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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上海，刷手机五百下，99块买4盒馒头
然而，2022年，上海疫情的“倒春寒”击碎了都市生活的幻象。生活不全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我们仍然以一种生活的理想，想方设法维系生活的如常，努力阻止厄运的入侵。
在上海施行全域静态管理之时，大部分上海市民们至少经历了半个月努力买菜的日子，为买菜牺牲了睡眠，付出了心力。我们在买菜中重启了邻里关系，重审自身的物质需求，我们也在买菜中真切感受到了何为供需关系，何为分工协同，何又为自助互助。
我生活在浦西，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许多都生活在这座城市。自从上海疫情爆发以来，这里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除了下楼做核酸，我们足不出户，身体力行配合封控政策，每日只能从窗口或者阳台眺望曾经熟悉的街道，一段六秒钟的全家便利店进店音被封控在家的上海市民反复转发——“咪哆唆哆来唆来 咪来唆哆”， 被转发超过3.5万次，在4月11日的上午，依然有七百人在同时收听，这是普通日常的回响。如今，我们为网上买菜焦头烂额，从没想过，一日三餐，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
4月4日晚十九时，上海市政府宣布全程继续实施封控管理。此后的每一天，网上买菜变得越来越难，眼见着盒马从三分钟内都有机会，变成窗口期只有三十秒，至于美团买菜，app已经提前十分钟被人们点击到卡住。
抢菜之前，我以为抢菜是短跑竞赛，努力跑起来，都有个成绩；抢菜之后，我意识到抢菜是过独木桥，多数人刚出发就被挤下去了。每天，我都会看着一溜儿彩色的食品图变成水印色，配着两个字“失效”。它宣告了我为过上普通生活而付出的努力都只是：失效。
身在纽约的老谢为我在盒马上抢到了69元4斤的“蔬菜吃好点套餐”，包括三个西红柿、三个红薯、三个黄瓜，和一把韭菜、豆苗（烂了大半）和芦笋。想到这些菜只够我家吃两天，我仍然无法摆脱因为抢菜而混乱的生物钟、夜不能寐的焦虑，我忍不住诘问，为什么不买那个59元11斤的“普通蔬菜保供应套餐”。
“给你吃好点。”他说。
“现在主要是买多点！”我说，“我真的不想再抢菜了。”
买菜的第四阶段
这二十多天，我在买菜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平日般挑挑拣拣、放开标准但控制分量、应买尽买和时刻刻都在买，即动态买菜。
动态买菜是桃子告诉我的。我问她如何塞满冰箱，她说就得早中晚都想着买菜，随时随地都刷盒马和叮咚。听完这话，我顺手刷了下盒马，真刷出来一块肉。
桃子已经被封了近40天。3月4日，桃子的小区因阳性感染者而被封控，足不出户14天。那时候她乐观地觉得只有14天，盒马下单都只买半周的量，单件数量为1，吃光了再买新。“有一天，我们突然就买不到绿叶菜了”，她看着的盒马购买记录对我说，“我有逐渐感觉盒马的菜越来越少，但我只是单纯地觉得是我打开的太晚了。到了3月13日，我们在叮咚与盒马上都买不到绿叶菜了。”
邻居赠予了他们两把绿叶菜。3月18日，解封后，桃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姆超市买了超过两千块的食物，包括十斤绿叶菜。从山姆回家后，他们小区于3月19日再次被封。她对当时没再多买点感到后悔，“现在买完菜都会后悔，觉得为什么不再挑战一下极限，多买一点。”
再次被封两天后，桃子给自己下单了睫毛膏和眼线笔：她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去上班了。但她后来能做的，依然是在家里买菜。
作为一名高考优胜选手，桃子以积极迎考的严肃态度对待囤菜：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搜索攻略，逐条检验网传的《买菜战术手册》是否靠谱（结论是靠谱）。她总结出多条买菜经验：比如下单最少两份起，四分也不嫌多；比如在盒马开放运力前五分钟频繁点击“结算”，最少点击十分钟，最多的一次，她半个小时点了近五百下。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锻炼出超强的手速，后来，又一位买菜失败的朋友在朋友圈宣称，下辈子他要投胎做一只筋膜枪。
