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民众恶意返乡 只许官府恶意执政

本周，许多自媒体都在以不同形式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三十周年，社交平台转发最多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归结为两句，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网络民意在这里的站队是显而易见的，支持改革开放，反对领导任期终身制。

本周，由于基层防疫措施一刀切，不顾民众死活，缺乏科学逻辑，在天津深圳西安都引发了民众局部骚乱，警民冲突。1月20号，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县长董鸿在视频会议中向民众发狠话说：“凡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试图返回，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视频传出后舆论哗然，董县官又辩解称：流传的视频被剪辑，剪掉了“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的原话，结果更加激怒民意，可见，这位县官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哪里激怒民众。

网友@石述思发帖说：恶意返乡是对法律法规的恶意曲解，面对渴望回家过年的打工者，一个地方领导，不管出于什么考虑，都不可以威胁恫吓的方式对待返乡群众，防疫工作成功的关键在于科学和法治，将民生成本降到最低，个别地区“宁可错关一城，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行径对居民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层层加码，过度防疫，惰政懒政使然，形式主义使然，非法行政使然。

一篇题为《如果没有“善意”的通道，则活着本身就是“恶意”》的网文这样写道：这两天网上在进行“恶意”造句：恶意吃饭，恶意避孕，恶意投胎，恶意提问……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也涉嫌恶意躺平。这一切肇起河南郸城董县长“恶意返乡”的提法，他杀气腾腾地宣布：对于“恶意返乡”者，一律先隔离再拘留。

先前我们还只知道有“恶意讨薪”、“恶意上访”、“恶意跳楼”的说法，经这位县长大人点拨才恍然大悟：此世间万事万物原来都可能“恶意”。

疫情以来，多地都有人连进入自己小区的权利都给剥夺了。自己的家都不让进，总得有个说法吧，但红袖章们给不出说法，只是笼统地说“上面规定的”，至于“上面”怎么规定的，有何依据，则语焉不详了。现在好了，你这叫“恶意回家”，甚至就连你讨要依据都属于“恶意追问”。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行政化思维的必然选择。很多“管人的”之所以念念不忘失去的好岁月，就在于先前不需要什么条款规定，一句“革命的需要”就足够了。想想火红的岁月，干部说啥就是啥。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总有一款适合你。简单粗暴的“恶意”判决恰恰是一切红袖章所欢迎的。既然戴上了红袖章，当然就要拥有杀伐决断的权力，这个权力越刚性越简单越好。譬如买馒头这事，在平常当然不能说有错，但疫情期间就是有错，你的肚子“恶意饥饿”固然已经很不配合抗疫的大政方针，而你居然还“恶意寻食”，不打怎么行？

此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倒不是说红袖章们不该管，而是网民们自省的结果很不乐观：如果我不“恶意购物”的话，有没有“善意购物”的渠道？而如果我坚持配合，饿死了又算不算“恶意死亡”呢？

同所有舆情事件一样，负能量事件必然引来正能量信息的对冲，比如有人晒他们的食物供应充足，只可惜很快被人指出那是权力部门的家属区；接着又有人晒出有“英雄菜”供应，只不过其天价让人望而却步。

“恶意讨薪”这个说法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善意讨薪”渠道畅通的话，谁还会“恶意讨薪”？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善意”的道路越窄，则“恶意”的大门越宽。所谓懒政和恶政，就是嘴里喊着“服务”高调，事实上却只管为对错划线，而不为刚性要求做好善后，甚至压根儿不做换位思考，只想着别人老老实实遵守就行。

没有人不想体面地、有尊严地活着，“非必要不外出”也好，“就地过年”也好，“应打尽打”的接种也好，只要是在知情和有相对保障的前提下，谁也犯不着去和刚性要求冲突。但如果不为“善意”提供明晰的通道，只想发挥震慑的威力，则事实上已经将人的生存本身置于“恶意”的范畴内了。

一首题为《恶意》的诗作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