿似一栋教学楼。暴雨天是另一种情景。因为地势低，雨水汇流，江水倒灌，监狱变成灰黄寂静的汪洋，偶尔可以看到一只颜色鲜艳的脸盆在水面孤独地漂流，不知会哐当一声，撞上哪个监房的铁门。

深入其中，你才能更直观地感受这是一个监狱。进深五道门，每道宽窄厚薄都不一样。一道门把你移交给另一道门，一位监狱民警把你移交给另一位监狱民警。

这支教师队伍，领头的张筱叶，研究领域是犯罪学和监狱学。她的专业气质和性格底色很难一眼看出来。童花头，圆圆脸，爱穿明黄色的百褶长裙，带不规则的贝壳耳饰，圆框眼镜。她有一件灰色短袖，上面是一个非裔男性戴着宽边帽、背对人群的后脑壳，是她托人从美国捎回来的。这件短袖来自美国最大的监狱圣昆廷监狱，里面的犯人自己做了一个挺有名的播客，叫“耳朵很忙”，这是他们在播客上出售的文化衫。她家里攒下了不少与监狱有关的小玩意，它们才透露出她视野的独特和性格的硬度来。

她辗转三地，读到博士，研究过世界各地的许多监狱。圣昆廷监狱是她心中的一所“模范监狱”，以关押穷凶极恶的重刑犯而著名，也是世界上最人性化和最豪华的监狱之一。犯人们可以组建篮球队，而且打得出了名，连NBA的球星也来给予指导和关怀。犯人们通过考试和选拔，可以学习世界顶尖大学的课程，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会走进监狱面对面授课。学有所成者，出狱前可以拿到本科和硕士学历，在教授的推荐下，还可能继续读博深造。

张筱叶纪录片《圣昆廷监狱篮球队》呈现了犯人们的一部分牢狱生活。当镜头在精彩的篮球比赛和受害人家属悲痛的泪水中来回切换时，但凡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心存不平和困惑：对犯人这么好，究竟是为什么？他们配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在哪里？

片子的最后，圣昆廷监狱的一位光头警督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说：“囚犯中大概有90%的人，出狱后将重返社会，在你的周围生活，从你的城市、你的身边经过。你希望他们以怎样的状态重返社会？你想要这些坏家伙们关在一起，互相影响，变得更坏？还是你想要我们利用所有的办法教育他们？——你希望他们怎样回来？”

七年前，张筱叶在英国读研究生，方向是“应用戏剧”，有一门课，讲的就是戏剧艺术在监狱中的运用。英国有艺术家介入司法和改良社会的传统，有一次，学生们观看一个独幕剧。老师扮演的是一个犯过猥亵儿童罪、出狱不久的恋童癖。他在住处附近的小学逡巡，用捕猎的眼光探视放学回家的孩子们。他演绎和讲述贪婪、犹疑、侥幸、恐惧和同情，人性的多重较量，如搏击场上势均力敌的对手轮番上场，犯罪能在任何一个瞬间发生。十五分钟之内，所有人目睹了一场善与恶激战的心理过程，而最终良知险胜，没有孩子受到伤害。

可以用“振聋发聩”来形容张筱叶看完这部独幕剧的体验。当年暑假，她回国，以“个体矫正”为目的向监狱领导写信，成为以个人身份进入中国监狱给犯人们开戏剧课的第一人。

她的同伴，五位市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之一，男演员阿甲，正是他邀请张筱叶选择了夏城监狱。阿甲在夏城监狱服过刑。他比张筱叶大五岁，形象比较硬汉，有点像甄子丹，参与过多部话剧和影视剧，是个不大不小的明星。那天是他话剧上演的日子，赶去上班的路上，他非法变道，被交警招手。他没有停下，而是把汽车开得更快。交警开着摩托在后面追，追了几条路后把他截停。他冲撞交警，撞倒摩托车，企图逃逸。正是上班高峰期，路上人多车多。他的汽车遭到两辆公交车前后夹击。他弃车而逃，像过街老鼠一样，最终被一群激愤的市民们围堵擒拿。电视和网络把这一幕制成了他人生永久的标本。

这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阿甲事后反思，那天他无证驾驶，“当时因为没有驾驶证，我心慌了。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可能不够，如果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我的演出就要迟到。”法院以妨碍公务罪，判处阿甲有期徒刑八个月。坐牢最痛苦的是失去自由。一般人刚进去，很难对付那种规矩极多的日常生活，排队的站姿，睡觉的睡姿，吃饭和看电视的坐姿，手脚该怎么放，脊椎该是什么形状，一二三四都有要求，每天都有警官巡逻，还有头顶的摄像头。

这段痛苦的经历用追悔莫及来形容也不过分，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名声，失去了过去的生活。等到八个月后他出狱，就有恍如隔世之感，他迫切想做些什么，证明自己成为了一个新人。

