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带几十万存款回乡考公:月薪3000不后悔

在决定回老家的那一刻，高游的心里还是没有多少把握，自己能否在2021年内顺利考进老家甘肃的公务员编制。在这之前，虽然他也会在工作之余刷刷公考试题，但一直没下定决心要回去。

但他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离家在外这么多年，如果未来想要有一个相对安稳、舒适且体面的生活，回家“考编”对他来说不算是一个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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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考编之路还算顺利。但在进入公务员体系后，高游并没有过上朝九晚五、喝茶看报的生活，基层工作的繁忙程度远超他此前供职的国企，甚至他还需要随时待命。但他并不后悔，因为至少现在，他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

对于高游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回家考编是在外打拼多年后，回到故乡的退路之一。而对于有些人，考编则是在周围环境影响和父母压力之下的无奈选择。如今，尽管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也要拼尽全力，冲进编制的“围城”。

带着几十万存款回乡考公

早上8点，在草草吃完早餐后，高游匆匆跑出了家门。他并没有直接去单位上班，而是径直前往所在单位分管的社区和车站的防疫站点值班，为过往的居民和乘客做登记、测量体温。

这样简单但又冗长的工作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点，在与同事完成交接班后，他才能回家轮休一天。如果第二天单位领导有其他的工作安排，高游还有可能会在熟睡中接到电话，“有时候早上六七点，我还在床上犯迷糊，就有人打电话让我写材料。”

这是自去年10月，甘肃省爆发了一波新冠疫情后，过去几个月里，高游的工作常态。而这个春节，他依然需要留守在社区和车站。

2013年，从国内东部地区一所“双一流”大学毕业后，高游拿到了一家工程建筑类国企的offer，按照岗位约定，他需要前往西部某省山区的工地驻地长期工作。他本以为，自己应该趁年轻去外面闯一闯，这份工作对他来说也只是过渡，但没想到，他在山里一待就是8年。

“虽然是工程单位，但因为我主要做文职工作，不用经常下工地，其实并不辛苦，而且吃饭、住宿都在单位，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工资不高，但基本都能存下来。如果不考虑要长期在山区里待着，这真的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几年下来，高游手里已经攒下了三四十万元。

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高游也有一丝后悔，长期留在山里，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他也不知道，随着自己工龄的增加，未来还有没有机会被调到市区，即便调任，自己的收入和职级也有可能会下调。而且，已经30岁的他还没有恋爱、成家。

“回到家，可以照顾父母，如果能顺利考进体制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会更稳定。”思虑再三，高游在去年初终于下决心辞掉工作，回到老家县城，报名参加了当地的公务员考试。

虽然报考人数众多，竞争压力不小，但像他这样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多是二本毕业生。好在他的考编之路走得还算顺利，在通过几轮笔试、面试、体测和政审后，高游如愿被家乡县城的一家单位录用。“离父母家很近，公交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不过，眼下虽然解决了编制问题，但高游仍要为未来发愁。最直接的是收入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在正式入职后，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不到3000元，虽然当地的消费水平并不高，但除去日常吃住用行的开销后，几乎存不下钱。

其次，则是婚恋问题。尽管很多人认为，在这座西北山区的县城，体制内的男性是“香饽饽”，但高游却不这么看。“条件优秀的年轻人，很多都在外打拼，留在本地的、条件好的也都成家了。而且很多时候，领导同事想撮合几对，但谈来谈去，男女互相都看不上对方。”

即便如此，高游并不后悔考取了家乡县城的编制。“基层的公务很忙，每周的双休都不一定能休息，但胜在稳定。”

“为了进事业编，花了两年时间考研”

如果说高游回乡考公是为自己的未来考虑，那么张琪寻求进入体制内，更多是为了满足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出生在一个“公务员世家”，父母对张琪的最大期望就是他在大学毕业后能够回到自己身边，并且顺利进入体制内。有稳定的工作，在小地方就能过得体面、舒适。

