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无法与病毒共存 无法“清零”

香港正面临迄今最严峻的一轮疫情。医院不堪重负，病例持续飙升，港府采取了内地的封闭管理、计划建方舱医院等抗疫手段，但由于其独特政治模式，香港无法与病毒共存，也难以不惜一切代价“清零”。
这暴露了其政治模式的局限性：不得不向中央靠拢，却无法动用全套威权主义工具。

香港——这些场景直接出自中国对抗新冠病毒的战术手册。派工作人员大军将居民封锁在家中。建设一个巨大临时医院的计划。还有周三在当地报纸头版占主要篇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命令：“把尽快控制疫情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不过，最近这次疫情暴发的地点不在中国内地，而是香港。而且，内地政府的高姿态能很快见成效，在这里却不会马上给疫情带来缓解。

随着香港陷入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轮新冠病毒疫情，不堪重负的医院不得不让患者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等待。等着做病毒检测的队伍蜿蜒穿过公园和足球场。随着官员们选择有针对性的封闭管理，而不是全市范围的封城，确诊病例数仍在指数式增长。研究人员警告，夏季到来时，最新这轮疫情可能会导致近1000人死亡，这是过去两年香港死于新冠病毒人数的四倍多。

香港措手不及的应对暴露了其应对新冠病毒能力的一个关键弱点。与其他面临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激增的地方不同，半自治的中国城市香港不能选择与病毒共存；中国政府继续要求地方政府对病毒感染“清零”。但香港仍保留着大陆未曾有过的某些自由，无法动用中国政府的全套威权主义工具，或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似乎无限的人力，以阻止病毒传播。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甚至连定义政府用来描述其做法的术语——“动态清零”——都有困难。

“‘动态清零’，我承认是一个内地的策略要求，”她上月对记者说。“但我不是‘始作俑者’，所以如果你要‘动态’二字很权威性的定义，对不起，真的解释不了。”

从本质上讲，香港面临的危机反映了其独特政治模式的局限性。卫生专家指出，某些措施，比如对全市进行强制病毒检测，在香港不切实际，还可能激起已对政府深感不信任的公众对政府的愤怒。但随着中央政府通过使用国家安全法全面压制异见，对香港施加越来越严格的控制，这些考虑可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一些人把香港对疫情采取更严格限制措施的意愿称为其对北京表忠诚的指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香港问题的法学教授田飞龙说，“香港抗疫出现漏洞和摇摆，说明特区政府部分官员并未满足‘坚定爱国者’的要求。”

香港政府上个月被迫出面澄清，对动态清零的有效性发表“一般纯意见讨论”不涉违法。此前，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暗示，质疑动态清零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方面的损害继续增长。政府数据显示，约1.2万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感染者仍在等待医院或隔离病房床位。在五个月没有出现新冠病毒疾病死亡病例后，香港在过去一周至少出现了21例死亡病例，包括周二死亡的一名三岁女童和一名百岁老妇。

在这轮疫情暴发之前，香港已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新冠病毒。香港严格的保持社交距离规定，加上对接触者进行积极追踪的做法，意味着政府相对较快地遏制了此前的四轮疫情。在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香港没有本土传播的感染病例记录。但是，感染性高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击破了香港的防疫。

对当地最早的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的追踪发现，感染者是去年12月从国外返回的两名空乘人员。一个更大的奥密克戎聚集性感染群与一名从巴基斯坦返回后在酒店隔离期间被感染的女子有关。

该女子把病毒传给了丈夫，她丈夫又把病毒传给了一个大型住宅区的清洁工。在100多人病毒检测呈阳性后，香港上月对六栋建筑进行了封闭管理，并对3.7万人进行了病毒检测。

现在，新冠病毒已蔓延到20多家养老院和护理机构，凸显了香港应对病毒工作的另一个弱点。虽然香港11岁以上的人群中，已有逾84%的人至少打过一剂疫苗，但在70岁以上的人群中，该比例仅为56%。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因为直到最近，病死率和感染率都相当低，”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在电话采访中说，她在她的司机病毒检测呈阳性后正在进行自我隔离。“老年人认为他们不需要接种疫苗，因为担心可能会出现并发症。政府也犹豫了。我们对接种疫苗没有强制性要求。”

随着疫情的扩大，林郑月娥最初曾试图清楚地划分香港和内地的情况，尽管她誓言坚持动态清零。她曾在上月表示，邀请内地工作人员来港进行挨家挨户的检测不现实，部分原因是语言差异；香港的主要语言是粤语，而不是内地使用的普通话。林郑月娥也拒绝了亲北京议员提出的全民强制检测的呼吁，为更具针对性的病毒检测进行了辩护。

“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如此有成效、聚焦的检测工作，贸然听取一些意见去跟从别的地方进行所谓小区检测，我不会承担这个后果，”林郑月娥说。“抗疫工作不是口号。”

“虽然香港政府听从来自北京的指示，但他们对全速前进仍存犹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林和立说。“他们知道，大多数香港人不信任中央政府做事的方式。”

但最近几周，随着疫情失控，要求香港采取更接近内地做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官方新闻机构以及中共的官方喉舌都在本月发表了评论文章，对任何与病毒共存的暗示提出警告。

曾任香港政府顾问的邵善波指责林郑月娥“片面强调香港与内地的区别”。

他在一篇观点文章中写道，“香港的做法不伦不类、半桶水、漏洞百出，酿成这次大暴发。”

其他人则更明确地表示了香港疫情失控的政治意义。北京的田飞龙把香港控制疫情的失败归咎于过于受西方影响的官员。

田飞龙在书面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最近的疫情表明，即使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港府中仍存在一些不够忠诚的官员和两面派。”

他补充说：“应该进一步从制度上将他们淘汰出来。”

政治压力，加上公共卫生问题的恶化，似乎已产生影响。上周末，香港官员前往边境对面的深圳，与那里的官员成立了联合工作组。香港政府说，工作组的任务包括提高检测能力，建设临时的隔离设施，这些都是内地使用的方法。

北京本周三宣布，在地方工作组的基础上，还将增派中央政府官员帮助管理香港的抗疫工作。

但就连亲北京的人士也承认，香港不可能完全复制内地模式。据百色市政府的新闻发布，这座位于中国西南部、人口约360万的城市出现了数十例感染病例后，当局本月对全市进行了封闭管理，组织了3.8万名党员和工作人员前往社区协调物资供应。这种基层网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内地控制社会的方法之一。香港的人口是百色的两倍多，但没有这种网络。

“主要是缺乏足够的组织、动员及控制能力，也缺乏一个强势政府，”为中央政府担任香港问题顾问的刘兆佳说。

香港人也可能会强烈抵制全市范围的封闭管理。林郑月娥上月去一个封闭管理的住宅区视察时，居民们从窗户里对她骂不绝口，这么公开地表示异见自从国安法实施以来已颇为罕见。

香港政府一直在推出内地使用的更具侵略性的接触追踪应用软件上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居民对隐私的担忧。

但林和立说，一些人担心，当局会以最近的疫情为由，推出更多的监控措施。对香港和北京政府的信任已经“相当低”，他说。

卫生专家表示，有关政治的辩论掩盖了严峻的医学现实。香港大学病毒学家西达尔特·斯里达尔说，由于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较低，加上封闭管理实施较晚，无论香港政府采取什么新措施，目前的情况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

“香港行动得太晚了，”他说。“我们没有任何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