出狱以后，阿甲了解到美国演员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创办监狱剧团“演员帮”的经历，深受启发。蒂姆为了拍摄《肖申克的救赎》《死囚上路》等监狱题材影片，深入俄亥俄州一所监狱做调查，亲眼目睹一些因小偷小摸入狱的人，被监狱生涯摧毁，又犯下重大罪行而入狱。所以，蒂姆凭借自己的影响力，组建剧团进入监狱做即兴喜剧工作坊，帮助犯人释放情感，学会情绪控制，矫正自我认知。这一年，恰好蒂姆来到中国，阿甲还去见了他，谈到要和张筱叶一起在夏城监狱做剧社的计划。

“这真是太酷了！”蒂姆很高兴，祝他们成功。

计划

张筱叶提交给监狱方一份《计划书》，这里节选如下：

夏城剧社计划书

人生要回溯才能理解，

生命要前瞻才能继续

参与方：服刑人员和监狱警察为主力：张筱叶作为总协调和培训老师，市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团队作为编剧、排练和演出指导，教育改造科室作为记录和支持。

目的：理解过去，准备回归。

明确服刑人员、监狱教育改造工作和社会帮教机构都关心的三个核心问题：

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现在的处境和困境时什么？我怎样为回归社会做准备？

方法：剧目排演+行动研究

草拟时间表：

七月&八月：做前期准备和严管队应用戏剧入门工作坊

九月&十月：全体参与项目的服刑人员和监区民警参加工作坊式培训：全体集合分享发现并探讨融合剧本思路，剧本编写

十一月&十二月：剧本完成并开始排练；排练并合成：演出

一月：汇总并出品文字，图片和视频材料：反馈，计划项目下一周期的安排

演出将邀请参与项目的服刑人员家属参加，应提前足够的时间确定演出时间和信息以便告知，并制作演出宣传册。演出也将邀请司法体系相关人士，学术人士，社区工作人员等。

张筱叶选择排演的戏剧是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讲的是两个流浪汉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可是谁也不知道戈多是谁，他的到来意味着什么。情节看似支离破碎，台词也疯疯癫癫，却展现出人的存在有荒诞和意义不明的一面，也表现了人在无尽的等待之中，尴尬、惶恐和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

爱斯特拉冈：你干吗老不让我睡觉？

弗拉季米尔：我觉得孤独。

在西方，《等待戈多》是监狱戏剧项目排演最多的一部剧，在此，“戈多”的诠释变得明确，即是“出狱以后的生活”，这很贴近犯人们等待出狱的处境和心理。在等待之中，有罪之人怅惘自由，担忧未来，思考自己的罪过，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在高墙之中，“恢复他们一点自主性”。

另外，现实层面的考虑是，这部剧不需要太多物资支持。布景是一条荒凉破败的乡间小路，杂草不生，只有一个小土丘和一棵不长叶子的树。再简单不过了，她差不多自己就能搞定。

监狱方派出的协助警官是高毅然，一开始，他对戏剧课不以为然。

“一开始，我可没什么心情听戏剧课。”高毅然坦诚地告诉我，他不到四十岁，是个挺拔的高个子，学法学和心理学出身，话讲得密而快，表情控制却自如谨慎，嘴角轻微一笑，也有审慎的意味。

只有相熟之后，警官高毅然才会告诉张筱叶，自己年少时也想过考戏剧学院。但监狱的工作容不下这样的浪漫，他工作十多年了，辛苦不为人知，晚上在里面值班，必须盯着电子屏幕监视已经熟睡的犯人的一举一动，天亮了，提着一大串钥匙一间一间地打开监房，然后是点卯，巡逻。

一位监狱民警告诉我，工作带给他最直接的感受，“累，就是累，就不想做其他事，矫正也好，教育也好，就不想做其他事。我只要能保证安全就行，不要打架，不要出现恶性事件，不要向我追责。”好多次，他正要下班，松一口气，忽然被领导叫住。他一面诺诺答应着，一面开始戴头盔，说：“我十分钟就回来。放学时间到了，我去接上儿子，再带他过来加班。”这些监狱民警的孩子，好多作业都是在监狱里写的。

在管理更严的看守所，监狱民警会小心保管犯人的近视眼镜，以防他们拿金属镜腿或者玻璃镜片自残自杀。不过，智者千虑，你也想不到会出什么岔子。有一次，在夏城监狱，一个爱看穿越小说的犯人，夜晚偷偷在被子里割伤了自己，他筹谋着天光一亮，睁眼醒来，稳稳地站在了大唐盛世的长安城下。那一被窝的血，把监狱民警们都吓坏了。

那时，高毅然和他的同事一样，对张筱叶们也无法理解，“看不透来者何意”。事情不是已经很多了么？他们真希望没她这档子事。他们也不想一刻不离地傍着这些人。

监狱不像别处，它是一个被愤怒充斥的空间，犯人之间经常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打架，万一他们对老师们冲动了呢？上次，一排犯人在洗漱池边刷牙，水声哗哗，动作齐整，这时，一个犯人忽然停下来，瞅着他旁边一个瘦削衰老的犯人：“你水渍溅我手上了。”