2015年，张琪大学毕业后，并没有直接进入社会工作，而是回到家，按照父母的要求复习准备公务员考试。如果顺利的话，这个“公务员世家”能够顺利“扩编”。

但省考、市考的接连失利，让张琪有些慌了神，他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顺利考上，甚至计划离开家去外地闯一闯。

那两年，父母虽心中焦急，但也没逼得太紧。为了家庭和谐，他们尽量避免在张琪面前讨论工作的话题。每天复习完，等待他的都是一桌热腾腾的饭菜。

不久后，当地政府出台的一项人才引进政策让张琪和父母看到了希望——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有机会通过一系列资质审查和考核后，免试进入当地事业编制。但这也意味着，在复习了一年多的公考后，张琪又要转而冲刺考研。

“之前是报名公考培训班，后来又要参加考研培训，那段时间整个人一直是晕头转向。”张琪说。

那段时间，不论是考公，还是考研，张琪承受的压力都很大——自己明明已经到了挣钱养家的年纪，却还因为考试报名费、资料费和路费开销，伸手向父母要钱。“自从准备考试以来，我没有出去玩过一次，也没有参加同学朋友的聚会，每天就是在刷题、考试之间切换。”

2017年，25岁的张琪终于考上了国内一所大学的研究生。3年后，研究生毕业的他顺利通过了家乡政府的各项审核，进入了事业编制。

在西北县城，年轻人回乡考公并不少见。如果问他们为何不选择在外闯闯，答案大抵和张琪和高游很相似。“和东南沿海不同，这里的人很少有创业意识。大家普遍认为，吃上‘公家饭’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即便是进入私营企业，工资收入并不一定比得上公职人员，社会地位也不高。”

“在我们这里，但凡出门遇到朋友、同学，十个人当中有七八个不是已经踏入编制的大门，就是还在考编的路上，回乡创业或者做生意的人寥寥无几。小孩考上了公务员，是一件光宗耀祖、令人羡慕的事,因为这是一份永远不用担心失业的工作。”张琪告诉时代财经。

编制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

考进编制对于不少人来说其实只是“上岸”的第一步，不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想要真正在当地扎根立足，购置房产是不变的话题。虽然相比东南沿海地区，这里经济增速较为缓慢，但房价却并不低。

自从去年回到甘肃老家后,秦文硕一边备考公务员考试，一边也在打听和实地探查县城的房价, “几年前县城的房价大约在3000元/平米，但现在已经涨到接近4500元至5000元/平米。”

而隔壁市区的房价更令人咂舌，早已突破1万元/平米，要知道这里刚入职工作的公务员，每个月的到手工资才两三千元。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忙，年轻人想要买一套房，并不比大城市的人来得容易。

工资微薄，房价又居高不下，但对高游他们来说，如今的小县城，除了体制内，年轻人的选择似乎并不多。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小县城会有未来么？一位网友这样回答道：“我家小区楼下，白天就是卖菜的大妈，几捆菜卖光，也挣不到30块。她们家里都有地，自给自足几乎不花钱，这点收入基本上就是她们每个月的花销。在小县城，没有几个工厂、没有大企业，居住人口少，创业基本上跳不出吃穿两样。”

“餐馆、火锅店等餐饮个体，是县城少数几个能挣到钱的行业。三四个大中型超市垄断零售，四五家KTV生意兴隆，除了送外卖和力气活，你在县里找不到月薪超过2500元的工作。”

按照2019年5月第一财经给出的排名，甘肃省会兰州被列为二线城市，酒泉、陇南、庆阳、定西、天水、平凉等甘肃13城则入选了五线城市的行列。而高游、张琪和秦文硕所在的县城，应当属于六线，甚至七、八线水准的城市了。

以高游的家乡为例，根据公开数据，2018年，该县职工人均工资在6.5万元左右，其中国有单位职工人均工资约为6.6万元，集体单位人均工资约为7.3元，其它经济从业人员人均工资则不到4万元，体制内的收入显然高于体制外的。

在西北县城，“编制”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符号，它象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代表着父母终其半生对子女的期望，以及年轻人对未来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期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