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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外交抵制到底会有多大影响

虽然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几乎是世界体育近年来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但是很少有重大赛事的东道主能像北京一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由于外界广泛指控中国对维吾尔族社群的暴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地面临着一场似乎是各国群起进行外交抵制的势头——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内。

人权组织和西方多国政府均指控中国在新疆地区实施种族灭绝。中国否认,声称其广布于当地的拘留营是为维吾尔族和穆斯林而设的“再教育营”。

在香港对政治自由和民主抗议者的打压,以及最近对彭帅的关注,也令各国对华关系紧张——后者在指控中国政府高层官员性侵后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尽管中国当局指责外界对彭帅的事件“恶意揣测”,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关注她的状况。

对于已经表示将不派代表出席的几个西方国家政府来说,这样的举动是显示谴责态度的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同时避免了更具争议、且令运动员不能参赛的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会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项重大的功绩,而派出政府官员前往北京出席,风险就是将不可避免地被视作对习近平政府给予默许。

虽然中国指责美国利用冬奥会进行政治操纵,并声称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但是北京似乎不会为此太过沮丧,甚或惊讶,特别是像意大利、法国等已经拒绝加入这场抵制。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这是“形式化且无关紧要的”。确实,对于在场内观赛或者在远方收看的人来说,这场外交抵制对于赛事本身的盛况将影响很小。

西藏、维吾尔、南部蒙古、香港及台湾的维权组织一同组织起的“#NoBeijing2022(不要北京2022)”倡议,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表示欢迎,但是很多倡议者觉得各国走得不够远,认为运动员本身、企业赞助商和主要广播机构也需要采取行动,才能真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有人问,如果现在都不适合全面抵制,在一个被指控种族灭绝的国家里,还有什么时候会适合?

拒绝参加奥运会或许会令外界更意识到对中国被指控的侵害行为,而参赛则要冒着被看作是共谋的风险——但是对于花多年时间准备参加这样一项赛事的无辜运动员来说,这似乎也非常不公平。

反对这一做法的人坚称,冷战时间发生的抵制1980年和1984年奥运会所造成的政治影响非常小,但是最终受惩罚的是运动员。不过,一些人却指出,1970和1980年代对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采取的体育赛事抵制行动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是这种做法能够向一国执政者施压的证据。

一些人则直接驳斥这种说法,坚称参与竞技体育而不是抵制,才能把握体育外交的宝贵机会,并且形成国际监督,这样才能带来积极的改变。在被问及是否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时,英格兰足总(FA)用的就是这一个论点。卡塔尔尽管已经进行过改革,但是当地的工人权益仍然是人权组织的一大忧虑,而同性恋在当地属非法。

“我们的观点仍然是,与他人合作才是促成改变的最佳方式,这样我们才能持续提出正确的问题,而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在本国也面临自身人权方面的挑战,”英足总最近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说道。

“我们还看到对话与接触的机会,能够在这个仍有人权难题的地区达到真正的改变,超越卡塔尔的国界,延伸至邻近国家,这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其中一项功绩。”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后,这方面有任何进步的证据不多,而俄罗斯在主办2014年冬奥会和2018年世界杯之后,也同样如此。

不过,虽然在运动员、政府或者体育迷中间,对于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热情并不高,但是参赛者一旦置身当地,是否仍然能带来一些改变?考虑到近年再次兴起的社会运动主义,这一点并不会令人惊讶,因为从种族主义到女权,从精神健康再到环境问题,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为广泛的社会议题发声。

虽然最近有所放宽,但是国际奥委会(IOC)章程的第50条仍然严格限制奥运选手在赛事期间能够说什么和做什么,仍然禁止在领奖台、官方仪式或者赛场上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抗议、示威或者宣传。

在媒体区、混合采访区和社交媒体上,言论自由是被允许的,但是运动员是否会在一个不时因为审查和恫吓外国记者而受到批评的国家利用这种机会,则有待商榷。特别是近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主席史蒂夫·赛门(Steve Simon)表示,如果2022年要在中国举办赛事,他会对“我们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感到非常担忧”。

看起来,中国当局确实不会对来自体育明星的谴责太过友善。波士顿凯尔特人(Boston Celtics,塞尔特人)篮球队的球员埃内斯·坎特(Enes Kanter,简达)在10月批评习近平主席并表达对自由西藏(Free Tibet)运动的支持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他的名字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被屏蔽,而据称凯尔特人队的比赛串流直播也被取消。与此相似的是在2019年,阿森纳(Arsenal,阿仙奴/兵工厂)前中场球员梅苏特·厄齐尔(Mesut Ozil,奥斯尔)在强调维吾尔受到的待遇时,一场阿森纳队的比赛也被中国官方电视台取消直播。

很多人权组织也曾呼吁国际奥委会重新选择冬奥会的主办地。在这样晚的阶段,当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围绕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严重争议已经令外界更加深刻地审视奥委会对主办地的选择,以及奥委会与主办地之间的关系。

在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与参加过三届奥运会的彭帅进行视频通话,试图释除外界忧虑之后,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近日指控IOC与中国“勾结”。IOC否认这一指控,并辩称自己的做法是“静默外交”。但是令很多人不安的是,当被问到中国的人权纪录如何与奥林匹克的价值相匹配时,国际奥委会在任时间最长的高级委员迪克·庞德(Dick Pound)表示,他并不后悔选择北京作为东道主,而且即使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他也“不知道”有关的暴行指控。

“你可能随意责备说我无知,但我确实不知道,”他在周一(12月13日)向《德国国情体育》(Deutschlandfunk Sport)这样表示。

他说,国际奥委会“没有责任去促进政治变革……当我们将奥运会主办权授予一个国家时,我们并不表示支持这个国家的政治意图”。

批评者坚决地否定国际奥委会所坚称的完全中立和超越政治的立场。比如,他们指出,该组织在2018年促成朝鲜与韩国之间的对话,还有普京如何希望利用2014上索契冬奥会将世界显示俄罗斯以及他自己的影响力。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让北京主办冬奥会并不是运动员自己的选择,但是随着地缘政治紧张情势升温,他们如今要直面新的问题,在那里参赛到底是不是对的,他们还要自己决定,到了那里之后,他们要怎么做。

很多运动员觉得,他们面临着一个难以应对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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