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大数据之战，中国领先了吗？美国愈发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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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华尔街日报》12月20日报道称，中国对全球货运数据的掌控能力不断扩大引发美国政府担忧，后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物流数据获取商业或战略方面的优势。其实，不只是航运数据，中国在所有大数据领域的野心都让美国越来越担忧。专家指出，随着大数据越来越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商品，美中在大数据方面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在大数据的重要性方面重视不够。

美国对中国收集大数据的能力越来越担忧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利用其广布全球的物流网络和航运追踪系统，可以掌握到不在中国靠港的货物，及其复杂的数据系统。报道援引航运业管理人士的话说，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中国可以比其他方更早发现并利用短缺、过剩和新兴的趋势。

报道特别提到中国交通部在2007年成立的中国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Logink）。报道还说，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上个星期已启动针对该系统的研究。

这只是美国对中国日渐增长的数据收集能力担忧的最新事例。在美中大数据竞争中，目前最受美国各界关注的是占据美国无人机市场半壁江山的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无人机（DJI）。

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大疆等八家中国科技公司为“军工综合体”，并“积极支持以生物识别技术监控和追踪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 根据这项宣布，任何美国法人都不得出售和购买这些公司公开上市的证券及其衍生证券。一年前，大疆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使用美国技术。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更担心大疆无人机的数据收集能力。今年10月，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FCC)的委员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呼吁将大疆列入美国通信领域的“管制清单”，禁止用联邦政府资金美国通用服务基金（U.S. Universal Service Fund）的资金购买其设备。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浙江大华等中国通讯设备生产商都在这份管制清单中。

卡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大疆创新无人机和这些系统上装有的监控装置正在搜集大量的敏感数据，从重要基础设施高分辨率的照片，到脸部识别科技以及能够测量人体体温和心率的遥控传感器等，无所不包。”他强调：“我们不需要空中版的华为。”

其实从2017年开始，美国联邦机构就担心大疆公司可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有关美国的敏感数字。今年7月，美国国防部表示，大疆无人机系统“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国防部表示，要把消除包括大疆创新在内的无人机威胁当作当局的优先工作。

五角大楼早在2018年就以网络安全为由，不论制造商身份，一律禁止采购及使用所有现成的商用无人机。 2020年，美国内政部停飞了所有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美国国会在2019年立法，明文禁止采购及使用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及其零组件。

对中国可能将大数据“武器化”的担心还促使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6月推出了“清洁网络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和技术基础设施。中国的科技企业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都受到这项计划的影响。

大数据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产品，美国政府的重视不够

虽然如此，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说，美国对大数据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尤其与中国相比。

他说：“在如何清楚了解大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方面，美国落后于中国。它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我们虽然仍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人工智能公司，但他们正在迅速赶上。他们在开发这种能力上花费的资金也比我们现在多得多。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我们仍在考虑使用大数据或可以为某些公司，为市场营销和其他带来优势，使用该技术来建立客户群或为客户提供服务。中国人在这个方面比我们想得更多，远远领先于我们。”

他强调说，数据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商品，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来说，它的重要性就像19世纪的煤炭和钢铁，20世纪的石油。

特朗普政府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Matt Pottinger）12月初 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国已成为大数据之战的赢家。

他说，“数据相当于21世纪的石油，是推动人工智能算法、经济实力和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些数据的源头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健康记录和基因序列、我们的上网习惯、我们企业的供应链流、手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吞噬的巨量图像。”

他说：“在21世纪，竞争全球影响力将需要保护和利用这些数据来获得商业、技术和军事优势。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在赢得比赛，而西方几乎没有参与。”

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认识到数据在获得经济和军事优势方面的重要性方面远远领先于西方。 他写道：“如果华盛顿及其盟友不精心策划强有力的回应，习主席将成功控制未来全球权力的高度。”

拜登政府曾谈到过数据在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的重要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今年7月在“人工智能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上表示：“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将大数据视为一种战略资产，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大数据。”但是，拜登政府还没有出台相关的大数据的战略。

