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公民　活出自己的天命

缤纷的台湾民主不应该只有蓝、绿两个主角，而是每个人都有天命，又都有不同的意向。（汤森路透）

公投结果出来，执政党称庆。不过很吊诡的是，本来努力推公投的民进党，反而希望公投与大选切开。

不容否认，公投绑大选恐怕会导致选务混乱；又可能造成选民人事不分，盲目投票。选民对公投议案茫昧或不感兴趣，还是投票了，冲高虚假的投票率。可是公投体制搞到要绑大选才不会沦为鸟笼公投。那麽此公投体制与台湾决策机制，恐怕与民主生活方式大相迳庭了。

本文旨于从历史上厘清什么是公民的认识，以做为未来体制改良的基础。

一、什么是公民？

由于中文的暧昧，我们总是把公民、人民与大众，混为一谈。

我们以为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是指“国家采取多元途径，藉以培养国民具有国家意识，以及获得有效参与公民生活。”国家是能量中心，启蒙、陶铸他所要希塑造为合格的公民。

实际上，公民与国家平起平坐，如英美法中的Jury制度。台湾所理解的Jury，只是协助法官断案的陪审团或是国民法官。国家在公民之前。国家优先。国家法定培养出来的法律从业人员是主。人民只是陪衬。实际上，Jury出现是用来取代神意的体制性安排。Jury与其他法律从业人员是平起平坐，分工合作，各有尊严的。Jury负责审酌事实。法官依据Jury 公意裁断出来的事实，权衡该如何适用法条。检察官象征国家公权力，起诉嫌犯。律师则是站在被告立场，为其争取法律上应有的权利，与国家公权力抗衡。象征国家公权力的只有检察官。国家不是一切。法官是拟制居于上帝之位。法官与Jury( 或许当翻译成法意团，或公意团 )要随时警觉检察官，国家公权力代表，是否滥权。是否违反无罪推定，罪刑法定，违反程序正义，违反毒树果实或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等。

同理，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一如Jury，也要时时警醒，检视国家是否违宪，是否违法滥权，是否违反性别平等原则，是否逾越比例原则，是否违反人性尊严与人权等等。

如此法治教育关注的焦点，就不应该是灌输学生说：宪法第N条说什么？ 宪法增修条文说什么？ 而是要让学生好好审视某个违宪审查案的来龙去脉，而且对协同意见书、反对意见书也要好好理解。因为那些法学见解有可能比较符合公意，而成为未来的法律。

蓝绿应只是幻象，缤纷的万花筒才是台湾的特色。（汤森路透）

需知，实证研究显示：熟知法条的人民，往往也是最可能犯法，或有前科，或曾被判过刑的。我们把法治教育，搞成法条教育，一如商鞅公布法条、徙木示信。那是过去之井，而非现代社会培养有历史感与责任心的公民之道。

台湾中学也教违宪审查。可是，我们通常只告诉学生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结论。这些结论，只要上司法院网站，就随时可查到的，却又无论怎么努力记诵，却又都背不完。有这种释宪案可学，当然也是种幸福。因为在强人政治时代，几乎无人敢提释宪，没有如此多而繁杂的释宪案可学。不过，教育之道，多不如少，少不如精。深入理解一个释宪案例，理解公民草拟、维护与校正宪章的动态历程，恐怕比贪多嚼不烂还好。

然而，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单是醒觉，也还是有所不足的。公民社会，如何合众为一，成为一个想像共同体。不是靠国家、靠强人政治，强不同以为同，一法令来塑造的。但也不是单靠一个饶富公民精神、孜孜不倦的分子所能毕其功。人总是有盲点，总要想到自己可能会错才是。只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错，才可能理解其他不同观点出发的，堂堂正正，有条理的协同意见书或反对意见书。才可能有桥梁，跨越差异，彼此拥抱，分享爱。

二、认识差异，才能合众为一

公民总要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错，也才能倾听到桥上之声，认识差异或反对声浪。

异议有时比正典还重要。最近美国大法官Joan Ruth Bader Ginsburg ( 1933-2020 )过世，许多年轻人为之痛哭流涕。有人将她这个老女人的头像刺青，绣在胸口或两臂上。为什么年轻世代会这样的方式，来永久纪念一个容颜衰老的女人呢？ 她当律师时，是个著名的人权斗士，成功打赢几场违宪审查案。虽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让她成为像摇滚巨星般的法律人的，是她当大法官时，总是恶名昭彰的提出反对意见书。所以她最有名的绰号是Notorious RBG ( 与KGB谐音 )。一个总是异议，唱反调的人，也可成为BBC口中“一位不知疲倦、坚决捍卫正义的斗士”，才是健全的公民社会。

我们如果进一步追溯公民缔造当代体制的话，更会发现多元包容的重要性。

十七世纪英国发生内战，很惨酷地兄弟杀兄弟，朋友杀朋友。痛定思痛，他们反思：要缔造什么样的政体，才能避免此悲剧再次发生。依据谢平与夏佛在《利维坦与空气帮浦》一书中的研究：当时有两大主张，一个是以霍布士为代表的，主张一法令式的极权政体，大自然没有真空；另一个以波以尔为首，主张多元并立的政体，大自然有真空。前者就是一般政治学讲契约论的源起。后者不只界定什么是实验之外，也规范了后来民主的生活方式。

