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祭出极端手段打击 他们陷入焦虑之中

中共“双减”让学生家长陷入焦虑之中。（Photo by Cancan Chu/Getty Images）

一场教育的暗战，正在中国大陆的政府与家长之间进行。尽管政府动用了种种威胁、恐吓的方式，但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与地下教育见招拆招，与中共的教培“双减”博弈。

“双减”后的第一个寒假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河南省教育厅最近下发文件，要求学生签署不参加非官方校外培训的《承诺书》，违者将纳入学生“个人管理档案”。对这一极端措施，很多网友评论：“这太过分了！”

1月13日，河南省教育厅下发文件，要求学生签署《拒绝参加学科类培训的承诺书》，违反者“自愿纳入学生个人管理档案”。承诺内容主要包括不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参加学科培训；不参加以教育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直播变录播”等违规培训，及以游学、研学等非学科名义下违规进行的学科类培训；同时要求学生如发现违规违法培训行为，须及时予以举报。

河南是中国首个将学生参加校外培训作为约束主体的省份。郑州前中学教师贾灵敏1月2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台采访时，对教育厅这一规定提出质疑。

她说，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是家长的选择，为何要孩子承担责任：“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是家长的选择，孩子的选择，这跟个人档案有什么关系？这个‘个人档案’是要跟着学生一辈子的，比如将来孩子的升学，将来的工作，如果到政府部门的升迁，包括报考公务员，档案记录的内容对孩子都有影响，个人诚信档案就会跟随你一辈子。比如你到某些部门入职，官方要对你的档案进行审查。”

中国政府去年实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政策，称为“双减”。这一政策不仅导致大量补习教师失业，还让更多的学生失去补课机会。

现在，中国的中小学生已经进入“双减”后的第一个寒假，按照“双减”的规定，任何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都不得在寒暑假开展培训。当局能否把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在此期间“清零”，成为各地政府完成中央任务的一项政绩。

为了完成这项“政绩”，尤其是在三月份“两会”即将举办，中共地方官员力争表现，不惜祭出“个人档案”来清零极端措施，闻所未闻，让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人理解这件事情，都要费点劲儿。

无独有偶。

据上海澎湃新闻报道，1月21日，山东潍坊寿光市“双减”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发布的一份通报在网上流传，通报系针对一起学生违规到无证非法教育机构参加培训事件。

该文件称，“经查，1月20日，世纪学校二年级一学生，违反“双减”政策规定，违规到无证非法培训机构参加语文、数学科培训”。

现予以全市通报：对该学生违规培训行为抄告家长所在单位；对学生所在学校分管校长予以约谈；对涉事机构纳入整治“黑名单”。

山东寿光“绝招”是“抄告家长所在单位”的——你们单位的某某某违规让孩子参加教育培训，这是十足的株连政策。可想而知，这位家长在这个单位会面临怎样的压力——临近年底，年终奖、评优秀，这些估计也就一笔勾销了。

记录个人档案、抄告家长单位，这都是“文革”式的批斗思维，让人感到“文革回潮”，难道没有更有效的方式处理这样的事情吗？

家长陷入焦虑之中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受到来自政府通报级的惩罚，对于一个体来说，在中共式的“党管一切”的社会，是无法承受的。

《华尔街日报》1月14日发表文章说，中共的“影子教育”战让中国父母陷入焦虑之中。

报道说，比较富裕的家庭正在寻找新规则的应对办法，包括聘请教师作为全职保姆，但这对于那些无法承受得起这种奢侈花费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他们的孩子可能面临落后于补课生的风险。

许多家长承认中国的补习行业确实存在问题，但又找不到其它好办法来应对竞争激烈的高考。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刘俊彦（Liu Junyan，音译）最近对约3600名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不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在失去了课外辅导后，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来承担起辅导任务应该怎么办。

随着辅导课程的消失，家长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一些较富裕的家庭邀请之前的辅导老师与他们同住，其他家庭则联合起来秘密聘请私人家庭教师。

一些家长安排了非正式的地下网络，让他们的孩子参加一次只有一个家庭知道会面地点的补习班，以降低补习班的风险。

然而，地下网络在中共密切监视中，空间越来越小。

一则网络热传的视频显示，一帮中共官方人员一脚踢开一个地下补习班的门，厉声斥骂并抓走老师，现场学生全部惊呆，吓得不敢出声。

在场的小学生受到怎样惊吓？他的一生是否会留下不好的记忆点？然而，没有人关心这些事情。就像西安疫情，心脏病人无法就医，孕妇流产等等，谈人道简直是侮辱这个高贵的词汇。中共官员执行上级的命令，对于一个个体而言，个体的生命都微不足道，更何况是心理感受呢？