老人不响，扭头想走。

“我说，你把水溅到我手上了。”他端着漱口杯杵在那里，得不到道歉，骂了几句娘。

“我妈他妈的得罪你了吗！”老人像只郁闷的狮子，猛扑上去，仿佛要把人撕碎。有些犯人的暴躁是出了名的。他们是危险的火药桶。有个刑期十四年的老犯人宋皋入狱之前是个冷静的人，到了监狱，他把暴怒当做新的生存哲学。他这么解释说：“监狱是个什么环境？像短期刑，半年一年的，我熬一熬就出去了。长期刑，我不可能在这里面唯唯诺诺。”

后来，宋皋参加了张筱叶的剧社。

破局：第一堂课

教室设在一个团体活动室，玻璃门上贴着蓝色胶带，上面白色楷体写着“心理健康中心”。墙上有一块观察玻璃，从内往外看，黑乎乎一片，从外往内看，一清二楚。对面正是警察大队长的办公室。墙上贴着标语：“失足未必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人。”临时放了一张讲台，供老师摆放电脑、书本和水杯。中间摆了两排折叠椅，这和犯人们平时听监狱民警上课自带的塑料小板凳不一样，当他们在折叠椅上坐下，只需微微仰头就能与老师目光对视。靠近后面那堵墙，站着一个监狱民警，视课堂内容而定，他偶尔会走动一下。

一共有二十四个犯人报名参加了张筱叶的戏剧课，来自不同的监区，都剃着光榔头，穿着灰蓝色的监狱夏服，一种宽松版型的跨栏背心和五分裤，脸上有种无动于衷的麻木，肢体比较僵硬。最好认的是两个裸露着青龙大花臂的犯人。不过，从第二堂课起，所有人都换上了衬衫，大花臂不见了。当他们看向她，眼神直射过来，不打弯，在她身上上上下下地看。

张筱叶手上有一份参加者的表格，这里截取部分：

部分戏剧课参与者 张筱叶

但是，一位叫宋皋的老犯人给出了不一样答案，“之所以来参加你的剧社，是想让我女儿听大队长说我几句好话，老爸表现好，老爸挺积极，她听了会很开心。” 她私下问犯人们，为什么要来参加剧社？答案五花八门，有些人说，参加监狱的文艺活动，可以得到难得的奖励：一块巴掌大的猪肉，一瓶豆豉，或者一碗辣椒酱。还有人是为了增进与监狱民警的关系，“王队长让我来的，我来了。以后我就是王队长的人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哪。”

宋皋进来的时候48岁，现在60岁，“从本命年到本命年，正好一圈”。提到女儿时，宋皋黏糊通红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嘴巴抽搭着，声音变得哽咽，愧疚让他情绪激动。他讲，他是女儿大学毕业那年进来的，老婆也跟他离了婚，走了。那正是女儿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在社会上没给她留一分钱”。女儿没有责怪他，反而每个月给他寄外孙子的照片，一有机会就带着孩子们来探监。他劝她，“孩子很聪明的，过了三岁就不要带他们来这地方了。”可是她依然如故。服刑十二年，父母过世了，他没能回去奔丧，后来兄弟也没了，“心里在乎的东西变得很少。”但他在乎女儿和外孙开不开心。这就是他来参加剧社的唯一目的。

对于戏剧课，首先要松开的，是语言的锁链。张筱叶教大家说绕口令，声音响亮，倍速读完。几个犯人仰望投影屏幕细声念着，分明感觉到了高难度——这虽是一线城市的监狱，但九成的犯人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村人，真正的母语是方言。人人都犯了错误，窘态百出，一时笑声四起。有一天，一位监狱民警护送张筱叶出去，欲言又止地说：“张博士，我看到有人在你的课堂上笑了。”

张筱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监狱民警有点生气了：“他怎么能笑呢？他应该哭！”

张筱叶愣住，嘴上没有反驳。

她向监狱方申请使用一间狭小的心理咨询室，决定自己来和犯人们做一对一访谈。每次聊两个小时，有一个监狱民警在角落默默站着，他只是为了维护安全，所以从来没有上前打断交谈。有个老人，一进门见到张筱叶就开始哭，哭完了，凑向监狱民警说：“警官，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一时伤心没忍住。”

张筱叶疑虑地问：“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这个话？”

老人说：“我怕他觉得，我哭是因为委屈。我没有觉得自己不该受这个罪。这纯属伤心，不是一种抗改造的表现。”

监狱民警点点头，上前拍拍他以示宽慰：“没事儿，我也学过心理学的，我懂。”这个反应在张筱叶看来，也是别开生面，有新的冲击，细想一下，放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却也不意外。