在我与桃子认识的11年里，我从未见过她囤货。她的眼影只有一盒，粉底液不用完不换新。她习惯随手下单：网购的便利制造了物资充盈的幻想，无需储存，点击即得。
但日渐危机的买菜形势改变了这一切：桃子每天都在买菜。为了储存这些超量物资——必须往一个月囤——她又开始学习各种食物的储存方法，比如香蕉剥皮放进冷冻室。
4月1日，是桃子本月最好买菜的一天，东西多，下单快。她顺利下单了四次盒马。现在想起来，她都觉得愧疚：她买了一单泡芙和麻薯，对宝贵的运力真是浪费。
现在回看，她所在的嘉定区最早出现病例，该区域的生鲜配送也就最早遭遇疫情难题。4月7日，美团公司副总裁毛方在接受上海新闻广播采访时说道，因为疫情封控，一旦仓和前置仓有阳性感染者，就会全部被封，而骑手所处小区一旦被封控，运力也就随之降低。
但就在买菜变得越来越难的时候，桃子依然坚持每天和家人一起做每顿饭，正餐至少三个菜。
“好好做饭我来说的特别重要，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掌控的东西。这两年多来，我能掌握生活的多少呢？”她说。
居家办公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生活里不再有新行程。隔离久了，桃子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星期。“人需要对生活有一些掌控力，有一些逆向的坚持，这样你才有真实的感觉，否则就会完全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
净流出
3月27日起，我，一位拥有四天囤货自由的浦西市民体验到了每日抢菜失败和供需关系波动时的市场价格变化。菜场里的青菜涨到15元一斤，老板喊着“赶紧买赶紧买，等下100块一斤也买不到了！”；知名生鲜电商实体店里的肉铺子，卖出了菜场感：一天一个价，不去柜台结账，在肉铺现结。
3月31日，浦西封控前一夜，朋友圈里甚至透着一丝欢乐。朋友们如同过年一样，晒出了各自的晚餐，信心满满迎接原定的四天封控。哦不，有一位朋友信心稍显不足。她囤了不少菜肉，甚至囤了四个马芬蛋糕，准备一天吃一个，以甜食调节情绪。她在封控前连续下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居家做饭。然后，她发现，她这个平时不太下厨的人，除了盐，其他调味料都用光了。看，总有人备考了三天，最后忘记带准考证。
不过这次考试，很快就超纲了。
封控时间拉长，目睹自己的物资处于“净流出”状态，而自己身处买菜失败的循环，对未来的担忧，让我越来越“小气”。
最后一块冰鲜肉发臭时，我内心挣扎再三，决定准备通过厨艺来掩盖臭味。然挽救失败，必须倒掉，我心生懊恼，觉得自己不仅损失了一块肉，还浪费了葱姜蒜；有天晚上饿了，打开橱柜发现只剩一盒酸辣粉，思来想去，还是舍不得吃掉：万一，这个月我会有更想吃酸辣粉的时候呢？
在不能产生“净收入”前，1kg排骨解冻后，要一切四，三份放回冷冻柜；而在团购成功鸡蛋的那天，我早餐多吃了一个荷包蛋；日常不太吃主食，现在顿顿一碗大米饭：光靠菜肉吃饱，饶是桃子家的库存也撑不住。
但最心痛的是，封控前买来的五斤春笋，想省着点吃。不料在家放了十天，剩下的三斤已经全部发黑发霉。哎，听说杭州每天十万斤早笋驰援上海，啥时候我能被援一下。
朋友
3月29日，我点进阿汉的豆瓣主页，发现他的签名被换成了：多发点朋友圈，让我多看看你们。
我想起他身在浦东，已封十天。
阿汉善良又敏感。每一次我们走到外滩，遇到那些高价给游客卖花的小妹妹或是阿婶，他都会买下。他总觉得大家生活不易，掏出几十元，哪怕被宰也心安。阿汉说，我白天被资本家鞭挞，晚上还要看到可怜的人。他说他觉得最难受的不是有钱人比他有钱多少，而是没钱人比他没钱那么多。
3月30日凌晨，我问阿汉，你吃的咋样，他说最新的要求是足不出户，点不到外卖了。我说我帮你买点，他说：“吃的另说，精神比较崩溃。“
“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我说。
“我精神崩溃不是因为没人说话，纯粹是因为对未来的前景不明朗和对周遭环境的过分共情而已。”他说。
阿汉曾经确诊重度抑郁，暂缓过国外学业，但我以为他已经康复许久。