波以尔认为，健全的、可避免内战的社会，要多成立独立的民间团体。如成立英国皇家学院，努力建立事实，不要谈论因果关系。波以耳用空气帮浦建立了一个事实，真空存在。这个存在的真空，其实也像他后来倡议建立的专业团体般，不受外力干扰。专业学术社群属于政治权力的真空范畴。在英国皇家学会里只谈事实，不谈政治与宗教，也不谈因果关系。如此英国皇家学会的运作，也不该受政治或宗教影响。

当科学与政治，彼此互不干扰，了不冲突时，当然很好。可是万一英国皇家学院院士，跟英国主政者立场相左，怎么办呢？波以尔觉得无所谓，各有各的真空环境，各行其是。只谈事实，展缓真理或因果关系的追求。追求因果关系，只讲一个真理，强不同以为同，反而会造成战乱。

霍布士深不以为然。他认为，1642-45年的英国内战就是因为seeing double。财产权神授比较大，还是君权神授比较神圣？ 当信任国会？ 还是服从君主？ 大家不讲因果关系，不讲最终原理原则，无所适从，乔不拢，才激发内战的。所以，自然科学只谈事实，不谈因果关系，是有害的。说实验可以生产出真空来，也是有害君主政体的。为了定分止争，他主张国家极权。人民彼此缔约将其一般基本权交付给政体，以换取生命安全。所以除非契约政体，利维坦，侵犯了人民的生命权。人民才有反抗权，否则要把所有权利授与国家。

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实验室的生活方式或是利维坦的生活方式，都是为了避免内战，却南辕北辙。而且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当时很难说孰优孰劣。可是，英国人后来选择了波以尔所主张的生活方式，有真空，累积事实不谈因果关系，可以有独立于政治宗教范畴之外的多元的专业团体。从后见之明来看，英国人的选择对了。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或许看到英国船坚炮利，侵略别人，攻城掠地，建立日不落帝国。但其实，他们最擅长的不是对外，而是解决内部纷争，避免内战。从十七世纪以降，英格兰没有严重内战。 相对的，采取类似霍布士主张的中国，君主专制极权，以吏为师，梦想着千秋万世，传之久远，却总是陷入无穷无尽的内战深渊中。

换言之，此分工合作，大家都有尊严的民主政体，要藉着我们能否拥抱“异类”来实践。实作上，要看我们是否能限制国家机器无所不在的控制欲与权力狂；是否不畏惧真空存在。

三、在战争幽灵下

当代社会显然与十七世纪的英国差异很大。工业革命造成天地巨变，那麽作为宪政体制的动态缔造者、维护者与校正者的公民，该何去何从呢？

如Theodore John Kaczynski ( 1942- )所说的：

工业革命以及其后果对人类来说是一场灾难。工业革命以及其后果大幅提升了住在“先进”国家的人们的寿命，但他们也让社会不稳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空虚，让人们的尊严被剥夺，还导致广泛普遍的心理疾病（以及第三世界的人们肉体上的折磨）以及自然的严重破坏。科技的持续发展会导致以上情况更加恶化，让人更没尊严，自然更加被破坏，更严重的社会动荡及精神折磨，甚至可能也会导致“先进”国家亦遭受肉体的折磨。

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以来，军事与工业宛如挛生兄弟，难分难舍。如当代社会的毒品氾滥，来自于二战军国主义的喂养。纳粹用毒品发动闪电战。日军的神风特攻队靠它，美军也以安非他命撑住越战等等。化工产业所造成的塑胶微粒与空气污染，则来自一战之后所使用的毒气与炸药军事工业的转化等等。

更幽微的是，军人价值观的纪律与服从，渗透到公民社会来。阴魂不散的战时价值观与组织，如影随形。战争幽灵，如中正之精神(军政独裁)与我们常相左右。如为教育死谏的林冠华所就读的庄敬高职，就是以采取军事化管理著名。那也是许多私校、明星国中所标榜的，招生口碑。学校现场中，所谓的校、班和师都是军事名称。智力测验与透过选择题评鉴学习成果，电脑读卡，也源自美国军方。至于教育单位的集体主义，透过以吏为师，追求效率、标准化与统一，更是从军国主义下的法西斯教育流传下来的历史惯行。

军事价值不见得不好。它对强健社会有其重要性。军事教育把阳刚小子打造成男人，灌输纯正的男子气概与团队价值观。让他自然而然满怀崇高的理想：对家庭与家乡的爱，对国家强烈的伟大感，爱国心与良好的同志情谊，身心的净化，道德勇气与身体勇气，以及对任何不真实、心胸狭隘或卑劣的不屑一顾。

很可惜的是，在台湾的那种军事教育，离乡离土，不知道爱哪个国，效忠哪个想像共同体。它不像是希腊罗马古典公民教育，而是偏向中国威权体制下的编户齐民式的奴隶兵训练。在此编户齐民体制下，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总是只考虑自己，将自己封闭在扼杀了公共道德的狭隘个人主义之中。它用一堵墙把公民囚禁在私人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迫不得已分秒必争地拚命攒钱或赚钱。满大人们( mandarins ) 就在此集体主义的羽翼下，在其所提供的隐蔽和黑暗之处，贪婪地，以可耻的手段攫取不义之财。