她循序渐进地做着努力。接下来，她用一些抢凳子的小游戏，让犯人们 “破冰”。犯人们的肢体有些梆硬，笨拙，像被一层薄冰覆盖和定型。动起来，既是为了破除他们肢体的束缚，也是为了熟悉剧场语言。这是陈雷出狱以后回想监狱生活，最愿意讲述的部分。虽然它不足三十分钟，在他八年的刑期中，只能称作一瞬，然而就像有人说的，心里好苦好苦的人，需要多少甜才能抚慰他？——只要一丝丝就够了。

陈雷是个大块头的年轻人，大脑袋，大耳朵，有种大厨气质。他是云南人，18岁那年怀着农村青年的壮志和幻觉，只身闯荡发达富裕的长三角，从圣诞帽工厂的流水线做起。漂泊自有其难处，又跟错了师父，狐朋狗友一相邀，做了阿飞。抢劫也没抢到多少，盗窃也没盗到啥，黑道来不及走通，19岁就进去了。

他还记得第一堂戏剧课。张筱叶脸上带着文静的笑意，嗓音柔润，嗓门却提着一股劲儿，蛮大声。她对待他们犯人，客气得不像一个自由人：“请大家表演一个你喜欢的动物，然后，讲一件生命中最开心的事。”轮到陈雷时，他羞赧地躬下身子，演了一匹马。大伙儿笑了。没有，他没有听到平时那种恶意和嘲讽的哄笑。所以，他也笑了笑，讲起小时候放牛的开心事儿：

那时候八九岁吧。每天早上，我和村里的几个男孩，骑着自己家的牛，爬到山上。我们云南的山很高啊，很壮。草啊，也很高，很壮。我们在草地上躺下，天也很高，很蓝。我们带了吃的，饼子，蚕豆，木瓜干。牛吃牛的，我们吃我们的。山上有野玉米，我们掰了，架着火就烤了，那味道，很香很香。

张筱叶带头鼓起掌来。他有一丝感动，觉得自己还挺棒。他知道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他在说什么，大家的身后都站着一个大同小异的乡村社会，风景优美，物质条件有限，父辈都吃了很多苦，对生活不抱奢望，对儿子的期望往往就是，别把自个弄进监狱。

班里因“有文化”而众所周知的犯人，是邬亮。邬亮四十来岁，身型瘦削，皮肤铁黑，戴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走路像猫爪落地静悄悄。如果换上民国时期的长袍，确实挺有先生的范儿。邬亮是全国排名前三的大学毕业，学哲学的，入狱前在大学里当老师。他的案情，长话短说就是：邻居阿姨出来遛狗，狗咬了邬亮的女儿。邬亮打狗，阿姨说，你赔我狗。邬亮论理，阿姨听不进，两个人就推搡上了。阿姨摔了一跤，脑壳碰在石头上，晕了。狗没事，一个月后，阿姨脑死亡。邬亮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十一年。

邬亮在监狱待了两年了。监狱与学校不同，犯人们看不惯他，他和犯人起冲突，给监狱民警添麻烦。监狱民警劝他学会保护自己。——怎么做呢？随别人说去，别较真，尤其别指点江山似的跟人高谈理论。可是对他来说，改变真的很难，“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戒除清谈比戒烟还难”。

张筱叶心想，像邬亮这样高学历且极度不合群的犯人，好不容易遇到几个外面进来的有知识的人，应该会引以为同类。然而事实就是，认同和亲近感从未建立。

张筱叶问他：“你在这里服刑，有什么体会？”

邬亮冷笑了一下，说：“想通了在任何环境都一样。”

“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书太少了。我家里以前书很多的，藏书几十年了，现在又不允许家里寄书。”

“你来参加咱们剧社，怎么想的？”

邬亮对此拒谈，反而宏观地给张筱叶做了一个悲观的预言，“这个群体很特殊，都是外行，你后续没办法搞成一个好结果的。”

失败

有一次，张筱叶和宋皋聊天，宋皋得了肺结核，面色显得衰颓，讲几句就咳几声。

宋皋向张筱叶提出一个犯人们都在议论的问题：“你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认为她没有说出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让大家诚服，导致疑心四起。“你是为了自己吗？为了自己就名与利。”他也知道这一点不成立，她不拿钱，监狱也像个被人遗忘的孤岛，所以名声也谈不上。“你不为自己又为了什么？现在大家都没看懂。”

张筱叶确实没想过这一点。她正在读博士，很可能会据此写一篇论文，所以请犯人们在她的学术研究同意书上签了字。如果要和他们交代她决定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恐怕得从她数年前在英国的求学讲起，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和观点要不要讲呢。她有点尴尬地笑了，问宋皋：“所以你，你们觉得纯做好事，这个是做……假吗？”

宋皋摇摇头：“我不知道。我不能为别人去想。”

戏剧课还是照常推进。一开始，监狱方接受了《计划书》，并且提供了物质支持：在一堂课上，监狱民警把《等待戈多》的新书发给了做“编剧”的犯人。年轻人总相信成功二字携带着必然性的基因，拿到书的那一刻，张筱叶仿佛预判了未来：犯人们在舞台上演出《等待戈多》，底下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因为这台戏，犯人们的心灵世界，那些叫做自信、尊严和荣耀的无形宝物，像山谷里新鲜的风一样吹拂进来。

