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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亲历:乌克兰地下生存日记!

姜婉茹 招韵玲

剪辑陈秀灵

编辑陶若谷

哈尔科夫K大学的宿舍楼,地下室还是土坯房,没有电,四五十名学生躲在里面,靠着手机屏幕的光辨认彼此。有人把毛毯铺在纸箱搭的床上睡觉,抢不到地方的就蜷在椅子上睡。没有充电的地方,多数人玩一会手机就关掉省电,没什么人说话。装甲车在头顶开过,砂土扑簌扑簌地掉下来。

这是留学生何熙语防空洞记忆中的一帧。每过一天,洞里手机的光亮就少几点,学生陆续走掉了,渐渐只剩下十几个人。有人说屯了食水,宿舍有网有电,没必要走,出去才更危险;有人说外面炮火太激烈,再观望一下局势。

何熙语心里没底,她刚到乌克兰才三个月,今年22岁,还不太会说俄语,同一批留学的朋友一共9人,8人都去了首都基辅,只有自己到了哈尔科夫——乌克兰离战火最近的城市之一。炮声响起的早晨,她想上街买食物和水,又被连续的炮声和空袭警报吓了回来。犹豫到中午,一个人去了超市排队。

人群一片静默,战斗机不时从头顶轰然飞过。排了3个小时,何熙语只抢到了一些意大利面、几袋米、一颗白菜。因为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残留问题”,乌克兰的自来水不能饮用,她又拎了两桶5升的矿泉水回家。囤好物资,何熙语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天在学校宿舍和负一层地下室——也就是她的“防空洞”间垂直移动。

在我接触的近20名中国留学生中,很多人回忆起躲在防空洞的日子,都觉得时间像是静止了。白天到外面抢购,防空警报响起时藏在里面,“乏味”“没什么可讲的”是多数人的感觉。地面上千万种不同的生活,在这里坍缩成生存——水、电、网、食物、干净、保暖、睡眠,在一些地方显得珍稀可贵。

记忆最深的是,大家各自在黑暗中刷着手机,他们更在乎手机里的世界:交火地点、实时战报、避险警告、逃生攻略,杂乱的信息流里藏着战时的“生机”。在防空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制定逃亡路线。俄乌交火以来,据乌克兰官方数据,7天内约有2000名平民丧生,截至3月17日,已有超300万难民离开故土。

战火降临的时刻,留学生们躲进唯一有安全保证的防空洞,又想尽一切办法,从那里走出来。

二月炮火

进入地下躲避炮火,是战火中心城市居民的共同记忆,真正感到炮火威胁生命时,人们并没有太多选择。

“打仗了,快起来”,2月24日早上5点,张鸿被女室友尖锐的喊声吵醒时,他才睡了2个小时。前一天他跟研究生导师约定好,28日一起讨论物理实验项目,他准备了一瓶伏特加,计划见面时送给老师,那晚他学习到凌晨3点。

他所在的哈尔科夫郊区,离局势紧张的俄乌边境只有约10公里远,一直有要打仗的传言,张鸿以为室友在开玩笑。但一阵夏日雨前闷雷般的炮火声驱散了睡意,张鸿彻底醒了。

室友都起来了,有人提议去防空洞避险。此时炮火声已经停了,天微微发亮,居民区恢复了平日的静谧。他们想去的“防空洞”就是地铁站,走过去要十几分钟,天气很冷,张鸿磨蹭着懒得动弹,说先吃个早饭吧——他不想离开温暖的别墅,跑去除了安全“一无是处”的地下空间。

炮火一阵一阵地响,大概每小时会有一轮,在远处闷闷地“嘣”上七八声就停了,像腹部的阵痛一样,不发作时好像无事发生。后来对炮声“免疫”了,张鸿干脆不出门,在电脑桌前打起了游戏。正开着麦跟国内的好友对战,外面响起了一轮炮声,张鸿说,“你们听外面热闹不,在打仗呢”。

他没忘记把跟导师的约见,改成线上讨论实验项目,然后他拍了那瓶伏特加的照片发给导师。

这种淡定一直持续到2月28日,做晚饭的时候,他从小别墅二楼的窗户望出去,天空一片淡黄色的光,炮声更近,像是在身边炸开,另一个方向传来冲锋枪还击的声音。过了几分钟,手机刷到了新闻,交火处就在直线距离5公里左右的地方。张鸿缩进防空洞躲了整整一天。