我开始帮阿汉抢菜，如上所述，我屡战屡败。我给阿汉发了许多买菜链接，毫无疑问，仍是屡战屡败。阿汉甚至新买了一张260元的山姆会员卡，但在买完那天，山姆就暂停了他周边的配送。
外卖已经叫不到了，阿汉只剩半袋冷冻水饺。他有24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也感觉不到饿。
“累了，宁愿饿着也不想抢东西了。”他说。
“我帮你买！！”我说。
“那也是不用啦。还是有更需要的人。”他说。
“我只管我身边的人啊！”
我去找小池，问她储存的够不够，能不能分点给阿汉。我们三个是大学同学。但若不是我想起来去问，阿汉自己断然不会求助，这似乎是一些抑郁朋友共性。
小池是位优秀的金融女。有时候我会因为她做事太认真，而感到压力，但现在，我觉得我想错了。
小池把自己一半的囤货都分给了阿汉，装了五个袋子，共计十公斤，包括红油抄手、冷冻水饺、包子、虾滑、猪蹄、酱肉、腊肠等等。她叫了一单闪送，不断提高加价，直到300元才等来接单。
阿汉开了一下午的电话会——居家工作提高了沟通成本，降低工作效率，但KPI要求不变。他错过了闪送大哥的电话，在送达一小时、志愿者收工后，才去到小区门口收货。
可是，这五袋食物并不在门口的桌子上。闪送大哥有拍照为证，自己已经送达目的地；志愿者前来帮助寻找，却毫无头绪。
我提出报警，被拒绝。“算了。别找了。我累了。这种时候也没办法怪谁，我自认倒霉，大概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应该受到惩罚。”阿汉说。
我也累了，一种彻头彻尾的无助油然而生。
“我想加阿汉小区志愿者的微信。”仍有精神气的只剩下小池。
此后的发展，称得上神采奕奕。小池加了志愿者，替阿汉向对方道歉，然后请对方把自己拉入阿汉小区的团购群——阿汉鲜少与邻居来往，更不知道自己小区有团购群。
“@阿汉，给你团购了牛肉筋头巴脑2斤 ，肋排2斤 ，黑椒牛仔骨1盒、西冷牛排2盒 。快给我钱！”
“@阿汉，你们小区团购好好！我刚给你团了三盒蛋糕和甜点！”
随着情况好转，连阿汉也有力气去关心别人了。他的一位朋友连续三天物资告急，慌乱到在交友软件询问附近的人，有没有团购。
这时的阿汉已经对团购流程捻熟于心。他在网上搜索小区名，然后联系开团负责人，好家伙，居然有十几个团购群。就像小池帮助他那样，他先帮朋友团购了几单，再将朋友拉入。
一种固定的“自救”程式就这么产生:求助、被拉入身边的团购群、团购、重获生机。
微信群
3月17日，周兰的小区被封控了。她以为这不过是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却不想浦东疫情走势难料，48小时再加48小时，再加48小时，再加48小时……直至今日，他们已经被封控了二十天。
我翻了翻聊天记录。3月15日，我俩在杨浦区的韩国烤肉店饱餐一顿。封控前最后一顿外食，吃了不少肉，倒也令人满意。
按照上海市的浦东三区封控政策，唯有一整个街镇都没有阳性感染者，才能划为可以自由出入的防范区。而对于当时日增两千例的浦东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街镇是零阳性。
4月1日到3日，夫妻俩连续三天五点多起床，没有抢到任何菜。“那时候大家有点慌了，因为至少还要再封闭14天。肉和菜已经吃完了，米面还有，活下去没问题，但是正常吃东西比较难。”周兰说。
4月3日，黎明前的黑暗。周兰与邻居们加上微信，拉了个群。一晚上，群里进入了将近两百人，大多是年轻租客。周兰问临近小区的朋友要来卖肉大哥的电话，准备团购肉，168块将近7斤，堪称商界良心。还有群友联系了附近的鲜奶屋和水果铺，对接团购。
“有个邻居说她买多了鸡蛋，可以分我一板，35元30个，放在我家门口。我拿到的时候，眼泪都要出来了。”周兰说。
她转发了群聊记录给我，里面的年轻人说自己有蔬菜和肉，但不会做饭，能不能换点水饺汤圆。“水饺汤圆吃光了，但能给你一个汤锅和盐，你自己炖肉。”群里有人回答。
“到上海来为了高薪，结果刚来就隔离，现在二十天了。”又有人说。
买肉大哥也在群里。“老板能搞到生抽不？”有人问他。
“自己有点，给你了。” 卖肉大哥说。
有通行证的外卖小哥也在群里。连着两天，他都帮居民们原价代购。但很快，根据上海市商委制定的电商平台保供细则，他不符合外出跑单要求，4月7日后不可离开小区。
在他跑单的前一夜，群里不断有人@他：
“注意安全 @外卖小哥。”
“太感谢了，这么晚还在为我们奔波。@外卖小哥。”