谁想到呢， 剧本改编了一个月，领导的批复是，没有通过。张筱叶觉得这没什么，继续打磨就是了。监狱民警高毅然上下两头跑，慢慢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西方的剧本，通过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他和张筱叶也没什么私交，没有点拨她。

但“文化人”邬亮非常生气，“领导不尊重艺术。咱们又何必费这个力，演戏给他们看？”

张筱叶噎住，不能接话。

一气之下，邬亮递交了“退社信”，他文白夹杂地写道：

……自七月下旬初识，意气风发，犹言在耳，某斗胆屡试笔诳言，然实数秉性，限于身份场合已敛形骸十之八九。

文艺复兴我辈当仁不让，文艺育人更是我辈巧思妙想难以偶得。然经事种种举步维艰，故将我倡半年有余之夏城监狱之文化标示束之高阁，文艺有界，乞请成命非亮之言行，一言九鼎亮之为人根本，固不忍为之失信于人，况所为无半点有益自身。……人可屈就，艺术万莫！

张筱叶多年泡在英文环境，草看一遍还未全懂，但晓得人是留不住了。好不容易来个文化人。她给另一个“编剧”，一个因贪污服刑九年的老人，加油打气，“不要放弃，我们要继续修改，挽回这次戈多被毙的审判”。没多久，老人因保外就医，也退出了戏剧社。

两个月后，修改后的《等待戈多》还是没有通过。张筱叶决定改做生命故事剧场。

她教给犯人们相互访谈的方法，让他们去搜集狱友的故事——每间牢房不足二十平米，排六张床，睡十二个人，睡也睡出故事来了吧？你从哪里来，所犯何事，你在这里最讨厌什么，你出狱后最怕什么，只要捋清这几个基本点，一个生命故事就浮现出来，最后整合为一个集体创作，不能说成不了一个好剧本。张筱叶往上提交了新的《计划书》，往下布置了作业。

张筱叶其实有些着急了。她的同路人在不断流失。她每周都来，市话剧艺术中心的人除了阿甲，其他人来了一次两次，不来了，或者是忽然换了一个新的人来，一次，两次，不见了。后来，阿甲也从生命故事剧场脱离出去了，因为监狱内部剧团“长征”主题的小品排演开始了，年底就要上演，阿甲被作为方便可靠的“外智”借走了。

分歧很明显。各说各话，各搞各的。监狱民警高毅然回忆说，这支团队做到新年来临，真正在做的，就只剩下张筱叶一个人。

关于生命故事剧场的访谈，两周的期限已到，只有两人提交了作业。“张博士，你这任务我们完成不了，”他们两手一摊，本子也没有带，铁灰色的脸上露出弃械投降的无奈，“太难办了，监狱里没有信任，没人会跟你说真话。”

但有一份作业，简短得纯属敷衍，却暗中呼应着《等待戈多》的风格。她后来保存着，每年搬一次家，也都在行李箱预留它们的位置。

访谈者：你有梦想吗？

受访者：白日梦算吗？

访谈者：想想以后的生活吧。

受访者：嘿嘿。

2017年1月，与监狱方约定的期限已到，没有什么剧本最终能够上演，——没有《等待戈多》，没有生命故事，两份《夏城剧社计划书》都成了没有兑现的承诺。

后来，张筱叶受邀参加一场数十万人观看的演讲，主办方其实是想突出她独特大胆的尝试，她却怀着一种微弱的歉疚语气，伴以脸上不时浮现的尴尬微笑，公开做了一场检讨：“失败是因为，既没有理解服刑人员，也没有理解监狱方。”

没有说出口的是，她没有觉得事情因为失败就变得毫无意义。她在心里预留了一个未来时间，事情将在他们出狱之后，显露出更为清晰的意义轮廓，剧社成为一把尺子，帮助他们重新度量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坐标，锚定一个相对理想的位置，——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救赎

四年之后，2021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阿甲做东，组织当年参加监狱剧社的人一起聚餐，他一一给大家发微信：市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同事们，出狱了的“学生们”，还有已经回到华东政法大学教书的张筱叶。

火锅煮开，羊肉与鱼丸一齐入水，啤酒喝完再满上，杯子相碰又分开，笑声与感慨声中，都是自由人的舒心适意。饭店里闹哄哄的，都是自由的人。人们不会知道这一桌一起经历了怎样的过去，也想不到他们是在监狱里建立的交情。看着像同学聚餐呢，他们年龄很接近，都是三十岁左右。

故人重逢，先说胖瘦，再聊近况。陈雷又胖了，他说，每天站在流水线上做弹簧，运动量只局限在手指上，瘦不下。他犹豫着留在杭州摆烧烤摊，还是回云南。他33岁了，很想找老婆，可是还买不起房子。