在哈尔科夫,另一名留学生孙柏然开战第一天就躲到了地下——和几百名同学在宿舍门口的地铁站避险。地下有5-8米深,近千人席地而坐,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别人脑袋。几个乌克兰人带了露营装备,整个防空洞只有他们拥有桌椅。

孙柏然的“撤离书包”里有证件、药品、衣服、现金、水以及6个即开即食的肉罐头,足够生存3-5天,但比起旁边一位乌克兰谢顶大叔,他的装备还是差远了。孙柏然凑过去跟大叔搭讪,试背了人家厚实的大登山包,十分羡慕。

四五十个中国同学聚在靠出口的位置,基本都在玩手机,刷新闻。每当外面传来炮击的声音,在地面上放风、抽烟的人就又回到5-8米深的地下,往地铁站深处走。

●中国留学生和朋友们在防空洞里看《霹雳娇娃》。图片由讲述者黄大河提供。

500公里之外的乌克兰首都同样卷入了战火。李睿是基辅大学的留学生,炮火声中他等来了老师发的消息:照常上课。由于疫情严重,同学们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网课。那天的课上到一半,一架战斗机轰鸣着从李睿家上空飞过。过了一会儿,一模一样的声音从课程直播视频中传来,同一架飞机飞过了老师家的窗户。后面半堂课,老师讲课的兴致明显受到了打击,但没有忘记布置作业。

李睿从小就是“军迷”,从影像资料和游戏里对战争有一些了解。他分辨着窗外不同炮火的声音,一种像过年时炸开的礼花,另一种像远处有人在“打毛巾被”。据他分析,这是在搞“精确打击”,不是无差别轰炸。于是李睿学了一句俄语,“Я китаец. Я не участвую в войне. Не делай мне больно.(我是中国人,不参与战争,请不要伤害我们)”——万一有军队打上门,他感觉能派上用场。

早在今年1月,乌克兰官方就发布了一份地图,上面标注了5000余个位于基辅各处的“防空洞”,有专门为战时掩蔽修建的地下建筑,日常会用到的地下停车场、地铁站、地下室也可以用于紧急避险。纽约客报道,战时的每日宵禁之后,有多达1.5万人在基辅的地铁站过夜。

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里,在一间墙壁斑驳的地下室,聚集了几十个避难的人。当一名乌克兰女童用稚嫩清澈的嗓音,唱起动画片《冰雪奇缘》中的歌曲《Let It Go》,所有人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地下室里婴孩的哭声,至少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停止了。

断断续续的炮火声中,李睿开始写作业。身边很多比自己小的同学都逃进了防空洞,李睿留学前工作过两年,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在地下被失控(电视剧)人群伤害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导弹“失去准头”炸到自己家。

而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同在基辅的刘雅什么都顾不上拿,直接从14层的出租屋往地下车库冲。炮火声让她连续几天都睡不好,车库里有个封闭的房间,没有地方睡觉,只能坐着,但进去以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在地下室唱《Let It Go》的乌克兰女童。图源自网络。

两个世界

激烈的交火逼近张鸿住所时,他不敢去地铁站了,同学在那里看到两个持枪的人闯进来,不知是谁第一个开始跑,里面的人都跟着跑,争着冲上地面。

附近一个乌克兰人同意收留张鸿和3个中国室友,进入自家别墅的地下室避险。那是一个还没装修好的毛坯房,大概三室一厅的结构,有七八十平米,每间屋拉了个布帘隔开,其中一间分给了中国人。里面没有电、没暖气、不通风,也没有网络,张鸿每次进出地下室,都要先跟父母报平安。

有的邻居已经准备打“持久战”,开始搬运气垫床、应急灯、桌椅等。张鸿只有吃饭睡觉时回别墅,其他时间大多在地下室里度过。里面有4位中国老人偶尔闲话家常、3个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开心地看动画片。一个室友拿了本关于赫鲁晓夫的历史书去“洞里”读,张鸿带的是编程书,“编程需要思考,就不会想太多战争的事”。

战争开始后,防空洞成为生活的第二空间。在米科拉夫的妇产医院,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孕妇们就转移到地下室改造的产房,媒体报道显示,医院里的49名产妇,几乎有一半在地下室分娩。