周兰发给我一张照片分享快乐：照片上是六瓶果味气泡水。“还有香油、生抽、洗洁精，外卖小哥跑了很多家，菜给大家买齐，每家只收了二三十的跑腿费。”
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是：现在上海各个小区最受尊敬的人，是团长。在许多时刻，是团长发起的团购缓解了居民的物资紧张，比如那位吃酱油拌面的宝山朋友，在小区团购中，吃上了肉。
但团购的成功率不高。居委会不允许、物流阻碍、平台爆单、人数不够都可能成为失败原因。但这并没有打消上海市民积极团购的意愿，相反，大家去联系了更多的团购，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于是这样段子应时而生：“我已不记得我在哪个群，群主是哪位，接了什么龙，买了什么东西，付钱没付钱，转账还是现金，送货不送货，哪天送货，自取吗，哪里自取……”
市场价格
这些天，为了被绞杀的自由与时间，我身边很多女生都哭过。我的朋友小白无缘由地哭，哭着冲窗外大喊，把空荡道路上熄灭的声控路灯给喊亮了。
“你还记得我们天天讨论冬奥会的那段日子吗？像他妈的上辈子。”小白同我说。
“我们这些倒霉蛋心态已经崩了。我现在看到谁晒公司发的物资我都恨不得拉黑。”小白说。从她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物资，她就觉得残忍：她是个没有归属的自由职业者。
“我们每天给公司当牛做马的也没收到物资呢。"我与朋友小刘齐声道。
“现在秀啥不残忍。”小刘补充道，“我们在这里抢菜失败，那边说团购了两万多块Shake Shack；老小区测个核酸，名单都捋不清楚，那边已经是彭于晏测核酸的照片漫天飞；老小区里的邻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催居委会拉走阳性患者，那边是业主立约居家隔离，被认为是上海的理性之光。”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城市本就是多空间折叠。只是多数时候，各空间互不相通，我们只在同温层里生活，也只在同温层里比较。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每个空间在同层摊开。
在某些时刻，全城封控彰显了一种表面的“平等”。比如老破小里的老人与浦江高楼的年轻中产，都在微博上求助；比如年入十万的我与年入千万的基金经理，都在盒马抢菜。
而对于有些人，全城封控会是小赚一笔的机会。
一个普遍现象是，你在团购中往往只能选择贵价商品，比如99元四盒馒头。
尽管光明乳业发布的成团价格是三千元，但我们小区的送奶工要求我们必须团满六千元。牛奶团购经历了两次失败，第一次因为团不到六千元；第二次是团上了六千元，却被送奶工突然提价至九千元。邻居们好言相劝，送奶工不为所动。
我突然就在家委屈地掉下了眼泪。送奶工大哥，你看看我们小区的房价，就知道我们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时事维艰，为啥要割我们韭菜呢。
但很快，我的眼泪就被目瞪口呆而取代：原本的98元的物资盲盒，被以增加品类——比如饺子皮和食用盐——为由，加价到118元、再到138元，最后变成218元。最终，98元套餐里的那只鸡不翼而飞，赫然登场的，是218元套餐里的两盒午餐肉。
尽管上海市物价局对连锁卖场严控售价，但只要供需关系不平等，就有缝隙。在徐汇区的一个跑腿群里，跑腿小哥发出了自有渠道的礼包价格：2.5斤排骨、蹄髈4斤和一包蔬菜，合计400元。跑腿费另算，基础费100元，多户拼单则再加10元/户。
“我的闪送为什么没人接单？”朋友老楚问我。
“你开了多少价？”
“38元/8公里。我导师很久没吃到绿叶菜了。”
“你先加到100元试试。”我保守地回答。
“我特么送的菜都不值100块。”老楚惊了。
原有的市场规则被破坏了，你不能按照合理的价格进行购买。在当下上海， 闪送的价格直接50元起，我的朋友叮叮为步行十分钟的距离支付了200元，小池为相距十公里支付了300元。
可乐
我想喝可乐，特别想喝可乐。我不是每天吃主食，但我每天都要喝一罐可乐，只喝可口可乐，无糖也可以。
没有可乐的我，就像没有阳光的喇叭花，耷拉成一坨。饶是我对封控时长早有预期，也没有储备足够的可乐：谁知道封控起来后，一天能喝这么多罐。