家政公司提供“保姆”老师

即便是在被称为比较开明的上海，课外辅导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前不久，上海一家家政公司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称，前一阵，在校老师还会偷偷接工作，但是，最近“风声太紧”，“在职的老师不敢干了，查到饭碗都端掉，违反的话公职都会丢掉的。”她建议请大学生，随时能找到，但不建议请退休的老师，“退休的年纪大，很早之前教的，还是有差别的。”

目前大学生做家教也处于灰色地带。据澎湃新闻报道，杭州市教育局于2021年9月公开表示：据相关规定，不具备教师资格的大学生不能开展针对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

华东师范大学家教中心也已发布公告，将终止家教相关业务。

“教育产业化” 才是教培困扰家长的成因

中国大陆的高考，成了几乎年轻人迈向人生的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但是，在三十年前并不是这样。

1977年，中国在“文革”后恢复高考。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有570万人，实际录取的人数只有27万人，录取率不到5%；但是自从1999年开启大学扩招后，二十年的时间里，高校录取率从1998年的36%，上涨到了2019年的80%。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是中共推行“教育产业化”的后果。当时的江泽民政权把教育、医疗这两大民生事业，全部产业化、商业化了。直到现在，中国公立医院，挂着“公立”两个字，但是看着奄奄一息的病人，交不了钱，就住不上医院；中国的大学扩招、遍地林立，但却是两不靠的大学，一没有职业针对性，不象德国的中高级学校，是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二达不到综合大学的教育水准。学校、老师以各种名目赚钱，发展“三产”，学费直线上涨，直接导致中国教育界乱象丛生。

2021年高考的报考人数达到了1,078万，连续第三年突破了千万。1,078万个家庭正在拚命争夺新的起跑线，另一波人则已经到了大学生活的终点线。909万大学毕业生即将毕业，却不得不面对更残酷的事实，他们中很多人将无法就业。

仅有不到10%的家庭可以考虑把子女送到国外，但另外超过90%的家庭中，大多数却没有这样的财力，只能望洋兴叹。

高考制度一直备受争议，甚至有人与科举制相提并论，实际完全不是一回事。古代人参加科举，基本为了入仕为官，只有佼佼者才能出线；今天的高考，不过想求得未来可能职业的证书，只能算是求生的一条路而已。

考不上985、211的国家重点大学，考上一本也行，考不上一本，考上说得过去的二本也行，实在不行上一个大专也凑合。这是中国家长不惜代价给孩子补课的动机，都想通过“独木桥”上一个好大学。但是，这个通过大学的“独木桥”在资本化、盈利化、权力化的包围下，越来越狭窄了——1990年，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学生中，约22%来自中国农村，但到2016年，这一比例为10.2%。

根据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者2013年的研究发现，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参加高考的学生，上211工程大学、顶尖大学的概率，要比城市学生分别低11倍、43倍。在中共的应试制度下，他们唯一摆脱贫困的方式，就是成天补习、海量做题。

拿科举与高考相提并论，是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误读，科举尽管有种种问题，但却自隋朝采用科举之后，直至清朝，是中国社会的“超级稳定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国几千文明能够保持活力的内在原因。如果是一个高度“阶层固化”的社会制度，是维持不了这么长时间运转的。

现在的中国大陆，若想走入中共的官场仕途，完全是另外的路子，从书本中完全学不到，只有在中共的官场中学会堕落，才能真正领悟；而学有所成的佼佼者们，或者也能把政治课背的滚瓜烂熟，对官场却很可能往往不得其门。求职越来越难，大学毕业生报考说公务员也一直算是热门，不过最终的考取者，没有关系、权力背景的“普通家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网上有一幅照片，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参加高考的励志口号：“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一个无钱、无权、无势的“三无”人员，在整个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统一的高考竞争中，才有赢得一份可能，改变自己的阶层，但是这个阶层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

看一看，西安疫情中那些中共基层干部，对于权力的那种“事不关已，高高在上”的姿态，人民的生命，人民的生死？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公务员，靠着纳税人生存，却对于民众的命运置若罔闻？

外企、私企的宽松时代已经过去，大量的外资撤离，东莞日方企业离开中国，补贴普通工人百万以上的补偿款，悄悄在网络上流传。但是，这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办不到的。

