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刚举行完美中峰会，再施新制裁

墙内自媒体亚欧视点文章：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11月25日发布公告，再次将12家位于中国的实体列入“实体清单”，此次同时被列入“实体清单”的还包括巴基斯坦、日本和新加坡15家实体和个人。

“BIS”以这些实体和个人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而实施制裁。根据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及其实施条例出口管理条例》（EAR），这些实体和个人将受到其约束的物品的出口、再出口或国内转移限制。

著名科技公司华为和中兴被列入该“实体清单”曾闹得沸沸扬扬，迄今为止，数以百计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被列入这份清单。

稍早前，美国与台湾当局接连举行升格版的“军事政治对话”及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拜登当局公布了将于12月上旬举行的“全球民主峰会”的确认参会名单，台湾当局赫然在列，而在昨日夜间，美方5名国会议员率领一支17人的团队再度抵达台北，刷新了一个月内美国议员两度到访台湾地区的记录。

与此同时，美国内要求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声音仍然不绝如缕，拜登当局声称仍在考虑之中。

这一系列事态，都发生于拜登与中方举行年度内最高级别的正式视频峰会之后，在一些人看来，这位总统拍拍屁股刚离开会场，转身就“翻脸”，“又”改变了对华态度，不存在美中关系的缓和。

这就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中美元首峰会是一个关键时间点，标志着自川普对华推行激烈竞争和对抗政策、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性低谷以来，两国重启“接触”和对话，实现双边关系某种程度的战略缓和，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在川普任期，中美竞争时常逾界为对抗和冲突，两国机制性接触和对话中断，双边合作岌岌可危，在一些重要区域、领域和方面的冲突有进一步恶化，以致失控，从而导致不可收拾局面的风险。

拜登当局上任伊始，从确定“战略忍耐”对华总基调为始，沿着除夕、“9.10”最高通话、安克雷奇高级对话、天津对话、气候对话及不久前两国外交和安全层面最高官员的磋商，直至元首峰会，其核心目标就是要以恢复接触和对话为途径，以某种程度的战略缓和为手段，严格管理两国日益激烈和扩大的战略竞争，为其设置“护栏”，确保竞争不演变成冲突，对抗不激化为战争，与此同时在利益交集及全球公共利益领域开展必要合作。

2021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把全球27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十几家为中国企业。图为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 (Win McNamee/Getty Images)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美关系在元首峰会后将把川普任期的激烈竞争和对抗的两国关系，逐步引导至“竞争+接触”模式，实现某种程度的战略缓和，以有效管理两国日益激烈和全面的竞争，甚至恢复某些建设性，就是因为在元首峰会后，我们看到，中美在以下五个方面初步形成了共识框架，为约束和管理大国竞争时代的两国关系确定了基本的“游戏规则”。

首先是，双方重建了接触和对话。

这一点从前述的历次会晤和对话就已确知。接下来两国政府相关团队正在协商采取机制化的接触和对话方式，比如对过去两国实行的战略对话或“外交与经济”对话进行适度改造，构建新的对话机制。

第二是，两国朝着为双边关系划定边界和底线的方向积极努力。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新经济网络论坛上发言称，美中对抗是美国不得不应对的新现实，但不能也不应该让双边关系急剧下滑，目前双方正在积极努力确定扩大双边合作的可能边界和形式。

不仅是合作的可能边界和形式，还包括竞争和对抗方面的。

作为川普时期激烈竞争和对抗的结果，双方的媒体记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在元首峰会举行同时，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双方同意相互保障现任常驻记者在遵守防疫规定前提下可以正常往返对方国家，两国同意为对方记者颁发一年多次入境签证并享受停留期相关待遇，特别是对依法依规“对等审批”新任常驻记者签证作出了机制化的安排。

一个显着地表明双方已经为竞争和对抗划定边界和底线的实例是，在近日美方宣布“全球民主峰会”的参与者方面，将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排除在与会名单之外，同时谨慎对待邀请对象的措辞，以“邀请参与方”来规避显示主权色彩的“国家”字眼，都显示出拜登当局为台湾参与“全球民主峰会”设置了避免中美关系冲突的“护栏”。

第三是约制逾界行为。

除了原则的确定，中美也在具体的措施方面落实对逾界行为的约制。最典型的就是表现于重审川普任期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美方启动了有关关税排除程序，并承诺考虑取消部分关税，这等于承认了川普任期的对华贸易行为存在不当，现在要予以纠正，当然是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旗帜下，但在客观上也是对美国对华“逾界行为”的约制。

其另一个表现是，拜登当局已经明确不再继续开展下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磋商，而是寻求一个富有本届政府特色的替代方案——在下一年度可能将趋于明晰。

第四是管控冲突风险。

元首峰会实际就两国开展以军控谈判为核心的战略稳定对话达成了原则共识，会后的主要任务是双方共同寻求采取何种恰当的方式和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管控双边冲突风险方面至关重要的一个共识是，双方已决定恢复两国军方接触和对话，具体机制也尚在协调和磋商中。

第五是维持合作局面。

在川普晚期，不仅对话与接触接近于零，而且中美合作相当脆弱，加剧了双方关系紧张，并使局势可能面临失控和冲突的风险。

一个具体的侧面印证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的“通话门”事件，凸显出在美国政府换届期间，两国关系风险一触即发的危险状况，甚至导致美军最高将领不得不通过亲自致电方式来保证不存在冲突的前景。

由此表明，对于世界上前两大经济体、特别是政治异质的两个大国来说，维持合作局面，是何等重要。

拜登入主白宫后，其领导的政府就一直强调中美要在能够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利益交集的领域合作”。

维持合作局面的两个突出事例，一是孟晚舟归国事件，拜登当局展现了灵活性及合作姿态；二是中美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进入僵局时刻，突然宣布达成“联合宣言”，促成了这次峰会的基本成功。

另一方面，在拜登当局采取措施恢复接触和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某种程度的战略缓和，积极构建美中关系“竞争+接触”新模式，管理日益激烈和全面的竞争，甚至部分恢复建设性同时，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在这段时间也更加深化和“制度化”，美国会采取立法行动，确保此后的任何政府都无法推翻这一既定政策。

美国对台方针，同样适应了中美关系的质变，加强与台方的官方交往及支持其参与国际体系和活动，是美国会的立法要求。

拜登强调美中竞争“激烈”，本届政府在前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为“最主要战略对手”，为此开启了与相对次要战略对手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进程；美国务卿布林肯在既存的“战略对手”定义同时，提出中国还是美国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进而描述了“在该竞争时竞争，需对抗时对抗，能合作时合作”三位一体的对华方针。

一言以蔽之，中美战略竞争是双方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两国关系是回不到冷战后期实质的“战略伙伴关系”及冷战后逐渐形成的“建设性接触”关系了，中美关系某种程度的战略缓和是竞争和对抗基础上的“战略缓和”，而且可能存在“阶段性”性质。仍要对两国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战略缓和”后再度恶化，进行充分的估计。

拜登的态度是“形变实不变”，从这些角度来看，元首峰会后美国与台湾当局进行某些互动、邀请台方参与“全球民主峰会”以及美国商务部采取新的对华制裁措施，就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会认识到它们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了。（作者：叮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