因为工作，朋友从北京来上海。他拎着给我的可乐补给坐上高铁，我也信心满满地喝掉了最后一罐可乐。谁知，他并不被允许在上海自由活动，我也收不到可乐。他说可乐我给你留着，我说这是硬通货，一罐解千愁，你省着点，留着可以换烟。
没开玩笑。在我朋友的小区，有邻居用一包软中华，换了一瓶可乐，在另一个小区，红酒与伏特加都试图交换可乐，最终红酒胜出。而最划算的，是一位豆瓣用户，用一瓶麻油换了四瓶可乐。
京东超市和天猫超市可以买可乐，我已经分别下单三箱，但送达日期一延再延。可乐能团购，50箱成团，单价是盒马日常价的1.5倍。但可口可乐不是基础物资，社区不建议团购。想到志愿者要把五十箱可乐从小区大门送到各个单元楼门口，自己的购买变成他人的负担，我心里立刻涌起愧疚。
凌晨三点，小区群里冒出一句：“有人想喝可乐么？”两个邻居紧随其后高呼“要可乐！要可乐！”，我则贴上了可乐的团购信息。
仅此而已。几个小时后，四个晚睡年轻人对可乐的需求，被家庭主妇们购买菜肉蛋奶、尿布奶粉的讨论淹没了。团长再次重申：零食、可乐暂缓。
徐汇田林的一个小区团购了可乐雪碧，负责运输的志愿者看到堆积成山的货物后，气得罢工。在上海的可口可乐公司，4月8日累积了超过四百个团购订单，他们暂停接收新的订单。而掌握了世界上最多商业数据的彭博社，在发给驻上海员工的保障物资中，赫然加入了两瓶可乐。
这款诞生于1886年饮料，是全世界最普通的饮料。两块五一罐，在过去随手可得。但如今在这座两千五百万人口的超级城市里，可乐变得稀缺，就像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变成一种期盼。
失控感
现代社会的幻境之一，就是个体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你所拥有的一切是你个人努力所得，你可以通过消费建造自己的生活，你所求的生活，总有路径可以抵达。
小刘还有菜，但补给困难。附近的线上平台暂时关闭，团购又全部被退单。每天都在尝试新的购买途径，每天都以失败告终，反反复复的预期落空让人身心疲惫。她的父母安慰她，没事的。父亲说自己真的不焦虑，酱油拌饭过日子也可以，母亲说小时候穷，食堂只能几分钱打碗涮锅水配饭吃，现在怎么都比过去好。
这没有安慰到她，反而让她更加难过。她唯一庆幸的是，父母与她同住。“否则他们不仅不会线上抢菜，他们进了社区团购群，根本都看不懂里面发生了什么。”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由稳定的、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且运作协调的组织体制来高效运转。也就是说，我们的现代生活，是仰仗无数陌生人遵守规则、互相协作。
但在此刻的上海，高效的社会运转，变得格外艰难。
有朋友住在老小区里，小区里老人多，难以开展团购，周围配送平台又全部关闭。而她，要操心家里四位九十岁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她六十岁父母的买菜问题的。”我每天操心得都心律不齐的“，她说。
前些天，一位外地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叫肯德基？难道肯德基也关了么？又一位外地朋友在友人群里分享了自己的炸豆腐食谱，“抢点豆腐”，她好心地对我们说。
“上海，没有的抢。”上海市民燕子回答。
“外地的朋友还活在我曾经很熟悉的世界里。”燕子同我说。
但对于有的外地朋友，有些想法或许改变了：普通生活难得且脆弱，他们说。
4月9日前，几位身在外地的朋友已是着急忙慌地囤物资，一位甚至购买了冷冻柜。还有位朋友这样对我说：“我下单了十几斤肉，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昨天还买了两百块干粮，甚至买了带鱼，三大袋咖啡豆，猫的三十个罐头，可以吃到夏天了。”末了，又对我进行一记暴击：“你家物资如何？”
4月9日凌晨，广州开展了全市十一区全员核酸检测。到了白天，广州多个线上平台被抢购一空。朋友在盒马实体店拍了张几乎全空的货架给我，我发现唯一被剩下的，是几盒香椿头。
“快去买香椿头！那是春天的味道啊！”在阳台上听着鸟叫的我，不由得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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