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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两次封城:武汉怕病,上海怕饿

昨日(19日),内地新闻资讯平台《ZAKER》刊出一位网友经历武汉封城、上海封城的真实经历。

文章提到,这是作者和家人第二次遭遇一座城市的全面停摆。他曾以为经历充满悲鸣的武汉疫情后,同样的情况若是发生在城市运营更严谨有序、医疗资源更丰富的上海,结果一定不一样。

然而,在经历了上海封城后,作者写到“那些我曾经‘认定’的,都被推翻了”。

当前上海政府和公权力人员疲于奔命,许多防疫工作只能交由民间基层人员,这就导致民间防疫人员素质不一,甚至有滥用公权力的极端防控事件。(美联社)

疫情两年来,作者说:“浦东、黄浦、静安…… 每次疫情在上海冒头,都能被迅速压制,上海一直以来的精准防控能力给了我和家人极大的安全感。”

而三月初上海疫情开始时,作者的淡定态度还让同事惊讶。作者对同事说:“毕竟在武汉见过大风大浪,现在顶多封14天,不用慌。 ”

然而情况很快超出作者一家人的预期:“学校停课,公司大楼被封,越来越多的同事也进入了或长或短的封控期…… 而我们小区,尽管在3月18日提前解封,却因所在的莘庄镇是疫情重灾区,不得不继续封控。”

作者提到,今天的上海和当年武汉的不同大概是在武汉怕病,在上海怕饿。

作者对比武汉与上海封控,忆述武汉封城虽来得突然,但时值春节,家家户户本就物资充足,加上全国各地紧急驰援,超市里有几元一斤的爱心菜,水果、零食、杯面也能随意购买,“更重要的是,当时武汉人被来势汹汹的致命疫情打懵了,周围悲惨的故事一直在发生,生活质量属实不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

在武汉时,作者还曾经抱怨“二十斤蔬菜卖70元(人民币,下同)太贵,觉得一袋小蕃茄、一袋砂糖橘加五个梨卖50元简直是黑心,”但对比现在的上海,她才知道自己当年真是不懂事。

武汉疫情期间通过社区购买的70 元蔬菜套餐,包含一把蒜薹、三根胡萝卜、两颗上海青、一袋豌豆、两个西红柿、四根黄瓜和一个大白菜。(ZAKER)

上海封控后,作者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在封控初期,社交平台还总能看到有上海人抱怨为何仍未解封,家中的挂耳咖啡就快喝完,“慢慢地,大家不关心咖啡了,只关心粮食和蔬菜。谁能在美团或者叮咚抢到菜就站上了人生巅峰。再过几天,住在黄浦区的朋友已经在谨慎计划着,早餐快没了,而水果只能定量供给孩子”。

作者又提到身边人遇到的困境,“朋友的同事、一对家住浦东的年轻夫妇,不明白说好四天的封控为何突然变卦,两人连续几天都吃麦片,最后靠邻居接济的黄瓜和胡萝卜才能煮饭。老公的同事家在徐汇,和男朋友每天只靠一顿泡面或者啃两个苹果度日。朋友的弟弟年薪70万,却只能啃点莴笋叶,连胡萝卜叶子都要省着当个菜”。

作者的上海朋友称,“从来没有觉得上海这么丢人。这个一向以优雅摩登自持的城市,在疫情的冲击下,变得混乱又狼狈。”而上海市飞涨的物价,也让作者感受到“城市的折叠”:有的人仍能吃到像山直供的龙虾和大闸蟹,而那些住群租房、一个多月没收入的外地打工人,却连吃一块豆腐都嫌贵。

3 月29 日,小区门口的生鲜店里,被抢购一空的货架。(ZAKER)

作者提到,上海何曾面临过如此混乱困窘的境况。但疫情这道大考题,显然不是小小一个居委就能给出完美答案。

作者提到,市民禁足在家的烦闷、物资不足的怨气、对形势不明的疫情的恐慌,都需要有一个发泄的通道,而居委会就成为了出气筒。起初,她觉得居委是一群既没能力也无责任心的老阿姨,但当她作为社区义工和居委会接触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居委会每天都面对成千上万的工作,例如传达各种信息,组织核酸检测,帮居民配药、送快递等等。

在极限压力面前,要想维持小区的生存运转,一批社区义工其实必不可少。然而,加入义工群组中的人大多不是各种抱怨就是逞口舌之快,往往真正出力的人只有30几个,又因个人素质和沟通能力有高有低,加之和居民之间关系复杂,很快又涌现出新矛盾。让作者最无言以对的,是来自一名中年男义工传授的经验:“告诉你我怎么管理我们楼栋的,只要有一户参加了团购,我就让其他住户都攻击他,让他再也不敢买!”

然而,经互相了解认识后,其他义工逐渐和作者脑海中形成的最初印象产生偏离,“要我‘融入’他们的志愿者大叔主动帮我搬过团购的物资;曾说牛奶一律不派送的志愿者只是个中学生,却是干活最卖力的那一个,什么快递都在送…… 摘掉口罩,大家同样都是在疫情中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作者最后提到,“身边的所有人都在说,现在的上海让人感到陌生,但我想,这或许也是我们重新认识它、认识彼此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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