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强化高科技制造业力抗中国政经战略
以代工生产苹果iPhone手机闻名的台湾鸿海集团2月14日公告,将与总部位于印度孟买、市值逾200亿美元的跨国集团Vedanta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拟合资成立新公司在印度研发生产芯片。鸿海表示,此合作案是响应印度近期推出的奖励以及建立本土半导体制造生态系统的长期愿景。
印度政府于2021年12月批准“电子制造及生产奖励计划”(PLI),打算斥资100亿美元,吸引大型芯片及面板商转往印度设厂,高达50%的官方补贴已经吸引到包括新加坡及以色列在内的多家业者表达兴趣,其中,鸿海成为首家合资企业,也是印度总理莫迪在推动高新制造业上的最新捷报。
莫迪推“印度制造”战略巩固供应链
莫迪早于2014年上任之初就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的战略,并推行全国统一税制(GST)、电子制造业群聚(EMC)等配套政策,以吸引外资在印度设厂。该战略聚焦在电子、汽车、医药及重机械等10大产业,希望能将制造业占国内GDP的比重从现行的17%左右推升至25%。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诸多产业供应链因生产、运输等环节受创而断链,这让业界意识到产线过度集中在单一国家,如中国,的风险。在此前提下,印度加大力度,规划出总面积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准备让撤离中国的企业落脚,以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印度不满中国“一手打架、一手赚钱”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印度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要设法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印度作家普拉卡什南达(Prakash Nada)2月23日于欧亚时报(Eurasain Times)撰文批评,中国正以“一只手打架、另一只手做生意”的战略,来智取印度。
普拉卡什南达指出,贸易带来和平本应是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因为敌对国家间很难开展贸易。但印中现况却是个例外,尽管两国边境冲突不断,双边贸易额却于2021年突破千亿美元的大关,来到1257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694亿美元,以电子及机械产品为大宗的进口物资,此外,中国也是印度进口汽车零件的最大单一来源国,占比达27%。
位于印度新德里的“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娜(Namrata Hasij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夏海娜说:“虽然我们(印度)跟中国之间有入侵边境的冲突,但商业往来却持续处于高位。你看印度的手机市场,完全被中国占领了,除了小米或是OPPO等这些(中国制)手机之外,我们几乎没有其他选项,它们已经完全占领了市场。”
新加坡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创新高,达1.62亿支,前5大品牌中,中国品牌占四款,而居冠的小米市占率高达25%。
边境争端不断印中关系“史上最差”
相较于贸易的热络,印中关系却屡生龃龉。两国近几年来从中印边界西段的拉达克领土争端,到中印军队于洞朗地区的对峙,乃至2020年5月,两国军队在加勒万河谷发生激战,导致20名印军士兵阵亡,中印边境的冲突可说越演越烈。另外,随着新冠疫情肆虐,印度境内的反中声浪已达空前新高。
印度籍的研究员夏海娜分析,印度政府必须对公众的反中情绪有所回应,但境内消费者在手机等硬件设备的需求又无法摆脱中国货的前提下,加强对中国公司的税务审查以及禁用中国制手机应用程序(App)就成了印度政府少有的选项。
印度再禁中国APP、搜索华为查税
印度官方2月14日下令再封禁54款包括腾讯、网易跟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所推出的App,理由是这些App 早在2020年就因将印度用户个人资料回传中国等资安风险而被禁,却在改名后重新上架。继2020年6月的首轮封禁以来,印度总计封锁了高达200款以上的中国App。
最新封禁令一出,印度税务部门隔日马上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位于古尔冈市和南部科技中心班加罗尔的办公室,以及其他多家中企展开搜索,审查其账册与相关资料。此前,小米公司位于印度的办公室也曾遭税务机关搜查。
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于2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严正抗议,他说,印度打压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另外,鹰派党媒《环球时报》也撰文指控,印度以安全及税务为名干扰中企营运,并称其“不认真发展本土制造业,挖空心思人为切割生产链条,对印度的竞争力必将有百害而无一益。”