开战时,乌克兰每日还在新增大量新冠病例,防空洞里人员密集,除了口罩,没有其他防疫措施。有留学生为了避难进洞,却感染了新冠,得不到治疗,吃点感冒药自己挨着,“健康”在这种时候被排在了“安全”之后。

●左:人们正在进入防空洞。右:中国和印度留学生在防空洞里喝啤酒。黄大河供图。

●2022年3月14日,乌克兰米科拉夫,孕妇在妇产科医院的地下室分娩。图源自视觉中国。

因为害怕在混乱中遭遇袭击,2月25日,孙柏然的“安全区”从地铁站转移到宿舍楼的地下室。那里原本是学校的储物间,存了很多厚床垫和枕头,正好用来堵住窗户,防止炸碎的玻璃伤人。地下室只有10平左右,十几个人挤挤挨挨地坐着,想伸伸腿都不能。里面只有一盏约15瓦的小灯,光线昏暗,空气里都是潮湿发霉的味道。

进入地下空间,外界失序的喧嚣反映在了手机里。进洞后第一件事,留学生们拉了个群。之后有任何细微的变动,都可能再拉个群,几天下来,孙柏然的手机里多了三十几个群——交火地点、实时战报、避险警告、逃生攻略,瞬息万变的局势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变成真假莫辨的消息,在不同的群里接力传递。

杂乱的信息流里藏着战时的“生机”,每个人都生怕被落下。而防空洞内的生活还在勉强继续。

每天快到入睡的时间,孙柏然就说想去一楼吃东西、想去寝室充电——这是留学生想回寝室睡觉找的借口,在他之前已经有十余个学生溜回去了,一个学生干部模样的娇小乌克兰女生,怕留学生出危险,不允许再有人离开。

孙柏然坚持回寝室拿衣服,她就冒着风险陪同上楼,之后再“押送”他回地下室。地面太冷了,孙柏然睡在与肩膀等宽的条凳上,两只胳膊没有空间放,向着地面垂下来。

凭借着俄语基础,孙柏然要求当学校与中国留学生的沟通志愿者,才获准去一楼“工作”,偶尔溜回寝室也不会被发现。一楼摆着各种零食,冰箱里还有主食,这些是乌克兰同学们集资买的,谁都可以吃。

每顿饭每人大概能分到一碗肉汤,里面放了土豆和胡萝卜块,再加一片黑面包。那几天,孙柏然在一楼蹭吃蹭喝,尽量避免消耗自己的存粮。临走时才把带不走的物资拿出来分给大家,想要减轻心里的愧疚。

哈尔科夫约200公里之外,在苏梅国立农业大学读书的杨彬,开战以后和中国同学出去买过一次物资。路上见到了几个乌克兰士兵,有的年龄很小,有的看上去很老。他们穿着防弹衣,背着枪,身上都是土和血,其中一个脸上有伤。同学看了这个场景觉得心酸,也不知道士兵对外国人是友善还是排斥,他鼓起勇气,上去送了一包烟。

这件事让杨彬记忆深刻。吃饭、进洞、睡觉,在战时几乎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留在回忆里的,反而是与外界为数不多的接触。

●3月11日,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两次响起防空警报,人们躲在防空洞内。图源自视觉中国。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学校附近炸响了一颗炮弹,震感像有人用拳头砸玻璃。50多岁瘦瘦的乌克兰宿管阿姨,没有自己先跑,反而先上楼喊留学生进防空洞。学校有好几个防空洞,其中一些彼此连通。杨彬入住的防空洞大概几百平,摆满了简陋的弹簧床,锈迹斑斑的暖气管道裸露在外面。只有一个充电插口,大家就拿来很多插排,插排连着插排,电线堆了一地,很难理出线头。

学校每天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储备的粮食越来越少,食堂阿姨把生蛋用的近500只鸡杀了做饭,有中国学生帮忙一起拔了鸡毛。外面的消息说,整个苏梅已经被包围,铁路被炸无法通行。学生联系不到本地大巴车,偶尔还会断网。“外面的救援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杨彬说。