以历史教学为例，在军事幽灵下，我们既不是以学生为中心，也不是奉老师为偶像，而是很荒谬的以“课本”为中心展开。问题是，课本中的历史图像，经过层层转译，往往禁不起考验。如台大花亦芬教授所说的，停留在梁启超时代。百年前的见解、过时的迷失往往就一路延续下去。

公民社会，如何合众为一，成为一个想像共同体。不是靠国家、靠强人政治，强不同以为同，一法令来塑造的。（摄影：陈恺巨）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对话。他不可能定下来，定于一尊，以之为本的。因为史学是门艺术。同样的材料，在不同工匠手中，会呈现不同图像。如有关复活节岛上的灭绝之谜。贾德戴蒙说是因为环境破坏。可是在罗格不雷格曼《人慈》中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十八世纪初住在复活节岛的人身强体壮。土壤出乎意料之外的肥沃。这岛屿是人间乐园，没有任何证据指出他们在挨饿。复活节岛森林消失，也不是人为造成的。滚动巨石像所需的树木，算出来至多是一万五千棵树。可是岛上依据生态学研究有多得一千六百万棵树。真正造成生态大灭绝的是第一批抵达的船上偷渡客，老鼠。仅仅三年内，一对老鼠可产下一千七百万只后代。它们食用树木的种子，妨碍森林的生长。而最终毁灭了复活节岛文明也不是内部因素，而是搭著欧洲人的船只抵达的瘟疫与奴隶贸易。也就是是西方殖民势力把这文明推下悬涯的。

然后，就算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点，看着同样的史料，也会建构出不同的历史图像。如孔恩在《科学革命与结构》导读中，提到自己做物理研究与科学史研究的经验。前者解谜之后，图像非常稳定，动手写论文时，不会有太大出入。后者初步解谜后，开始动手写论文时，往往又会有很大出入，要不断修正。史无定稿是也。

在台湾历史教学现场中，荒谬的是：课堂上，或至少考卷上，所出现的历史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答案。恍如我们所认识的过去，不是居于水之乡( waterland )，而是会静定下来、化身为选择题中的稳定选项般。无奈听从上级或大考中心指挥的基层教师们，眼中只能没有不断与过去对话的史学伦理，没有自己，也没有学生；只有以科举之所是为是，科举之所非为非。

四、翻转？

台湾历史教学现场，某部分也是台湾体制的缩影。在军事幽灵下，改变历史教学，意味着改变课纲、改变历史课本。那种改变，如投石入湖，可清楚找到波浪的源起，像利维坦有个明显的头一般。如此可造成改变的，有天命的，只有执政党，或可能代起执政的在野党。整个体制就像容易引起内战的两头蛇大海怪，彼此吞噬。

可是，这种改变反而是反史学特质的。两头蛇大海怪也是违反民主社会缤纷、不畏惧真空存在的特质。

缤纷的台湾民主不应该只有蓝、绿两个主角，而是每个人都有天命，又都有不同的意向。每个人活在世上是为了活出天命，或符合自己生命发展的最佳利益。人人皆有天命，将己之所欲，施于人。那麽结果既非自立，也不是全然分工合作，而是高熵社会或混乱的历史。

在利维坦中是一颗巨石投入池塘，我们可以观测到它所掀起的涟漪。可是空气帮浦的政体中，是几千只候鸟同时入水捕鱼，让我们看不清楚浪花是哪个因素激起的了。大地之上有多少生命体，就有多少天意。如此，天命，天意就很模糊，甚至消散。我们不知道天在哪里？ 其性质为何？ 我们看不到终极原因，只看到一片混沌，或一片缤纷。我们或许可以辨识出台湾那片浪花中的某些节点。可是在节点与节点之间，是无尽的缤纷。此混沌或缤纷或许如肠道菌丛般，有无数的微生物，有无尽的行动波；不依赖任何边界，也不遵守固定疆域。

准此，蓝绿应只是幻象，缤纷的万花筒才是台湾的特色。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走向价值相对论，或陷于知识的虚无主义。台湾信奉土地神，敬天爱土才是我们的神。

如经济史学家艾赛莫鲁和罗宾森所言，人与土地无连结，就不会有兴趣在地方上建立复杂社会所需的各项制度：学校、公路、下水道、医院、议会、法律规章、农业推广机构和其他政府体系。一个地方若拥有各项功能俱全的鸡后，当地人就可借此发展新科技与新商业商法，在经济上与他人竞争。在榨取之地，当地人就毫无机会可言。榨取之地的奴隶没有能力或足够的社会资源，运用政府机能。

台湾是缤纷之岛，但不是受榨取之地，那是我们生长斯的乡土。如瑞士，让直接民权进入政府决策，才能彰显公民作为宪政体制的动态缔造者、维护者与校正者的精神，也才能避免满大人们的巧取豪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