《环球时报》引述印度国家银行于2月15日发布的报告称,若电子业生产奖励计划(PLI)奏效,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将可降低50%,并使印度的GDP增加200亿美元。但《环球时报》质疑这是印方出于短视的评估或错误的认知,才会将互惠互利的双边经贸行为片面解读为“吃亏”,并据以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行为。
印度结盟日澳推出供应链韧性倡议
位于印度浦那的富来明大学(FLAME University)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刘奇峯认为,印度很清楚境内的制造业基础可谓“先天不良”。因为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印度自开国以来就专注重工业制造,有能力造火车和大型机械,却对消费性电子等商品力有未逮。
为了抗衡中国的红色供应链,印度选择结盟日本和澳大利亚。刘奇峯告诉美国之音: “印度、日本跟澳洲组成了供应链韧性倡议,就希望透过三国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把供应链的整个体系组建起来,这样子可以跟中国相抗衡,也可以去思考,未来供应链的布局是不是可以绕过中国这方面。”
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于2021年4月正式启动“供应链韧性倡议”(SCRI),目的就是要透过数字技术、贸易和投资多元化,在印太地区建立具弹性的供应链,以减少对红色供应链的依赖,并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贸易主导地位。此一倡议的起源,也是因为新冠疫情让各国政府惊觉到亚太乃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印度投资风险:劳工问题、种性制度等
然而,印度想要成为制造强国,还有不少内部问题有待解决。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劳工的工作质量及效率皆不及中国劳工,又受到强大的工会保护,这在外来投资者眼中都是潜在的风险。
此外,印度至今仍存在种姓阶级制度,也增加外商在管理上的难度。印度富来明大学的刘奇峯说,台资企业纬创集团(Wistron)位于南部卡纳塔卡省(Karnataka)的iPhone手机组装厂房于2020年底曾发生暴动,可能就是因为本土管理阶层与基层劳工间的阶级矛盾所引起。
另一项投资障碍则来自印度邦联制的政府体制。他说,外资厂商与印度中央政府达成的投资及保障协议,到了地方政府未必能够落实,尤其地方还有州长、议员等不同政治势力需要打点,也是外商投资所面临的不利风险。
边境纠纷难解印中“管理冲突”
外资在印度境内面对种族、语言跟文化隔阂等挑战。在外交层面,印度与巴基斯坦跟中国之间的争端,以及后续因大国纷争而衍生的商业报复,这些政治风险都让外资忧心并对投资印度却步。
对此,曾任台湾驻印外交官、现位于台湾新竹的台湾印度研究会首任理事长方天赐认为,印中间冲突虽难解,但两国也会设法避免让历史争议过度冲击到双方的经济利益。
方天赐告诉美国之音:“要立刻找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长治久安的方案也不太可能,但是呢,(两国)至少把冲突管理好,不要再发生像加勒万河谷的这种流血冲突,这个是中印可以做的。中印关系常常有这样一个循环,就是 慢慢缓和了,然后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可能因为一个事情又让关系急转直下。”
中印争议一触即发,二月份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印度原先并未加入西方外交抵制的行列,却在开幕前一刻,突然宣布不派员出席北京冬奥的开闭幕式,因为看到中国安排祁发宝担任冬奥圣火火炬手,他是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受伤的中方指挥官。对此,印度外交部谴责,中国的作法摆明了将奥运政治化。
面对中印间政治与经贸关系的严重失衡,印度籍的研究员夏海娜担心,入夏之后,两国位于高海拔山区的边境争端恐将再起。
她说,印度为了确保长期的经济安全与稳定,虽然明知挑战中国大不易,但也必须务实地投资基础建设,并以境内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还有近4亿人口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力来扩大吸引外资,以巩固产业供应链。她认为,印度的经贸改革步伐虽然缓慢,但已经在推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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