像他这样困在防空洞里的苏梅地区中国留学生,大约有130人。3月8日,他们乘坐中国驻乌使馆协调的大巴,撤离了危险区域。

苏梅和哈尔科夫均属于炮火集中的“战区”,也有一些留学生对战争的感知,停留在几声亲历的或只在传闻中存在的炮火。

李睿住在基辅一个略偏僻的小区,邻居在遥远的炮火声里遛狗,带着小孩荡秋千。3月1日,他抵达使馆撤离大巴的集合点,整个撤离过程,乌克兰警察和持枪的民兵一路护送。大巴上40几个中国留学生,穿得干干净净,身上“加拿大鹅”,脚踩AJ,手里拿着新款iPhone,路上有说有笑。李睿说,“从没见过这么不像难民的难民”,撤离大巴就好像一列旅游观光车。

放大的细节

在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附近,摇滚“青年”黄大河41岁了,样貌和声音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他就读的大学200多年历史了,教学楼下面就是苏联时期修建的防空洞,地下室分成许多个隔间,摆满了废旧家具,进来避险的大多是学生和附近居民,勉强能收拾出睡觉的地方。

只有一个房间堪称“豪华”,里面有洗手台、暖气、电、床和电脑。几个中国学生打算进去烧点水、充下电,一个广西留学生排在最前,一看里面都是老人和小孩,他转身就走,不进去占位置了。黄大河很欣赏他,跟着也不进去了。

战争到来的时候,比起日常,人们更能留意到一些细节。黄大河有三个印度邻居,其中一个大哥做饭只做自己的,一听到防空警报自己背上包就跑,不跟任何人打招呼。那之后,黄大河和另外两个印度同学相依为命。

他所在的防空洞条件虽然艰苦,氛围却不错——手机随便放在一边充电,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年轻的乌克兰大学生聊得火热,就差“拉歌”了。开始打仗以后,超市就不卖酒了。印度小哥阿米尔掏出了2升珍藏的廉价啤酒,还找来了许多杯子,一群人在避难时举杯,喝上了一顿终身难忘的大酒。

●黄大河所在的防空洞。图片由讲述者提供。

黄大河的学校所在的小城,只有约7万人口。他毕业于迷笛音乐学校,去年又到乌克兰学习心理学,计划做“音乐疗愈”。在防空洞里,他拿出来一盒费列罗,身旁的印度朋友阿米尔掏出巧克力棒,两人一起发给洞里的小朋友。第二天回到地上吃饭时,食堂里很多面熟但没说过话的学生,开始主动和他打招呼。

战争中有许多人与黄大河一样,目睹了生活的另一面。3月4日,22岁的女孩何熙语宿舍楼下的防空洞关闭了,整栋楼只剩下她和另一个中国男生。

在K大学,之前跟她说打算留下的同学们,第二天早上拖着行李箱,匆忙地互相催赶。她抓住其中一个男生问:“我可以跟你们走吗?” 对方说不行,包好了的车,没有多余的座位。

楼里的人越来越少,何熙语把写着“阖家欢乐”的大红对联和窗花都撕了,在单人宿舍里不敢开灯,怕被发现有人居住。每天入夜以后,风平浪静时呆在宿舍的黑暗里,炮火猛烈时转移到防空洞的黑暗里。她最怕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蔓延到学校来,失去与外界最后的微弱连接。

防空洞关闭后,何熙语逐个楼层找人,发现连垃圾都被清走了。在微信群里求助,群友问她,怎么不早点说,当地中国商会的车免费接送撤离的学生,已经一整天了,刚刚截止。没有人告诉过她这条信息。听说当天也是最后一天“黄金通道”开放的日子,何熙语不敢单独行动,她摸黑在宿舍里小声哭。

她跟仅剩的那个男生不熟,仅加了微信。何熙语拜托他,“如果你要走,千万带上我,就剩我自己了”。那个男生跟其他同学之前说的话一样:不打算走,留在宿舍最安全。

何熙语心一直悬着,偷偷去他门口看了一次,发现人还在里面,觉得他人还不错,至少做到了承诺,没有抛下自己。

那天晚上,何熙语订到了一辆出租车,第二天一早可以送她去火车站,又问了一次那个男生,他执意留下。她下定决心自己走。

上了火车,宿舍楼里最后留下的那个男生,发微信问了她这一路的行程,订出租的电话、挤火车的攻略、撤离的方向……然后他自己出发了。何熙语若有所悟:“他可能把我当探路的了。”

