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国亨尼格博士：匪夷所思的中国大学

从2015年9月到2021年4月，亨尼格分别在中国深圳和南京一所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将近5年。2021年12月，她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 Forschung & Lehre）上发表了她与另一位仍在中国任教的同事合写的报告，讲述了他们在中国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之际，她用了 “Kafkaesque（卡夫卡式的）” 这个形容词形容了她在中国的经历。在英语世界，这个源于德语荒诞派小说大师卡夫卡名字的形容词的通行简单解释是，“令人想起弗兰兹·卡夫卡小说世界的那种令人感到压抑和噩梦般的特质的”。

在亨尼格看来，她在中国所经历的最让她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卡夫卡式体验包括她在南京那所大学要求她在三年内发表四篇论文，同时还要申请到20万美元的国家研究资金；大学当局明知她作为外国人不能在参与这样的国家级研究资金申请，于是转而要求她加倍发表论文。然而，尽管她竭力向大学当局说明三年内在有档次的研究杂志上发表八篇论文是不可能的，但当局拒绝考虑她的意见。

此外，她在南京那所大学任职期间到国外参加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尽管她事先提出了申请并获得了批准，但在申请3700欧元的与会费用报销的时候，该大学却拒绝予以报销，理由是她在国外时间停留过长，尽管她的合同规定她可以在国外逗留180天。

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实行所谓的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已经40多年过去。但在亨尼格看来，中国的大学在明显走向封闭，大学管理当局的官僚对表达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概念完全陌生。

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一部分。亨尼格所表达的是她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一个中国 物是人非

金哲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到中国去教书的呢？在你去中国之前，难道就没听说过或读过相关的新闻报道，不了解中国的学术自由或表达自由的状况有多么糟吗？

亨尼格答：哎呀，我想这种事让外人看来肯定是离奇古怪的，我得要多花点时间解释。

我对中国是有了解的，但我多次到中国去工作的动机是非常不同的。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2005年。那时候的中国跟2013年之后的中国大不相同。我先前去中国是经商。后来好多次去中国都是从商。我是作为实习生在2005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去中国，几乎年年去中国。先是为中国公司工作，然后为德国跨国公司工作。 我在2010年和2012年又返回中国，在中国进行了更广泛的旅行。

在商界，我感觉中国很刺激人的想象力，因为中国人非常务实，对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他们对种种事情持积极的态度，跟我的国家德国迥然不同。我觉得中国很让人感觉想象力飞升。我每年都要去中国，我在那儿总是感觉很愉快。2015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一开始是想进入商界，我根本没有考虑从事学术职业。

我向一些德国的商业企业投递工作申请，向大公司投递工作申请。我在读博期间已经有为它们工作的经验。我读博期间的一位教授得到中国大学招聘外国教师的信息就跟我说，艾丽西娅，你想不想到中国一个大学去工作呀？

我当时正想在中国多呆一些时间，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呆一两个月在那儿做实习生。就这样，我就得到了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任教的职位。

那时候我才知道，中国学术界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日子很难过。我必须理解我当时的工作跟在此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这种局面使我先前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大大受损。我意识到那完全是个不同的世界了。

就对学术自由的实际限制而言，我先是在即将即将离开哈工大深圳校区时听说了要在教室里安装监控摄像头。几个月后我返回中国到南京那所大学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教室里已经有了监控摄像头。但我还是想继续在中国工作。我当时正在研究中国的哲学。那时候我已经不用教学了。否则的话，我也不会去那里工作。

言论管制跨国界令人咂舌

问：为了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任教，该大学要求你签署一份协议承诺不谈论台湾和“一个中国政策”，即使是你到国外参加会议也不能谈论。你是如何应对这样的要求的？

答：我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有一个外国同事，我们俩当时都要签署这份协议。我们俩看到这个（完全无视基本的表达自由的）条款都很吃惊，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哪。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们决定采用中国人的办法，作为手续签署它但是不理它，因为没有人控制我们。对我们来说，它就是奇葩的官样文章。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没有在实际遇中到一种情况要我必须讨论一个中国政策。但即使是我要讨论这样的话题，那协议对我来说也是无效的。

后来到南京那所大学工作，我就不得要自我审查了。我知道他们监控我在我的社交媒体领英帐号发表的言论动态。我也曾经有一次得到系主任发给我的信息，要我删除我在我的领英帐号上的一个贴子。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涉及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说，就是；因为我把香港和台湾跟中国分开提出。我说好吧，接着就把那个帖删除了。

因为假如我不删除，他就会有问题。他只是在一个大的官僚机构组织中的一个人，我不想让他为此受难受苦。因为我觉得他不应为此受苦。

我可以看到自我审查大大增加。自从我到南京那所大学任职以来，我就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任何对中国的批评性言论。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言论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在2021年4月他们把我踢出大学我才开始自由地谈论中国。

大学中的中外交流日渐困难

问：你在你的报告中写道：在任职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期间，外国教员和学生与当地教员和中国学生在组织层面的分离变得日益明显。你可以说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吗？

答：他们对这种事没有大事声张，只是有一天跟我们说，我们的中国同事只教中国的学生。你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给我们的理由是，他们的英语不够好。你感觉到这不是真正的理由。我记得我有一个中国同事，他是教政治经济学的。他后来不再教外国学生了，而他的英语非常好。他后来就只教中国学生。我觉得这非常奇怪。

我不认为这是语言技能的问题。我猜想这是来自上头的指令。在另一方面，我又想起还有别的外国教员是来自美国，他们仍在给中国学生教授辩论的课程。显然，中国的学生还是能够得到外国老师的教学。但中国的老师只能教中国的学生，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安排。

问：您在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推动了一场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导致你授课所需要的进口课本在海关被没收、扣押几个月才放行，而本来在中国得到英语课本就已经困难了；进口那些课本通常要冒着在海关被没收的危险。那么，在教课所需的课本得不到的情况下你怎么教课或怎么对付呢？

答：把外国课本运进中国实在是让人痛苦。我记得我在教第一门课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跟我说我不用教第一个学期，后来又说你得教第一个学期。那我怎么样能够快速地把课本弄进中国呢？没有办法，我只能到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些英语书来对付。我当时想，我要是再教课的话，我必须得到外边的书。

我们有购书的预算，可以从外国订购书。所以下一次要讲课时我相当提早，在开课前三个月就订书了。我订的是经济学的书，但是书过了好几个星期都没到。我就跟大学说了，他们再重新订购。但是书还是没到。然后我就找人从德国、从别的国家买书，拷贝下我需要的课本的章节给我。当时我不需要整本的书，我只是需要某些章节。

我订购的那些课本是在我的课已经开始了之后才给海关放行的。大概是在开课四到六个星期之后。但那个时候那些课本对我已经没用了，因为我已经有了课本的拷贝了。连我任教的大学都为进口课本被扣压这么长时间觉得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