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家3口抗疫前线:儿和老爸接7位密接时偶遇

一辆防疫车，一家三个人在前线抗疫。

虽在同一个战场，彼此却总碰不到面。

这是疫情期间，一个“双医护”家庭的真实写照——

我叫姚爵硕，是上海市杨浦区四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康复治疗师。我的爱人袁菲菲是卫生中心防保科的一名公卫医师助理，疫情期间，她所在的公卫科一直是“正面战场”。

最近上海疫情形势严峻，卫生中心的防疫车缺司机，我立即想到了开出租车的老爸。他二话不说就出来了，现在已经开了两个星期防疫车。

就这样，我们一家三个人都走到了前线。工作强度最大是我的妻子，其次是我老爸，最后才是我。

我妻子

3月28日，全市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妻子又一宿没睡。最近她一直忙于大量的流调工作。疾控部门的流调名单随时下发，她要在第一时间核实、判定，并与相关的密接人员建立微信，进行随访。

处理大量信息报表，她经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劝她：“喝口水啊。”她总是不耐烦：“来不及啊。”可是她在电话里对随访人员的态度却很温和，耐心解释，不厌其烦。

一张单子有几百个人名，电话是不断的。为了不影响孩子睡觉，我经常听到她半夜躲在卫生间里打电话。

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她是第一批对中高风险人员进行上门摸排、流调的公共卫生队员。这三年来，每天都有境外人员和中高风险地区来沪人员进入上海，她的忙碌便从未停止过。

妻子在核酸采样现场。

今年3月疫情以来，她更是经常熬夜。有一次熬了一个通宵之后，她整个脸部都浮肿了，眼睛几乎睁不开。紧急到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肾源性血尿。后来，她只是吃了药，指标还未全部恢复正常，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她说：“现在组内的每个人都在一线忙着，自己不能成为特例。”

我理解她的选择。在抗疫前线，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连轴转，每个科室都有长期坚守在岗位上的医护人员，也有人带病坚持在上班。一个人倒下了就意味着其他人要分摊这部分工作，因此只要身体还能坚持，出于医护工作者的本能，我们还是希望和大家在一起（电视剧）并肩作战。

我爸

父亲今年57岁，临近退休。我母亲许多年前去世了，现在父亲经常帮我们带小孩。他是出租车司机，开了28年车，技术一流，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因此当单位遇到防疫车司机紧缺的问题时，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老爸。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来有2辆防疫车，2名司机，最近这2辆车日夜连轴运转，早已超出了负荷。中心临时增配了3辆防疫车，但是车有了，却没有司机。单位紧急组织动员志愿者，但防疫车是手动排挡，会开的人不多，而且还要求熟悉上海的各个居民区。我爸正好“专业对口”。

防疫车负责社区封控和转运工作，具有一定风险。护理人员一对一地给他培训隔离衣和防护服的穿脱步骤，以及防疫消杀的操作流程。经过培训后，他就上岗了。

这两周以来，他每天奔走在路上转运密接、次密接人员，以及核酸采样的样本。接到任务随时出车，他搭载着防疫人员和物资到各个封控现场，等他们把现场所有任务都完成后再进行转运。

我问他辛不辛苦，他每次嘴上都说：“跟开出租车相比，一天开这么点距离，只能算小菜一碟。”

但其实我知道，封控小区一栋楼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每次一出任务就是四五个小时。他除了开车还要帮忙做消杀工作。上夜班时经常半夜出车，最晚的一次到凌晨三点才下班，我让他临时睡在我的办公室里……

卫生中心现在有5辆防疫车，即便有五分之一的概率，但我很少碰到我爸。经常是他刚完成任务，我就出去了，或者我刚回来，他接到任务就得走。

有一天下午，我收到7张密接人员核酸采样的单子，一上车我就看到是老爸。他见到我有点高兴，一个劲儿地“嘘寒问暖”：“你们最近怎么样？现在形势很严峻啊，你注意好防护啊……”坐在老爸开的车上，我有种熟悉的感觉，觉得特别安全。

父亲姚扣华在出任务途中。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跑了5个小区，7个家庭，挨家挨户上门做单采。其中有一个老小区现场路况很差，老爸熟练地化解了困难。等我们做好采样下来，他迅速打开车门，配合我们进行消杀，为我们提供所有他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这段时间以来我和老爸的唯一一次合作。

老爸说，自己开防疫车以后，才知道我们平时工作的不容易。最近上海气温起伏大，他看到小护士半夜爬楼给居民采样，几个小时下来在防护服里全身湿透，每当这时候他就会想起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

此次疫情中，我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技辅检科室医生们一样，作为后援部队支援护理组参与社区封控采样。哪里缺人，我们随时顶上。

医技科室每天固定排出18个人参与封控组，我们戏称为“十八罗汉”。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我们随时接到任务就要立即到达现场。此外，我也要完成自己所在康复科的基本诊疗工作，以及每日科室的院感防控工作。

上周六下着大暴雨，在一个封控小区，妻子所在的流调组进行判定后，我们随即上门做核酸采样。那天共有156户密接家庭，完成单采后已是夜晚。

这是我和妻子的工作常态，在不同的抗疫“战场”，就像“牛郎织女”碰不到头。我做封控核酸采样，她做流调，有时她上夜班，我上白班。

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以往我们都一起开车同进同出，但现在基本没办法一起上下班。我自己买了一辆“小电驴”，她加班的时候，我先开小电驴回家；她通宵工作，我就自己骑车上班，让她多睡会儿。

我和妻子（左二、三）在工作现场的唯一一张合照。

此次疫情初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风险人群上门消杀组人手不足，我主动报名加入了消杀组。刚开始心里其实挺没底的，领导建议我和家里人再商量商量。妻子一直担心我的安全，但最后还同意我去。

在负责院感的护士长指导下，我仔细学习不同场景消杀的各个环节，以及二级防护的规范。到达风险人群所居住的楼层，先在脚下喷洒出一条1.5米宽的消毒区域以便行走，从楼道的最里面、最上面天花板开始消杀，然后是墙面、扶手、设备和地面，边喷洒边后退……每个步骤都有相应规范，经过专业培训和考核后，我才作为消杀组B组备班人员正式上岗。

现在我们夫妻俩都在前线，6岁的小朋友一直由丈母娘带着，她总是默默支持着我们的工作。每一个双医护家庭背后，都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每天下班后，老爸都会打来问一下我俩当天的情况。其实这段时间他自己也很累，但在他心里，我们永远是“小孩”。

妈妈走后，爸爸一直是一个人，他经常说：“你有啥好担心老爸的，我一人吃饱全家吃好。”他总是笑嘻嘻地说这句话，我听了却很心酸。现在我们全家在前线抗疫，虽在不同战场，心却在一起。

眼下，上海进入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市民生活的各方面难免遇到不便。大家对疫情防控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碰到困难需要帮助，欢迎在文末给我们留言并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及时向有关部门传递信息，尽力为您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