●从华沙开往柏林的火车上,一位来自乌克兰切尔尼戈夫的阿姨正在为“家被炸了”而哭泣。图片由讲述者黄大河提供。

3月2日下午6点的哈尔科夫的火车站,检票妇人的嗓音粗野,大喊着“——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可以上车!”但是所有人都拼命往上挤。有人开了一枪,像是发令枪的声音,现场从那时起才逐渐恢复秩序。

在火车站,孙柏然遇到了战时唯一一次危险。他的包上有一面指甲盖大小的俄国国旗,一个乌克兰人发现了,抓住他问:你是不是“他们”的人?幸好偶遇了之前交谈过的乌克兰女士,她帮忙解围说,“他是我们的朋友”。孙柏然重获自由,立刻拿指甲刀把那面旗刮了下来。

战争将陌生人推到一起,友善或是戒备,暴露得更加赤裸直接。还住在防空洞的时候,一次外出买补给的路上,一些当地士兵的形象在孙柏然脑子里打转,那是他在网上看到的照片,其中几张年轻的脸,他确信在现实里见过。他想起父亲说过,自己的血型比较罕见,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两个,特殊时刻也许能派上用场。

他徒步走了3公里,找到了一个献血站。里面的工作人员见到他都很惊讶,没在忙抽血、止血的人过来逐一和他握手。工作人员笑得很开心,解释说,“按照法律,我们不能抽外国留学生的血”。临走时,保安给了孙柏然一个拥抱。

火车来了,他找到自己的座位,4人的软卧包厢里面有8个人了。一个中年人很勉强地说:“都是同胞,你进来吧”,半晌又补了一句,“可我是花了大价钱买了票的。”意思是他找中介买的高价票,本应享受宽敞的包厢,结果挤进去一堆“蹭包厢的难民”。

不少乌克兰男性上不了火车,把逃生机会留给妇女儿童,“这人却在想着自己的宽敞包厢”——孙柏然心里不舒服,掏出自己的票给他看,票面价格比“高价票”少了一倍,坐席却相同。对方得知是被中介骗了,不再说话。

走出防空洞

出发撤离之前,摇滚“青年”黄大河掏出了所有存粮,鸡腿肉、洋葱、中国带去的卤肉料、油和米,和印度朋友们连做三天“大菜”。他战时的部分安全感,来源于充足的屯粮。战火刚起的时候,他就冲到超市抢购,足够吃一个月,而印度留学生阿米尔只买了两袋米。

“原来最后是来吃我的”,黄大河笑骂他的印度朋友,几天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太多。一天晚上,他和阿米尔从防空洞上楼回宿舍,听见平素凶巴巴的宿管阿姨边打电话边哭——原本住在学校的一个学生,开战后回到了家乡哈尔科夫,被炸死了。黄大河心想,宿管阿姨跟这个学生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阿姨看到了他们,流着泪挤出一个笑容,比了一个大拇指。黄大河冲过去拥抱了她,默默记下了她的姓名发音,Ekaterina,打算为她写一首歌,歌名或许叫《不要哭泣》。

即便是在这个仅有7万人的小城里,学校也给教授们发了枪,里面没有子弹,主要用来提防趁火打劫的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黄大河认出了其中一个物理学教授,战前曾去过他家小聚,一群老头老太太边弹边唱,那时教授拿枪的手拿着吉他,和黄大河还聊过共同喜欢的乐队——平克·弗洛伊德。

3月7日,黄大河坐上撤往基辅火车站的包车,是辆几乎全封闭的货车,里面只有一盏昏暗的小灯,以及门缝处透出来的一点光亮。加上小孩,里面坐了大约20个人。一共150公里的车程,碰到10次停车检查,扛着枪的士兵一次次打开车厢,核对一张写满乌克兰语、类似“人道主义”通关证明的文件。

货车驶入基辅市区,司机在一栋被导弹轰炸过的高楼处停下来,提醒外国学生可以下车拍照,发到网上,“让世界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

