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带几十万存款回乡考公:月薪3000不后悔
在决定回老家的那一刻,高游的心里还是没有多少把握,自己能否在2021年内顺利考进老家甘肃的公务员编制。在这之前,虽然他也会在工作之余刷刷公考试题,但一直没下定决心要回去。
但他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离家在外这么多年,如果未来想要有一个相对安稳、舒适且体面的生活,回家“考编”对他来说不算是一个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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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考编之路还算顺利。但在进入公务员体系后,高游并没有过上朝九晚五、喝茶看报的生活,基层工作的繁忙程度远超他此前供职的国企,甚至他还需要随时待命。但他并不后悔,因为至少现在,他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
对于高游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回家考编是在外打拼多年后,回到故乡的退路之一。而对于有些人,考编则是在周围环境影响和父母压力之下的无奈选择。如今,尽管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也要拼尽全力,冲进编制的“围城”。
带着几十万存款回乡考公
早上8点,在草草吃完早餐后,高游匆匆跑出了家门。他并没有直接去单位上班,而是径直前往所在单位分管的社区和车站的防疫站点值班,为过往的居民和乘客做登记、测量体温。
这样简单但又冗长的工作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点,在与同事完成交接班后,他才能回家轮休一天。如果第二天单位领导有其他的工作安排,高游还有可能会在熟睡中接到电话,“有时候早上六七点,我还在床上犯迷糊,就有人打电话让我写材料。”
这是自去年10月,甘肃省爆发了一波新冠疫情后,过去几个月里,高游的工作常态。而这个春节,他依然需要留守在社区和车站。
2013年,从国内东部地区一所“双一流”大学毕业后,高游拿到了一家工程建筑类国企的offer,按照岗位约定,他需要前往西部某省山区的工地驻地长期工作。他本以为,自己应该趁年轻去外面闯一闯,这份工作对他来说也只是过渡,但没想到,他在山里一待就是8年。
“虽然是工程单位,但因为我主要做文职工作,不用经常下工地,其实并不辛苦,而且吃饭、住宿都在单位,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工资不高,但基本都能存下来。如果不考虑要长期在山区里待着,这真的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几年下来,高游手里已经攒下了三四十万元。
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高游也有一丝后悔,长期留在山里,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他也不知道,随着自己工龄的增加,未来还有没有机会被调到市区,即便调任,自己的收入和职级也有可能会下调。而且,已经30岁的他还没有恋爱、成家。
“回到家,可以照顾父母,如果能顺利考进体制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会更稳定。”思虑再三,高游在去年初终于下决心辞掉工作,回到老家县城,报名参加了当地的公务员考试。
虽然报考人数众多,竞争压力不小,但像他这样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并不多,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多是二本毕业生。好在他的考编之路走得还算顺利,在通过几轮笔试、面试、体测和政审后,高游如愿被家乡县城的一家单位录用。“离父母家很近,公交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不过,眼下虽然解决了编制问题,但高游仍要为未来发愁。最直接的是收入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在正式入职后,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不到3000元,虽然当地的消费水平并不高,但除去日常吃住用行的开销后,几乎存不下钱。
其次,则是婚恋问题。尽管很多人认为,在这座西北山区的县城,体制内的男性是“香饽饽”,但高游却不这么看。“条件优秀的年轻人,很多都在外打拼,留在本地的、条件好的也都成家了。而且很多时候,领导同事想撮合几对,但谈来谈去,男女互相都看不上对方。”
即便如此,高游并不后悔考取了家乡县城的编制。“基层的公务很忙,每周的双休都不一定能休息,但胜在稳定。”
