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得跑了”——莫斯科出亡记

莫斯科，哦，就是在那一刻，才让我猛然惊醒——糟了！

卡伦·沙英扬，原本是我的朋友中最乐观的一位，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自信和勇气，曾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哦，那些无比黑暗的日子——车臣同性恋（LGBT）社群成员被围捕和折磨的日子，当局指控独立媒体为“反俄代理机构”的日子，甚至是异见领袖阿雷克谢·纳瓦尼被逮捕并遭判刑入狱的日子。然而，如今，卡伦·沙英扬的那双眼睛里却盛满了恐惧。
就是在星期天，我第一次看到，他害怕了。
他说：“我们寄予希望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梦想，全都在瞬忽之间变成了齑粉。我们必须得跑了。”
我所了解的俄罗斯中产阶级，经过了二十年的生长，却在几日之间，全部瓦解。于是，一幕出亡记，开始上演。记者、商人、艺术家、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说唱歌手——所有这些俄罗斯最富才情的专业人士——全都在逃离自己的国家。
战争爆发前，沙英扬有两个年幼的儿子——一个在基辅，一个在莫斯科。突然之间，这两个儿子好像就变成了某种政治的象征。几天前，在莫斯科的嬉皮士们最喜欢聚集的社区凯塔伊·高诺德那家人满为患、名叫“闲汉”的餐厅里，沙英扬还跟我说：普京决定在乌克兰实施“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他语带讽刺地模仿普京的话：“我希望，俄罗斯人民支持我。”沙英扬是俄罗斯最早一批博客作家中的一员。他夺口而出：“去他妈的， 任何一个理智清醒的俄罗斯人都不会支持他。”继而，他在博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同时还发了好几张两个儿子的照片）：“他（普京）的承诺，惟有死亡、贫困和可怕的信誉扫地。”
几天之后，沙英扬才意识到，当局压制异议者的措施该是多么严厉：如果有人散布“虚假信息”，将获 15 年监禁。
莫斯科通过那巨大、豪华的窗户展示给世界的“纸牌屋”，一夜崩 塌。玛斯尼茨卡娅大道拐角的银行门前，人们排起了长龙，每一个人都 想在提款机上打捞正在急速缩水的积蓄。这一天，正是反对派领袖鲍里斯 ·莱蒙托夫被暗杀七周年忌日，故而，有人准备在市中心集会。我的 一位演员朋友，从彼得堡打来电话：世界著名的凯诺福剧院，无论是交响乐团还是芭蕾舞团，都在裁员。他希望能赶上一列开往芬兰的火车；他祈求上帝保佑，让芬兰人继续开放对俄罗斯人的旅行签证。
网络上，俄罗斯人突然不再显摆自拍照了，取而代之以华丽的室内 装潢和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而在社交媒体的页面上，则充斥着各种可怕的视频——流血的妇女、被摧毁的建筑和成了俘虏的俄罗斯士兵。防空洞和地铁里避难的乌克兰人，声嘶力竭地给他们最好的俄罗斯朋友打 电话：求求你们，赶快阻止普京。
有那么一阵子，沙英扬还颇有预见。至少在40个城市，俄罗斯人奋 起反战。但是，抗议活动显得草率而又凌乱：刚开始，十几拨莫斯科市 民沿着街道和广场漫步而行，警察一冲击，人们就赶快躲了起来。6000 名反战示威者被拘留——其中很多人是知名的艺术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剧院导演。虽然也有一些政客，甚至寡头，呼吁抵制这场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然而，事情却变得越来越糟。
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查禁了“莫斯科回音”广播电台。这个广播电台 从早到晚播报着乌克兰前线的战事。同时查禁的，还有惟一具有异议之声的电视频道：“雨视”。当时，电视主编提肯·扎德克正和编辑团队在工作室里，保安突然急匆匆冲进来，说：警察快要到了。扎德克对每个人说：“赶紧离开！”
到了星期四，我在采访“雨视”的节目主持人瓦西里·帕朗斯基的时候，他说，当所有新闻人员逃离演播室以后，他问大厦保安：“危险是否属实？他对我说，消息有点‘模糊’，因为，凡是来自警察或恶棍 的消息，都很难确定。”
可怕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当普京的批评者被送进监狱，被毒死， 或是被射杀时——俄罗斯人不由地想起了 1937 年。那一年，因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而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一百多万人，几十万人遭到了处决。
有一个人，沙英扬，一直讨厌这样的对比。可是，这一周，即使在 沙英扬的心里，也感到，俄罗斯的形势越来越接近斯大林时代了。的确，当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审议表决若有通过转播“虚假信息”而批评战争者，将会获囚 15 年时，人们就不难想到斯大林的镇压。每一个人都明白，难以想象的黑暗和杀戮即将来临。因而，是逃，是留，这样至关重要的抉择，如今成了生死存亡的问题。
到了星期四，出亡渐成风潮，我的那些好朋友，几乎没人留在城市 了。沙英扬和他的男朋友在临上飞机时，对我说:“即使是昨天早晨你 劝我务必离开，我还不会听你的。可是现在，我们却只有两个选择：要 么被征兵，要么就得忍受 15 年的铁窗。”
有些母亲在力劝儿子快跑，有一些却恳求他们的心肝宝贝留下来别 将她们离弃。一个来自凯塔伊 ·高诺德地区名叫斯威特南娜 ·奥兹诺娃 的护士对我说：“形势将比苏联时期更糟。普京不会停止杀戮。”
星期四那天，扎德克和妻子卡特娜 ·克卓卡扎（“雨视”频道的主 播），带着他们的几个孩子逃去了伊斯坦布尔。夫妻俩收到威胁信息，暗示他俩已经成了猎捕目标。扎德克对我说：“2019 年，我们在俄罗斯 作为惟一的异议频道起而支持反对派领袖阿雷克谢 ·纳瓦尼，那时，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后来，即使当局指控我们的频道是‘外国代理机关’，我们仍然保持着一个勇敢而又庞大的团队，持续为广大的观众提供着服务。可是，等到普京向乌克兰派兵时，我们终于意识到，形势失控了。现在，普京要干什么，我们完全无法预料。”
许许多多俄罗斯记者陷入了恐慌。很多人走得仓促，根本就没有时 间收拾行李，或是谋划未来。
星期四的早晨，“雨视”频道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帕朗斯基，匆匆 走进弗兰肯街那个他经常上网冲浪的咖啡馆。这个咖啡馆是由一个车间 改造的，早已成为嬉皮士们的乐园。也相当于“雨视”频道的第二办公室。他紧紧地抓着一杯平素最喜爱的卡布奇诺。
“我可是个典型的嬉皮士啊， ”帕朗斯基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不过，很快，他就谈起了是去是留的抉择。“只是，我不能撇下妈妈，还有奶奶和其他家里的女性，所以，我得留下。真的没法说，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过，或许明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我已经离开了俄罗斯。”
星期四的晚上，就像噩梦一样。人们不时地互发短信，却是在问同 一个问题：“你过边境了没？你出去了没？”
星期五的早晨， 我收到了沙英扬一条短信：“一切 OK，我们已在乌 兰乌德。”这是一座西伯利亚东部的城市。沙英扬，哦，他那无惧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我给帕朗斯基发了一条短信：“你会留下吗？”
“是的，”他回了这样一条短信。
嗯，至少，还有几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记者没有离开。只要他们 留在俄罗斯，就有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