陈雷对小他三岁的郑坤特别羡慕，“什么都有了，只要正常过就挺好，他偏不。”郑坤在夏城郊区有房子，父母托关系给他找了调漆的工作，薪水是陈雷的两倍。出狱一年后，他就结了婚，做了爸爸，如今女儿一岁多了。然而，要不了多久，大家就会知道，郑坤又回到了以前的朋友圈子，染上了毒瘾，把他的新生家庭拖入了深渊。

大家又聊起一些熟人。宋皋没有等来出狱，就得病去世了。邬亮还是那样犟着头，要两边不讨好地活下去。

另一位在坐的年轻人叫方一鸣，她在夏城监狱的另一位学生，不像陈雷课堂上就放松了身心，张筱叶对他的最初印象是，心思很深，很重，旁人似乎只能看见他不苟言笑与愁眉苦脸两种状态。他只有三年刑期，但是在这件悲剧上，人与人难以比较各自的得失优劣。方一鸣五官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郭德纲，始终是个郁郁寡欢的小胖子形象。张筱叶早就听说，他进来和爱情有关。

直到这次久别重逢，张筱叶才认识到方一鸣其实是班里真正在意她的话的那个人，他身上有股求知欲，让他区别于其他的人，——出狱以后，他的转变最令人惊讶，在犯人当中称得上异峰突起。

火锅的汤底即将烧干，这时，方一鸣延宕的倾诉欲被激发了，他说啊，说啊，像祥林嫂的弟弟，把自己悲惨的往事说得那么啰嗦而平静。所有人又满上啤酒，身子往皮椅深处沉陷。他戴着黑色鸭舌帽，略显扁平的脸藏在一片阴影之下，同时遮蔽的，还有他浓眉大眼的优点。他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装扮，似乎黑色是他的保护色。

我说简单点。穷小子方一鸣和一个夏城的女孩恋爱七八年，想领结婚证时，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对。女孩闹自杀威胁。她父母妥协，为缓解矛盾，把方一鸣招揽到自家公司上班。一笔巨款从他账上走过，兜兜转转又被要求做了别的用途。至于后来，怎么铁证如山，犯下诈骗罪判刑三年，他至今没搞明白。

在完成戏剧课访谈作业的过程中，宋皋曾对方一鸣说：“和你一样，我也没搞明白。我是职务犯罪，刚升职半年就出事了。一直到宣判前，我都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可是开第一庭时，我整个人就跟抽了筋一样，突然之间什么底气和力量都没有了。证据为什么那么全？很多东西我明明不知道。”这简直就是方一鸣的心声。

犯人们在入狱缘由上撒谎，并不少见。张筱叶从来不去纠缠他们讲了多少真话。像方一鸣这样，讲起入狱缘由话就格外密的人，她听着听着也不免分神，但她不去质疑他。因为她知道，他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一份相信。不管事实真的如何，在他的认知里，事实已经是他讲了无数遍的样子：入狱是因为受了害，受了骗，自己并非本质就是一个坏种。张筱叶记着她的偶像，犯罪学家Shadd Maruna从叙事身份的角度做的一个调查：出狱的人怎么跟别人讲述个人经历与他重新做出选择之间很有关系。如果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罪犯，社会败类，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他便很难获得改邪归正的能力。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核心是一个好人，一个正派而有希望的人，他就更有内驱力去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方一鸣哪怕在撒谎，但是在张筱叶看来，这样的倾诉对他重整旗鼓和重建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

令人惊讶的是，方一鸣正是通过在监狱里学到的戏剧艺术知识，帮助自己度过了极具挑战的出狱初期。2017年，方一鸣从夏城监狱刑满释放，回到老家常州。家人团圆的欣悦很快被羞耻冲散，亲密和信任也很难复原。父母怀疑他的独立能力，恐惧他身上的不安定因素，一定要托人情给他在家门口的化工研究院谋个边角料的职位。他干得很麻木，每天早上走进化工院冷寂的偏门，就像走进等人剃度的寺庙，他感到自己的血一点点凉下去。

后来，他拿晚上和周末的时间琢磨怎么做小剧场，拿薪水交付了场地三个月的租金，然后开始发召集令。他从最基础的做起，就像张筱叶教过的，生命故事剧场，不同的人以即兴表演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也聆听别人的，演员与观众之间，能自由地对话和互动。追根溯源，这让人想起远古时期，寒夜漫长，人类的祖先们围着篝火，以幽暗的树林和疏朗的星斗为幕布，以野兽的长吼和噼啪的火星做配乐，讲一个故事，满足人类和人性对彼此联结的永恒需求。

许多人加上方一鸣的微信，推门而入，席地而坐。与此同时，小剧场也变成小影院，他买了投影仪和许多凳子，组织一些小众题材影片和纪录片的点映活动。监狱题材是他私下爱看的，《肖申克的救赎》他看了十三四遍，微信头像是主角安迪的一个微笑脸。