“为了进事业编,花了两年时间考研”
如果说高游回乡考公是为自己的未来考虑,那么张琪寻求进入体制内,更多是为了满足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出生在一个“公务员世家”,父母对张琪的最大期望就是他在大学毕业后能够回到自己身边,并且顺利进入体制内。有稳定的工作,在小地方就能过得体面、舒适。
2015年,张琪大学毕业后,并没有直接进入社会工作,而是回到家,按照父母的要求复习准备公务员考试。如果顺利的话,这个“公务员世家”能够顺利“扩编”。
但省考、市考的接连失利,让张琪有些慌了神,他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顺利考上,甚至计划离开家去外地闯一闯。
那两年,父母虽心中焦急,但也没逼得太紧。为了家庭和谐,他们尽量避免在张琪面前讨论工作的话题。每天复习完,等待他的都是一桌热腾腾的饭菜。
不久后,当地政府出台的一项人才引进政策让张琪和父母看到了希望——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有机会通过一系列资质审查和考核后,免试进入当地事业编制。但这也意味着,在复习了一年多的公考后,张琪又要转而冲刺考研。
“之前是报名公考培训班,后来又要参加考研培训,那段时间整个人一直是晕头转向。”张琪说。
那段时间,不论是考公,还是考研,张琪承受的压力都很大——自己明明已经到了挣钱养家的年纪,却还因为考试报名费、资料费和路费开销,伸手向父母要钱。“自从准备考试以来,我没有出去玩过一次,也没有参加同学朋友的聚会,每天就是在刷题、考试之间切换。”
2017年,25岁的张琪终于考上了国内一所大学的研究生。3年后,研究生毕业的他顺利通过了家乡政府的各项审核,进入了事业编制。
在西北县城,年轻人回乡考公并不少见。如果问他们为何不选择在外闯闯,答案大抵和张琪和高游很相似。“和东南沿海不同,这里的人很少有创业意识。大家普遍认为,吃上‘公家饭’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即便是进入私营企业,工资收入并不一定比得上公职人员,社会地位也不高。”
“在我们这里,但凡出门遇到朋友、同学,十个人当中有七八个不是已经踏入编制的大门,就是还在考编的路上,回乡创业或者做生意的人寥寥无几。小孩考上了公务员,是一件光宗耀祖、令人羡慕的事,因为这是一份永远不用担心失业的工作。”张琪告诉时代财经。
编制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
考进编制对于不少人来说其实只是“上岸”的第一步,不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想要真正在当地扎根立足,购置房产是不变的话题。虽然相比东南沿海地区,这里经济增速较为缓慢,但房价却并不低。
自从去年回到甘肃老家后,秦文硕一边备考公务员考试,一边也在打听和实地探查县城的房价, “几年前县城的房价大约在3000元/平米,但现在已经涨到接近4500元至5000元/平米。”
而隔壁市区的房价更令人咂舌,早已突破1万元/平米,要知道这里刚入职工作的公务员,每个月的到手工资才两三千元。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忙,年轻人想要买一套房,并不比大城市的人来得容易。
工资微薄,房价又居高不下,但对高游他们来说,如今的小县城,除了体制内,年轻人的选择似乎并不多。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小县城会有未来么?一位网友这样回答道:“我家小区楼下,白天就是卖菜的大妈,几捆菜卖光,也挣不到30块。她们家里都有地,自给自足几乎不花钱,这点收入基本上就是她们每个月的花销。在小县城,没有几个工厂、没有大企业,居住人口少,创业基本上跳不出吃穿两样。”
“餐馆、火锅店等餐饮个体,是县城少数几个能挣到钱的行业。三四个大中型超市垄断零售,四五家KTV生意兴隆,除了送外卖和力气活,你在县里找不到月薪超过2500元的工作。”
按照2019年5月第一财经给出的排名,甘肃省会兰州被列为二线城市,酒泉、陇南、庆阳、定西、天水、平凉等甘肃13城则入选了五线城市的行列。而高游、张琪和秦文硕所在的县城,应当属于六线,甚至七、八线水准的城市了。
以高游的家乡为例,根据公开数据,2018年,该县职工人均工资在6.5万元左右,其中国有单位职工人均工资约为6.6万元,集体单位人均工资约为7.3元,其它经济从业人员人均工资则不到4万元,体制内的收入显然高于体制外的。
在西北县城,“编制”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符号,它象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代表着父母终其半生对子女的期望,以及年轻人对未来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期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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