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乌克兰不仅是政治战争，更是一场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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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首先去了教堂，戴上十字架，然后大开杀戒。

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基里尔主教称弗拉基米尔·普京为“上帝的奇迹”。(Reuters: Sergei Karpukhin)

这就是塞浦路斯大主教（Archbishop of Cyprus）克里索斯托莫斯（Chrysostomos）对普京入侵乌克兰所说的话。他问道：这就是普京的正统思想吗？

这场战争分裂了全球的东正教会。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战争，更是一场圣战。

普京无法将乌克兰从上帝赋予的俄罗斯帝国“神圣俄罗斯”中分离出来。

2014年被普京吞并的克里米亚是俄罗斯基督教的摇篮，基辅罗斯帝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王子于公元10世纪在那里皈依了基督教。

克里米亚的早期基督教社区可以追溯到一世纪。

19世纪，随着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将政教分开，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了以信仰为核心的俄罗斯身份愿景：“东正教、专制、国家”。

普京认为西方已经背弃了上帝，而他是信仰的捍卫者。(AP Photo: Alexander Zemlianichenko, File)

这仍然是普京今天的愿景。教会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基里尔大主教（Patriarch Kirill）称普京是“上帝的奇迹”。

与普京一起，基里尔大主教令“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理念得以复活。政治学家列那·苏至克·汉德（Lena Surzhko Harned）最近把“使俄罗斯成为精神、文化和政治文明的中心，以对抗西方的自由、世俗意识形态”描述为教会和国家的共同使命。

这场圣战是彻底的现代战争

普京认为西方是颓废的。他认为西方已经背弃了上帝，而他是信仰的捍卫者。

被称为“普京大脑”、现代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说，西方是反基督者。

普京真的是一个信徒吗？这不是问题所在。这无关个人，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场圣战不是中世纪的，它是完全现代的。

这是关于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身份认同。信仰转向内，脱离象征主义或仪式，越来越多地被挤出公开辩论。

宗教和政治学者约瑟莉娜·塞萨里（Jocelyne Cesari）在她的《我们上帝的子民》（We God’s People）一书中追溯了世俗现代性的演变。她说，我们现在在西欧已达到了一个阶段，即“这个世界就是全部”。

在 “固有”和 “超凡”之间存在着一种划分——什么是凯撒的东西和什么是上帝的东西之间存在一种划分。固有的是政治范畴。

塞萨里说，信徒们“被期望不对外人说起超凡的追求”。她说，国家现在是超越 “宗教忠诚”的 “高级集体认同”。

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的书《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中说：“现代文明带来的是上帝的死亡。”

泰勒说，我们已经看到了 “排他性的人文主义 ”的崛起。我们已经把上帝换成了一种“真实性文化，或表现性的个人主义，鼓励人们找到自己的方式、发现自己的成就，‘做自己的事’。”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也写到了这一点：我们如何有可能变得彼此疏远，与世界隔绝，“堕落且人格解体”。

信仰是一种武器

在我们的公共话语中，我们很难处理信仰问题。当它浮现时，通常会围绕着教会丑闻或牧师虐待他人或有关道德和歧视的问题。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将一切都简化为围绕卡通人物的肤浅辩论，比如橄榄球运动员伊瑟瑞尔·福劳（Israel Folau）以及他在社交媒体上关于酒鬼、通奸者和同性恋者下地狱的帖子。

我们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信仰如何仍然可以塑造我们的世界，并且一旦被滥用或利用，可以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奥萨马·本·拉登美化了战争，经常被拍到手持枪支。(Reuters)

塞萨里说，宗教生存于民族国家。如果国家是“想象出来的社会”，那么它们就不会凭空产生。

宗教可以被用作 “身份认同的基础”。她以政治伊斯兰教为例，说明信仰可以作为“政府性的现代技术”而出现。

伊斯兰世界已经采用——或被迫采用——西方的现代国家概念，但信仰对公共生活和身份认同仍然至关重要。

激进的伊斯兰教甚至走得更远，对西方进行反击。奥萨马·本·拉登在9月11日对美国发动的恐怖袭击震撼了西方，使其不再自满地认为世界已经从宗教战争中走出来了。

普京以他自己的方式与本·拉登没有什么大不同，对他来说，信仰是一种武器。

本·拉登引用了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而普京则寻求重回10世纪的神圣俄罗斯的理念，两人都对现代世界做出了反应。他们两人都是现代世界的产物，但也都在寻求重新重塑它。

正如本·拉登美化了战争并经常拿着枪拍照一样，普京也美化了俄罗斯的战争历史及其军事力量的象征。

同样，教会是核心。俄罗斯东正教的牧师们为核武器祈福。

俄罗斯东正教有自己版本的圣战，即所谓的podvig——一种精神斗争。正如塞萨里所说，这种精神斗争定义了从1300年代到二战期间发生在俄罗斯的战争以及车臣战争。

宗教作为身份认同或是致命的

2020年，大主教基里尔在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武装部队一座新的大教堂举行礼拜仪式。这是俄罗斯最高的大教堂之一，建在以军事为主题的爱国者公园（Patriot Park）内。大教堂内装饰着各种武器的图像，欢庆俄罗斯的历次战争。它被批评不是基督的祭坛，而是“对胜利的膜拜”。

虽然数百名牧师签署了一封信，抗议在乌克兰的暴行，但大主教基里尔认为普京的战争是一场 “圣战”。

他谈到了 “王国和圣职”，并将之称为 “教会和国家的交响乐结合”。

基里尔主教将普京的战争视为一场“圣战”。(AP: Oleg Varov/Russian Orthodox Church Press Service)

基里尔大主教和普京一样，是“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他支持普京打击同性恋和西方文化影响。

西方是一个敌人，正如塞萨里所认为的，“为国家认同服务”。其目的是反对 “西方帝国主义项目”。塞萨里再次表示，这与激进的伊斯兰教及其对全球战斗的呼吁有呼应之处。

“普京对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基督徒发出呼吁，其方式与伊斯兰激进组织呼吁人们加入战斗乌玛相呼应”。

如果不了解信仰被武器化的方式，就不可能理解乌克兰的战争。无论是普京、本·拉丹、伊斯兰国还是基督教白人民族分子的恐怖主义，宗教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可以发挥致命的作用。

世俗的西方也需要审视它削弱甚至嘲弄信仰的方式。它将信仰归于个人领域，并创造了一个政治和精神上的空白，其他人试图加以利用。

西方主流媒体很少讨论宗教问题，它们经常以摩尼教——善与恶——的术语来介绍世界，没有看到现代圣战是如何成为世俗主义本身的产物又起来反抗它的。

普京的圣战违反了信仰的伟大教义：和平、谦逊、怜悯、宽恕。

雨果曾写道：“六千年来，战争取悦了争吵不休的民众，而上帝浪费了他的时间来创造星星和花朵。”

也许他错了。军队的统领身上经常发现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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