一年半的时间，方一鸣的小剧场累计参与人数达到三百多人。

也许是受这段“成事”的经历的催化，方一鸣出去闯荡的壮志又开始萌动。他辞掉常州的工作，决意要回夏城。夏城已经给足了他厄运。父母哭完，大舅又跳出来阻挠，威胁说：“等你找到工作，我会一路找过去，告诉你的老板和同事，你是坐过牢的人。”方一鸣想，我情愿回夏城坐牢，也不想待在这里了。小剧场关闭后，他收到一个男人的致谢信，信里说，小剧场陪伴他度过了人生中特别难熬的一段日子。

回到夏城，方一鸣先去了前女友父亲的公司，听说她与父母决裂，出国了。两个人隔张桌子坐着。老头子老了很多，背靠一张排满历史人物传记的红木书柜，手掌里把玩着一只精致的金色烟盒，也不看他，没打算讲点什么。寥寥几句话都叫方一鸣自己说了。其中一句放在起身告别之际，“永别了，我不欠你们家任何东西了。”他没有跟老头强硬过，因为他不敢，他甚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这下，他觉得自己真是好样儿的。

凭着特别突出的对戏剧和电影的热爱，他在一家影视公司找到了工作。公司不大，内容很杂，来什么就做什么，联络、拍摄、宣传、场务，从导演到演员，从电影局领导到粉丝团团长，都要打交道。他工作很拼，同事们都觉得他很强，又很清高，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比别人都怯弱，连请明星签名转卖给粉丝这样普遍的赚外快的办法，他也不敢做。

他看了好多遍今年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在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老人的讲述中，他觉得人生很长，很宽，能够容纳下极多和极重的东西，像其中一位翻译家巫宁坤，经历时代的劫难而未被摧毁，老来还是一派的天真烂漫。还有许渊冲，当时98岁了，精神状态依然血气方刚。这是真的勇士。他方一鸣不是才31岁吗？他获得了安慰，人渐渐平静下来，为了明天的工作，他要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

方一鸣认为，他是从张筱叶的戏剧课上“获益最大的一个人。”遇见张筱叶，对他意味着，命运之神这次站到了他这边。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被打开了。

陈雷告诉我，张筱叶给他的影响不是这么直接，不过，她本人的存在，让他看见了“另一种活法”。在他以前的社交圈子里，他还从未见过像她这样不计投入地为社会、为他人付出的范例。在监狱里，犯人们议论她，有一个犯人说，“她是对的，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社会就不会抛弃你，排斥你；反过来，社会和法律就要惩罚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出狱后，陈雷与那些一起犯过错的人都断了联系，尝试建立新的朋友圈，而张筱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年轻人聊天的习惯，对人不喜言谢，但心里敞亮明白。方一鸣和陈雷都没和张筱叶说过什么感恩，感谢。那太书生气了。抒情和怀旧也不是年轻人喜欢的，因为年轻的心看向未来。他们甚至还有同样的难题有待解决。

陈雷问张筱叶：“找到男朋友没有啊？”

张筱叶笑了：“没呢，不知怎么了，都不合适。你呢，找到女朋友了吗？”

“没呢，加油找啊，咱们都老大不小了。”

那顿聚餐，如果不是碍于监狱民警的身份造成的不便，高毅然说不定也想去会会老相识们，喝上一杯。他也算是上过她的戏剧课的，虽然原意是去维持秩序，耳濡目染，却也学到了一些戏剧知识，如何破冰一般较快地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生疏感，如何动用肢体语言传情达意，等等。他觉得有点儿意思，向张筱叶开玩笑说，不同于现在做一个“工具人”，自己读书时可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吹拉弹唱样样行。职业认同感最低的一段时期，他想换单位，还去考过市文联下属的电影家协会，但没有考上，失落了文艺的梦想。

监狱剧社解散一年后，张筱叶的老朋友李建军导演为筹备话剧《美好的一天》夏城版，在招募演员。《美好的一天》曾在北京首演，由19位不同年龄、职业、籍贯和家庭背景的“非职业演员”口述真实的人生经历。

这一次，张筱叶推荐高毅然去试试，他顺利参演。他的讲述，“高墙之内的监狱民警人生”，是被收听得最多的一个故事。他在这场演出中释放出诙谐、坦率、真实的天性：

我在想，这人神经病啊，一次一次挑衅我，你是囚，我是警，你是坏人，我是好人，开玩笑啊，你的确是中队长选的给你一个监房组长当当，但是和我们比起来，你以为你是《猫和老鼠》里的杰瑞吗？

我说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们不理解，我还要去教育他们，开玩笑，父母都没教育好，学校都没教育好，为什么还要监狱来教育？……太难了，太没有成就感了，太失落了。我试过了，真的试过了，花了100分的努力，但最后可能只有2分的回报，付出和回报差别太大。