对于大数据的管理，特别是跨境数据的管理，拜登政府只是在今年6月发布了一个《关于保护美国人敏感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的行政令。观察人士指出，到目前为止，新程序尚未投入使用。这项行政令尚未针对中国无人机、中国进入美国数据中心和生物技术实验室或其他潜在目标作出规定。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说，为了加强美国在大数据方面的竞争力，拜登政府可做的很多。

阿特金森告诉美国之音：“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他们没有做。第一个就是不要像欧洲人那样制定过于严格的国家隐私法，那会严重伤害我们。第二件事是制定关键部门的数据传送战略。我们的国家智慧城市战略在哪里？我们没有任何答案，也不存在。我们使用和支持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制造业的国家战略在哪里？它不存在。关于医学研究或保健，也不存在。政府可以从做这些事情开始。”

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认为，数据威胁到美国人的隐私、经济竞争力、国家安全和未来的全球地位。这将是对美国2022年对华政策的重大考验。

习近平的大数据野心--世界最强数据掮客

但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同。用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的话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让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数据掮客”。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北京一方面对外封锁中国的数据，另一方面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获取其他国家的数据。

习近平对大数据的重视体现在他的多次讲话中。2013年7月，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不久的习近平就表示： “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和商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 他甚至将大数据列为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基本要素，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并列。

几年来，中国不仅推出了完善的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最新的战略包括11月底公布的《“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而且还确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大对数据的监管，确保大数据服务于中共的利益。2017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今年9月和11月，北京又分别实施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尽量减少收集个人数据，但给予政府对数据的广泛访问权限。

北京对全球最大的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的审查就是中共对外封锁自己的数据的最好例子。这也是中国首次公开宣布启动针对企业的网络安全审查。

7月2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监管机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突发公告：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将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为配合审查工作，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这距离6月30日，滴滴赴美上市仅仅三天的时间。

7月4日，国家网信办再发声明：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网信息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应用。

随后网信办等七大部门更进驻滴滴，展开网络安全审查。自此滴滴在美国的股价一泻千里，市值也腰斩。12月初，滴滴宣布启动在纽约证交所的退市手续，准备改在香港上市。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尔曼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打压滴滴出行就是为了控制背后的大数据。滴滴出行是中美大数据之争的牺牲品。

他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数据、他们的 Uber是关于乘客、关于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来自哪里，又要去哪里的信息。他们将所有这些视为对美国情报部门有用的相关的数据，让美国占上风的数据等等。他们非常了解数据的有用性，即使是那些看似无关的数据，也可以构建日常图片。”

根据滴滴的招股书，自2020年3月31日至2021年3月31日，滴滴在中国拥有3.77亿年活跃用户和1300万年活跃司机。

在这不久后，7月10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意见稿》显示：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据称，这条法规的依据就是6月公布的《数据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今年9月正式实施，其中引入了国家核心数据的新概念，将其定义为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或重大公共利益的数据，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和保护。它广泛适用于并将影响在中国境内或与中国开展业务的、参与处理任何类型数据的所有实体， 包括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除非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数据安全法》要求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任何外国司法部门和外国执法部门提供存储在中国境内的任何数据。

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说，这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说，这些公司的中国数据不仅必须留在中国供政府访问，而且北京现在要求控制这些信息的去处，例如是否可以发送到自己的总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企业实验室，或者一个已提出执法或监管要求的外国政府。

与此同时，中国以各种方式努力获取外国的数据，这些行动包括入侵跨国公司数据库，在外国大学和公司开展“人才招聘”计划，收购了外国公司等。

博明说，中国现在包括以前在数据上的做法就是，“我收集数据，你放弃你的数据”。他说，华盛顿对中国在大数据上的野心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说：“大数据在中国野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我们自己的数据在实现这些野心的过程中被滥用的方式，却落入华盛顿的视野盲区。”

对习近平来说，大数据除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之外，也是他维持政治控制的关键。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赫尔曼认为，中国掌控大数据的能力尤为可怕。他说，中共将人工智能用于社会和政治工程，奖励服从和惩罚异议，并将其社会信用体系输出到其他威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