因此，普通的家庭只能硬着头皮让孩子去上大学，但是毕业即失业，这话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酸，这样的残酷的事实每天都在中国大陆发生着。

1000万的家庭缴纳一大笔可观的学费，这一定是地方GDP帐目的一个记录，但是900万人毕业后，却大部分人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这就是中国教育现状。家长冒着风险，让孩子补习功课上大学，但所谓的“大学”，但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

大陆的孩子们高考、上大学，难道是一场赌博？

习近平背书 中共教育体制急速转型

近年来，中共政府不断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是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将曾经的“世界工厂”，转变为拥有大量高级技术工人的制造业强国，来解决“大学无用”的现状。但是，问题就来了，谁家的孩子去当工人？谁家的孩子进综合大学，成为科学家、成为公务员呢？

公平问题，成为中共在激进“教育产业化”留下的后遗症。为什么家长要不惜高昂的代价，以及风险让孩子补课，在潜意识中，家长是惧怕孩子将来进入“职业大学”，成为一名工人。

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如今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但中国的高级技术工人却仍然面临著严重短缺的问题，而且缺口高达2,200万。

目前，世界上的工业强国，几乎都是技工大国。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超过35%。比如日本，在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是40%，而德国是50%。但中国呢，这个比例只有6%。在中国的7.7亿就业人员中，技术工人的占比大约是20%，远低于德国等发达国家技术工人占比超过80%的水平。

早在2014年，中共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称，要把全国普通高校1,200所里的一半砍下去，600所左右转成高等职业学校。这就是普本转职本的由来，为的是在教育目标的源头上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而这一现状的原因，竟然是计划生育，因为“一胎化”政策，使得“独生子”被众星捧月，不能干农活儿、不能当工人，更在中共的“经济决定一切”的物质化熏陶中，期望通过高考改变固有的阶层。

当中国人口红利即将失去，产业工人的断档成为燃眉之急。

在2021年，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背书，中共当局突然加快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步伐。

此后，多省高校谄媚迎上，粗暴地将综合普通大学，降级为新出炉的职业本科。如此撕毁契约，导致引发多地高校学生大规模抗议，并毫无例外遭到“维稳”镇压。

迫于学生及家长强烈的反弹，其后各省的教育厅发布消息，全面暂停综合性大学转为与职业院校的通知。

一招不行，再来一招。

去年下半年的三个变化：一个是，中国四川、云南、贵州和黑龙江等多个城市的教委发布通知，要求普通高中不得举办复读班。第二个是，关于中考，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将实行招生人数对半。第三个消息是，五个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从中考到高考，这些政策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减少大学生的数量。此前，中共的教育产业化造成了一系列教育弊端，现在采取“急刹车”转向。

即便是完成了职业学校的转型，中共的体制下的教育培养到底将会怎样呢？

中共的教育在急切转型，现在从小学开始已经大量的减少书面作业，而加入大量的手工、游戏，课外阅读。从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反馈，孩子们的感受是快乐的，每天都有不同的手工。在三年级之前，必须背会《弟子规》，新的课本中，从先秦时的古文诗词，已占到近40%以上的比例。

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对于千万大学生找不着工作，中共只能开极端的药方。江泽民留下的教育坏帐，和房地产一样，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消化。”

“中国的爱因斯坦”在中共体制下陨落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时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曾发文说，当局应努力突破集中录取制度，实行考试、招生分离才是改革的必由之路。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教育模式，中学可以实行学分制教学，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规划自选课程，大学结合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和大学面试考察，以及参与社会实践的状况，综合评价来录取学生。

但是，教育专家在中共“党管一切”的铁幕之下，往往只能望洋兴叹。

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大学制度如何制定曾经存在争议，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经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318至3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对于教育的控制，是中共控制人民思想、掌控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他们怎么会轻易放手呢？1972年，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回国，周恩来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说，谋求国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启用中国自己的人才和老师。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

周恩来与李政道的会见，使文革遭受打击的束星北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周恩来即使让束星北重新出山，他还有可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么？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束星北是谁？他是被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天下第一才子”，多少年来却从未被人提及。在近年《束星北档案》出版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当年的学生），想借此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从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校园一个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新址，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束星北档案》作者刘海军写道：“呼应着社会上的一轮又一轮的地产热，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的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宿舍楼。我觉得大楼就像是建在束星北的脊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