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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的房地产人 假装上班不敢告诉家人

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一下子闲下来,宋强很不适应,“店里有写代码的,有开电话会的,看着别人都忙碌着,自己无所事事,那种焦虑和恐慌让你坐立不安”。早晨不到九点,宋强就坐进北京CBD一家咖啡店的角落里,点一份早餐,习惯性地打开电脑,登录微信,一边吃着早餐,一边上网聊天。

过去的两个月里,这家咖啡店的某个角落,几乎成为他的固定“工位”。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除了偶尔出去见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严格地说,宋强是一名失业人员。他原本在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三季度末的一次裁员中,项目上包括他在内的三分之二员工被“优化”。

妻子刚怀孕三个月,宋强担心失业的事影响妻子情绪,打算等胎儿稳定后再择机如实相告。每天他依然按时“上下班”,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度过。

像宋强这样暂时将咖啡店作为临时办公地的被裁人员并不在少数,在咖啡店员工眼中,她们店里有三五名常客,几乎一整天待在店里,“也不像是工作的样子,有时候一上午都在睡觉”。

宋强这样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要还房贷的中年人,“失业”一直是他们不敢面对的现实,也是他们无法承受的现实。在当前房地产行业洗牌的背景下,他们也在经受灵魂和思想的洗礼。

假装上班

早上八点左右,送孩子到学校后,宋强乘坐半个小时左右的地铁,就可以到达常去的咖啡店。

每次出门,他都像往常上班一样,背着包,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工作报表等材料,尽量做到不露痕迹。

被优化前,宋强在一家民营房企的项目上做工程管理,偶尔去一趟办公室,大部分时间呆在工地上。这家咖啡店距离公司办公室有四五站的距离,原来上班的时候,他也偶尔光顾。

之所以选择这家咖啡店,一是离家比较远,不会与家人偶遇;二是他原来的关系基本都在周边,有什么事需要见面,可以很快实现。

平时一天一包烟,失业的头一个月,每天两包到三包,“太焦虑了,成宿成宿睡不着”宋强说。

从业十多年来,他已经陆续拿到三个资格证,这些证“挂靠”出去,每年可以为他带来十几万元的额外收入。现在他正在为考取第四个证做准备,“一个证能挂靠两三个单位,一家起码能拿到两三万元挂靠费”。

这段时间,他也委托很多朋友帮助介绍新工作,但是由于目前行业中多数企业都在优化人员,一时半会儿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

宋强偶尔会接到一些二手活儿,他曾经的合作伙伴或前同事,经常会将一些工程预算、报表之类的单子委托给他做,活儿不多,时断时续,但多少有一些收入,不至于坐吃山空。

宋强也不是每天都待在咖啡店,有时候跟着朋友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偶尔还会以工地盘整放假名义回家待几天,陪陪孩子和怀孕的妻子,在他被裁员的前半个月,妻子检查出怀孕。

宋强说他未来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找工作,随着房地产行业逐步好转,以他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重新干老本行并不难,包括原来的单位,也一直承诺一旦工地满负荷开工后,他如果愿意,还可以回去。

第二个选项是自己干,多年从业经验,他在房地产工程及上下游供应链积累了广泛的资源,手中也有相关资格证书,“自己单干,未必比上班差,随便找几个活,就比原来收入多”。

第三个是转行,这也是他最不愿意的选项,虽然转行意味着更多机遇,但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对于奔四的他来说,属于下策,“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转行,尤其是干工程的,别的不一定干得了”。

顶梁柱

宋强的专业是土木工程,2007毕业后进入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在区域做工程管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在公司的“逼迫”之下,他认购了工作项目上一套两居室。

第二年交房后,他和现在的妻子在新房中结婚,妻子在一家民企做会计。“结婚第二年,当时北京项目收尾了,我们整个团队被外派到其他城市做新项目”,宋强说,在外面漂了四年多。

在外地做项目的时候,他和妻子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2013年下半年,“当时老婆怀儿子已经六个月了,有一天丈母娘打电话给我,说老婆这么大月份了,一个人在家,万一出问题怎么办,赚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宋强说,被丈母娘训了一顿,宋强开始考虑回京。

申请调回北京项目没有被批准,宋强选择了辞职,办完手续回到家,妻子已经临近生产。

儿子6个月的时候,妻子告诉宋强,不能两个人都闲着,让他去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进入这家民企做工程管理。

有了儿子,妻子没有再出去工作,宋强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那个时候月供不算多,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也没有太大压力”。

2019年,经历两年的调控,中国房地产行业销售规模突破15万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这一年宋强把原来的房子卖掉,换了一套大三居,月供从几千元变成“一万好几”。