然而，他发现，正是那“2分的回报”——经手的犯人改造好，出狱后不再吃官司进来，决定了这份工作的认同感和成就感。所以，再累他也不想躺平，不想被泯灭，“甲和乙都躺着不做事，怎么区分甲是甲，乙是乙？”因为演出，他得以好好地回想和确认那些人，而自己与他们交往的细节，也在排练中浮现，犹如好事在一遍又一遍发生。

《美好的一天》成为高毅然记忆里一颗甜美的红樱桃，永远地挂在他人生的枝丫上，只要想起有它的存在，他就觉得幸福。

时隔三年来看，高毅然认为自己借着戏剧这支桨，摆渡过了心无所定、倦怠沮丧的职业危机。他把这视为“一个自我认同、自我救赎的过程”。

成长教育

监狱剧社一别，大家散落为满天的星，回到各自的轨道上运转，制造出恒定不变的表象。事实上，经过了剧社的人，有些已经不一样了。张筱叶的变化显得比较安静和隐蔽。

2017年一月，张筱叶告别湿冷压抑的夏城监狱，返回温暖和煦的大学，心里怀着对失败的失落和困惑。她决定把这次试验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接下来一年半，她每天工作至少十个小时，像个克己的清教徒一样放弃了其他的享乐。

等到博士论文由二十多万字反反复复增删，最终八万字定稿，张筱叶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个转变：她由一名纯粹的社会实践者变成了一名学者。更为重要的是，她从中找到了终身的热爱所在，这就是监狱研究。

有一个超乎想象的惊喜，埋藏在未来时间。两年后，她在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名单上有她的偶像Professor Shadd Maruna。这是一位友善谦卑的美国老人，讲话有轻微的口吃。他在犯罪中止、罪犯重返社会和刑罚改革方面的研究，使他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其著作《好好工作：刑满释放人员如何改造和重建他们的生活》（Making Good: How Ex-Convicts Reform and Rebuild Their Lives）被美国犯罪学学会评为“杰出贡献奖”。凑巧的是，他在她分享报告时走了进来。听完全程后，他来到她面前，伸出手说：“你不知道，我、我是多么地欣赏你的研究。”他郑重地向这个典型的以欧美研究为中心的犯罪学圈子推荐学者张筱叶：“如果你们有谁、谁还没看过，请你们、你们应该去看她的研究。”

张筱叶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八九十年代，都在北京的大学教书。父亲后来从北大辞职，转做金融业，母亲留学英国，学习做特殊教育。父母在她三岁时离异，她跟着母亲生活。单亲妈妈有更多的生活压力，她记得有两三年，晚上母亲总是伏身在书桌上，翻译几本圣雄甘地的书。如今，母亲在安徽农村办了一所非营利性的特殊儿童学校，专门接收那种有先天疾病的孩子。

从小，母亲给她的家庭教育，不是那种怎么过日子的教育。要树立起一种利他精神，“以生命去影响生命”。母亲六十多岁了，一路是这么行动的。如今女儿长大了，母女走在同一条路上，也是血脉相承。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监狱的管理变得更加严格，隔绝，外面的人想申请进入监狱做帮教，暂时还没什么希望。张筱叶教书之余，一面做出狱人员的调研，一面也做大众普及。这个秋天，她在一个青年城市空间主持了两场“多彩监狱”放映会，播放监狱题材的电影和纪录片，比如《凯撒必须死》，呈现了罗马监狱一群重刑犯人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裘利斯·凯撒》的过程，并追踪了这段经历对犯人出狱以后的积极影响。

电影《凯撒必须死》视觉中国

放映会大约有三十人参加，多是学生和白领。线上报名，费用是一杯咖啡的价格，没有报名，作为路人推门而入也没有关系。电影从早上十点放到下午五点，还有一场映后交流。第一次，张筱叶请来了一位监狱民警，一个服过刑现在在做出租车司机的男子。第二次，她请来了一位做关爱服刑人员子女教育的社区矫正的人类学家，还有另一位监狱民警。这些人为什么而来，那位从外地赶来支持张筱叶的人类学家提供了他的看法：“监狱不是四面高墙内的真空世界，只有更多的自由人对其关注、批评和讨论，才能发挥其特有功能。”

另一方面，人们其实渴望了解监狱，可是监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头，让人看不见里面是什么样子。观影的人都留到了最后，提出的问题形形色色，却也都是真诚的困惑——中国监狱里有黑帮吗，犯人之间的鄙视链是什么，劳改是做什么劳动，等等，讨论特别热烈，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等到结束时，窗外夜色笼罩，路灯也亮了起来。

张筱叶租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一个靠马路的老小区，走走就到。她走路很快，因为家里还有三只加菲猫等着开饭。要给室友打个电话吗？让她路过花店时买个玻璃瓶，装上这束一位观影的陌生人送的向日葵。

她也是一个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普通女人，文静而自由地走在街上，心里想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她也怀着一份特别的期盼，希望疫情赶快过去，监狱的铁门一声松动，又一次向她敞开。

文中监狱民警高毅然和服刑犯人皆为化名。头图来源于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