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考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伊恩·斯托里说，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丝毫不会改变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信念”。
尽管对入侵的抵制可能会影响他在台湾问题上的考量，但这位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始终相信，“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正在衰落，威权主义才是未。

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称民主是“脆弱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年前曾表示，“自由主义思想”已经“过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曾赞扬全能国家的力量，正如他在去年3月所说的“制度自信”。

多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表明，以基于规则的战后全球秩序或许可以避免消亡的命运。一个月前，没有人预料到德国会扭转几十年来在军事上的迟疑态度，向国防预算投入1000亿欧元，也没有人预料到瑞士会冻结俄罗斯寡头的资产，更没有人预料到YouTube、世界杯足球赛和全球能源公司都会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

但欧洲也显露了再次爆发战争的预兆。幼儿在地铁隧道里避难，核电站受到威胁，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空袭警报——为了眼前的战争和即将到来的反对独裁主义的斗争，美国领导的国际主义体系需要重新启动。

“全球体系是在1950年代建立的，如果你把它看成是那个年代出厂的汽车，你会发现它破旧不堪，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可能需要好好调整一下了，”退役美国海军上将、前北约驻欧洲指挥官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但它仍在前进，而且讽刺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一周内所做的事情，比我记忆中任何事情都更能激发它的活力。”

从欧洲和亚洲的领导人到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乌克兰事件是对一个有75年历史的理念的生存考验，这个理念认为，自由民主、美国军事实力和自由贸易可以为和平与全球繁荣创造条件。

由于这一概念的创始人美国仍在挣扎于党派之争、新冠疫情和遥远战场上的失败，许多外交政策负责人已经对乌克兰的前景持着极为悲观的态度，认为它标志着美国时代的正式结束和一个更具争议性的多极时刻的开始。

至少十年来，自由民主国家一直在消失。研究政府的非营利组织V-Dem的数据显示，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在2012年达到顶峰，有42个国家，现在只有34个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13%。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有害的两极化”正在加剧。

对乌克兰及其民选领导人来说，生存的前景尤其暗淡。制裁是反普京联盟的首选武器，但长期以来，它一直无法改变流氓国家或领导人的行为。尽管拜登谈论捍卫自由，但他一再承诺，不会有美国士兵为乌克兰的生存而战，尽管已经有100万难民逃离乌克兰，普京似乎有意夺取整个国家。

乌克兰也可能只是对旧秩序的一系列考验中的第一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个月前表示，“统一”台湾——另一个生活在威权邻国阴影下的民主政权——“一定要实现。”

拜登在周二的国情咨文讲话中直言未来面临的风险，他说，“如果独裁者不为他们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就会造成更多的混乱。”他坚称，自由世界正在追究普京的责任。

即使一些较悲观的人也看到了自由主义复兴的迹象。已退休的前美国驻伊拉克和阿富汗大使瑞安·C·克罗克说，在美国灾难性地从喀布尔撤军之后，拜登政府证明了美国仍然可以领导并团结全球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的新书《丛林重新生长——美国和我们危险的世界》(The Jungle Grows Back: America and Our Imperiled World)在乌克兰冲突期间被广泛引用。卡根说，他也对自由主义秩序“恢复原状”的速度感到惊喜。

“我们很久以前吸取的很多教训已经被遗忘了，现在它们再次得到了重要的印证，”他说。

其中一个教训似乎是，联盟很重要。但对许多人来说，最重要的教训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S·杜鲁门对二战的总结是一致的：美国不能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它自身的繁荣依赖于积极努力保持世界大国的和平。

“我们变得越来越冷漠——这就是为什么普京的例子如此引人注目，”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卡根说。“很多人对后美国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有一种善意而令人宽慰的看法——它只是在适应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所以其后果是战争才会让人们感到震惊。”

“这应该让他们重新思考之前对美国该怎么做的假设，”他还说

然而，任何试图重建干预模式的尝试，都必须面对令人担忧的近期历史。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削弱了世界对美国意图和能力的信心。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范达·费尔巴布·布朗在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接受采访时说，不顾全球抗议入侵伊拉克，眼看着战争拖了几十年也没有多大进展——对美国公众来说，这一切已经够了。

“你厌倦了这种无谓的牺牲，”她说。“最后只换来塔利班重新掌权，以及由伊朗操控的腐败的伊拉克政治。”

美国的世界观随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受到打击。在没有解决与全球化相关的不平等激增的情况下，是华尔街和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或北京——制造了经济灾难。然后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他把所有的挫折感变成了一场向内而充满怨恨的竞选。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已经成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在他看来，欧洲国家不是盟友，而是依附者。尽管拜登后来声称“美国回来了”，但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仍在问：这能持续多久？

民意调查一直显示，美国人对国际事务越来越没有兴趣，对民主的能力也越来越没有信心。政治分歧已经达到足以同南北战争相提并论的程度。

“这个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实力的国内基础，”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高级顾问、奥巴马政府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说。“美国仍然是唯一的全球军事强国，仍然是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唯一能把其他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强国。问题是：国内政治是否允许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经历了四年的“美国优先”，达尔德说，“存在一些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和普京一样，习近平有的不仅仅是疑虑。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伊恩·斯托里说，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丝毫不会改变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信念”。

尽管对入侵的抵制可能会影响他在台湾问题上的考量，但这位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始终相信，“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正在衰落，威权主义才是未来，”斯托里说。“尽管自由主义秩序已经团结起来捍卫乌克兰，但他会把这视为暂时现象。”

许多人认为，要克服这一点，美国政治需要快速愈合。历史学家指出，美国领导人必须像罗斯福在二战前所做的那样，解释参与的价值，并重振美国民主和国际秩序体系，这些体系迄今尚未做出重大改变或扩大其能力，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

与此同时，其他民主国家也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负担，提供资金、国防并召集盟友。

达尔德设想，由世界上最大的12或13个民主国家共享领导地位，“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可能位居平等国家中的首位，但仍是平等国家中的一员。”

悉尼洛伊研究所所长迈克尔·富利洛夫曾写过一本关于罗斯福的书，他形容这样的组织就像一个乐团，在这个乐团整体中，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会向前迈出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为它护航，”他说。

克罗克是用最直白的措辞阐述利害关系的许多人之一。

“如果从乌克兰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说法是：一个团结的北约、一个团结的欧洲能够打败普京，”他说，那么“我们就能向前迈进，站在团结和美国领导的立场上，应对未来不可避免的挑战”。

他还说，如果俄罗斯接管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或全部地区，同时普京仍掌控着大体上稳定的俄罗斯经济，那么“欢迎来到一个无序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