宋强的税后工资在25万元到30万元,加上证件挂靠费用,每年有40万元到50万元的收入。扣除房贷及家庭日常开销,每年至少有10多万元的积余。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万元,达到30733元;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万元,即便妻子不上班,宋强的收入也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2020年初,由于疫情原因,一季度房地产开工和销售普遍较差,宋强的公司启动第一轮人员优化,他被优化到一线项目,虽然办公室仍保留,但大多数时间他的工作都在工地。

今年下半年以来,在三道红线、两个上限等政策影响下,房企普遍面临再融资难题,加上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多数房地产企业面临着较大的流动压力。“9月初,总部和区域开始裁员,裁了大约三分之一。”宋强说,到了9月底,随着流动性进一步恶化,集团开始降低施工强度。“整体强度降到原来三分之一,我们那个项目基本停了”。

项目停滞后,包括宋强在内的所有项目人员被停职停薪,只保留最低工资。而选择自行离职,可以拿到N+1补偿。他考虑了两天,与其半死不活地耗着,还不如拿补偿走人,“等于把明年上半年的工资提前结了”。

失业后,除了一次性补偿外,他只剩下证件挂靠收入,“今年影响不大,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明年压力比较大”,宋强说,行业不景气,证件都挂靠不出去了。

明年妻子生二胎,“家里花销和孩子教育每年少了也得十来万,房贷小二十万”,宋强盘算着,老二出生后,家里开销还得增加,他一度有点郁闷,当时为什么非要换房。

尘埃

宋强说,在历史上长河中,像他这样个体命运就如一粒尘埃。与他一同被优化的同事们,到现在大多数没有找到工作,“大家都理解公司的行为,都觉得困难只是暂时的,都在等待行业好转”。

换了大房子的宋强和妻子,一度对未来踌躇满志,提出了一系列宏伟目标,“要二胎也是目标之一,国家都倡导三胎了,咱三胎够呛,努努力,二胎还是可以的,儿子也有个伴儿,一个孩子太孤单”。

2021年春节后,宋强戒烟、戒酒,每天和妻子坚持锻炼身体,买了相关的补药,准备了大半年,好不容易妻子成功怀孕了,他却失业了。

从去年被优化到一线项目,他就知道行业不景气,但从未想过会被裁员,虽然别人问起,他都说是主动离职,但他心里清楚怎么回事。

宋强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虽然每次想到未来,心底都会有一丝不安,但起码还有更多时间和空间去思考未来,与他一同离职的前同事们,都还没来得及焦虑,就重新投入到赚钱的队伍中了。

宋强说,他的前同事们,有的去跑滴滴,有的去送外卖,“每个月的月供在那等着,哪有时间让你矫情,明年不行我也得跑滴滴,咱家伙事都齐全,随时就能干”。

一切源于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转折,根据第三方数据,上半年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增长40%,7月单月开始下滑,到了11月,百强房企累计销售金额同比增幅一路下降至1.4%。

销售金额增幅从40%降至1.4%,加上预售资金提取和再融资困难,导致房企流动性压力倍增,多数房企为了减少支出,一方面暂停拿地,另一方面压缩施工强度,与之相关的投资和工程口的人员成为被优化的主要对象。

一家前20强房企的高管告诉经济观察报,多数房企,从总部到区域项目,各个职能部门人员均在优化序列,“减掉一部分,剩下的人还有口饭吃,否则大家一起饿死”。

据其介绍,今年大部分民营房企裁员力度都在20%左右,尤其是下半年以来,都加大考核力度,“试用期内的,没有经验的应届生,非核心部门的员工,第一批就被淘汰了”。

接下来就是核心部门员工,根据现有工作量进行匹配,“假如你这个部门10个人,老板觉得5个人就能干了,就只保留5个人,最后就是谁走谁留的问题”,该高管人士表示,很多销售不好的项目都是“整个建制地裁掉”。

“困难时期,只能这么做”,该高管人士表示,很多被裁员工也理解,“毕竟公司好的时候,你跟着一起赚钱了,现在有困难了,不理解也得理解,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干了十几年工程管理的宋强,最终也成为成全别人的那个人,他对裁员这件事没有太过耿耿于怀,度过焦虑期后,他开始行动起来,准备考证,找二手活儿,认真考虑下一步做什么。

失业后第一次来这家咖啡店,他存了1万元会员费,平时早餐和午饭都在店里解决,现在已经用掉了一半的储值,“算了一下,按照这个水平,还能用两个月,正好用完也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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