●3月3日,基辅民众登上开往利沃夫的火车。图源自视觉中国。

基辅火车站的场面直追春运,每个站台都有持枪警察和士兵,只能看见每辆火车进站,搞不清楚是往哪里开的。“赶不上车的话,那也是生命危险”,黄大河拎着一个大号行李箱横穿两三道铁轨,枕木很高,每一步都要花大力气,火车正慢速驶近,离他大约还有100米。他拼命跑,被好心人拉上站台时,火车已经开到近前了。

早在炮弹在学校附近爆炸的时候,黄大河就给表姐发了视频,交代“自己那点遗产该怎么弄”。他觉得死在战火中这件事,听上去挺特别,“人的一生多无聊啊,如果最终离开的方式与众不同,也是一种摇滚”。可现在他不是孤身一人了。

困在防空洞里的时候,黄大河挂念着国内7岁的儿子,给他录视频加油打气:黄小河,因为疫情的关系,你这周不能回家了。你一定要好好上课,要坚强,不要哭。等爸爸回家,带你去游乐场蹦床。

终于来了一辆发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车,黄大河身边的一个乌克兰老头,一边亲吻妻子、女儿一边哭,把行李都交给她们,自己退到了后面,嘴里喊着“只准妇女和小孩上车”。

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黄大河惊喜地发现,只有110斤的印度小哥阿米尔和另一个邻居、印度姑娘萝丝,此时不愧为“最会挤火车的民族”,在几乎无处下脚的车厢里,两人一下子占了三个座位,阿米尔还有余力挤到门口帮黄大河拿箱子。

火车上大部分都是女士和小孩,有的小朋友对近日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乐呵呵地跟车上的二哈玩在一起(电视剧);也有略懂些事的小女孩微微皱着眉,眼角挂着泪。

黄大河身边的一对夫妇,带了两个儿子,小儿子患有小儿麻痹,看上去智力有些缺陷。近10个小时的长途旅程,渐渐大家都困了,妻子把头靠在丈夫肩膀,小儿子睡在父母腿上,大儿子在旁边玩耍。黄大河觉得温暖,拍下了这个画面。虽然是逃难,一家人整整齐齐的,都在一起。

●从基辅开往利沃夫的火车上,正在睡觉的一家人,至少当时他们还在一起。黄大河供图。

●之前在防空洞里躲避了一整晚,第二天清晨在回宿舍的路上,黄大河和两个印度朋友感到心情不错。黄大河供图。

孙柏然抵达摩尔多瓦与乌克兰的边境时,人们被分成4队,平均一小时放过去50多人,他过边境排了6小时队。

队伍里有位来自浙江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实在憋不住要去上厕所,委托孙柏然帮忙照看小孩。那位妈妈刚走,孩子就哭了起来。孙柏然尝试去哄,当成年人壮硕的身型靠近宝宝时,他哭得更厉害了。孙柏然只好抱起孩子,行李箱也不管了,满队伍里找华人妈妈帮忙哄孩子。一位女士哄了几分钟,孩子很快就不哭了。

婴儿车就在四五米远的地方,孙柏然瞥见浙江妈妈回来了,正对着空空的婴儿车发愣,赶紧过去把孩子还给她,那一瞬间,他感知到了一位母亲的惊恐。

通关后换乘大巴,又开了6个小时,孙柏然抵达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在酒店安顿好,他开始担忧自己在乌克兰的俄语老师达莉娅,她家在哈尔科夫的市中心,正是交火猛烈的位置之一。在这片普遍使用俄语的地区,达莉娅和母亲曾经在同一所大学任教,后来校长跑了,学校破产,达莉娅也失去了“体面”的工作,只能接一些私教课,经济情况一直不好。

达莉娅恰好也到了布加勒斯特,是被一个埃及学生带出来的,学生帮她支付了逃难的所有费用。孙柏然打车过去探望老师,给她送去了300美金。聊起家乡战事可能还要持续很久,达莉娅的母亲抽噎起来。

哈尔科夫的张鸿和他的三个室友靠给保安送钱,“走后门”上了火车,最终也抵达了罗马尼亚。他读的大学有着两百多年历史,一个学校群里的同学描述说,“在黑夜里,天突然就亮了”——张鸿就读的物理系宿舍楼,炸了。

张鸿的论文老师,物理系系主任最终没能如约和他面谈,也没收到学生送的那瓶伏特加。张鸿担忧战争过后,学校还在吗?正常的学业生活还会回来吗?导师说,“未来怎样,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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