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地：亚速斯塔尔钢铁厂的地下墓穴

战前的亚速斯塔尔钢铁厂

引子

如果有人一定要问，人和人之间最残酷的戕害是什么？

那么，人们会模拟放出心底那个黑暗的魔瓶，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是的，我们来自丛林，我们的远祖是野兽。从东方到西方，蒙昧时代的部落生存模式，以及部落统治所必须的严厉独裁、思想专制，决定了从远古到近古的万古长夜中，人与人之间以兽性为主导的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要扪心自问的是，野兽之间，只有满足区区胃纳的杀食。并没有人类走出丛林以后，基于所谓种族/民族、国家/地域、宗教/文化、革命/理想主义名义，等等这些纯粹由人性中黑暗的控制欲，所带来的戕害。

打着这些名义的所谓文明，难道比野兽更文明？

是从野蛮到文明，还是从野蛮到堕落？

一、人际关系野蛮的极致：生殉

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大门前公开认罪”，史书记载，他“乘坐囚车，身穿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在那里搭起的行刑台上，侩子手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谋刺奴隶主者固然死得悲惨，但效忠奴隶主，甚至和奴隶主朝夕相处、而并无一丝一毫睚眦者就能免祸吗？

答案是不能。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朱元璋下诏让曾为他侍寝的 40 多名妃嫔殉葬，开启了明初皇帝大殉葬的先河。

殉葬，就是把人封闭在墓穴中，由于中国史书为尊者讳的传统，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从正史中寻觅到殉葬的真实细节。

唯有一次例外。这个记述者是朱棣妃子韩丽妃的乳母，她叫黑金，与韩丽妃同是朝鲜人，在韩丽妃临殉之前，明仁宗答应了韩丽妃放她乳母回国的请求（虽然事后皇帝后悔了）。这个发生在天朝上国心脏部位的、骇人听闻的野蛮场景，也就随着这位朝鲜乳母流传了出来。

1424年，永乐最后一年的秋天，随着朱棣归天的消息传出，宫中昔日争宠得逞的妃嫔们吓破了胆。因为她们知道，跟皇帝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们，没有后代的，只能陪着死皇帝死——殉葬。

是日，继位大宝的明仁宗为父亲的女人们在朱棣花14年建成的北京紫禁城广场上摆了十几桌宴席，女人们吃完她们人世间最后的一餐，哭哭啼啼地来到停放皇帝灵柩的仁智殿上。

殿中放着长长的两列木桌，每个木桌上面粗大的房梁上垂下一根长长的白绫。临殉前，她们哭声震天，瘫软着被太监扶上木桌，很快，哭声停止，长长的两列雪白缟素随同她们美丽的躯体，悬挂在灵柩的前方轻轻摇荡。

然而，在上古时代，曾普遍存在过活殉，那就是把活人驱赶进死人的墓穴，然后封闭，任其在地底墓穴的黑暗中慢慢饥饿、虚弱、窒息、死亡、腐烂。

孔子删存《诗经》时，留下了上古史关于活殉的证据：

秦穆公死的时候，搞了177人的生殉，其中有他的近臣子车氏兄弟三人，这三人都是很能打仗的将领。

他们进入墓穴前哀吟的诗句，被当时的人记录下来：“临其穴，惴惴其栗。”（《秦风.黄鸟》）

他们巨大的恐惧和悲哀，隔着几千年都能感觉到。

明皇陵神道

二、命令：封闭亚速钢铁厂墓穴

当地时间4月21日，一条在笔者看来骇人听闻的消息公然出现在各大通讯社的头条。

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国防部长绍伊古，绍伊古向普京汇报了当前马里乌波尔的情况。

绍伊古表示，马里乌波尔是民族主义“亚速营”的首府，除亚速钢铁厂外，俄军已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绍伊古说，目前大约有2000多名武装分子被包围在亚速钢铁厂内。

绍伊古汇报了部队进展，打包票说：“完成亚速钢铁厂的作战行动需要大概3到4天。“

笔者第一时间观看了俄罗斯媒体公布的视频，视频显示，在听取绍伊古的介绍后，普京表示，绍伊古建议对亚速钢铁厂进行强攻的计划并不合适，要求绍伊古取消强攻作战，采取围困行动包围亚速钢铁厂。

普京说：“我取消对亚速钢铁厂强攻的命令是为了保障俄军人的生命安全。但是，你们要保证一只蚊子都不要从那里飞出去，我们没有必要再爬进那个地下的墓穴。”

这条消息传出后，各种评论如山呼海啸一般席卷了全球。尤其简体中文圈，主要观点集中在两点。

一、普京是仁慈的人道主义者，俄军是仁义之师，在明明有100种手段消灭敌人的情况下，因为顾惜生命而停止了军事行动。

二、乌方和国际社会的呼吁起了作用，因为地下城内有5000伤员和1000多妇女儿童，所以俄国人要留一条后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斩尽杀绝。

然而，事实情况是这样吗？

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俄军在攻击马里乌波尔的50天战斗中，仅短暂地开放过通往俄占区别尔江斯克的撤离通道，撤走了大约5万平民。随后在明知城区有大量妇女儿童的情况下，动用重型火炮，无差别、昼夜不停地对居民区进行了猛烈轰击。

大量马里乌波尔的卫星照片显示，全城一片焦土，断壁残垣，居民楼整排的窗口吐出烈火浓烟，可以想见，这座地狱一般的围城中那些平民的命运。

马里乌波尔破坏情况详图：红色越深，毁坏程度越严重

其中，俄军某独立重炮兵旅3月19日猛烈炮击了藏有1500名妇女儿童的马里乌波尔剧院，俄军炮兵不顾剧院广场前后有巨大的俄文“儿童“字样，直接将剧院炸成一片废墟，从城市失陷后用无人机航拍的视频看，剧院被完全炸毁，广场前后俄文“儿童“字样清晰可见，从没有发现任何清理痕迹推断，至今仍有大量妇孺的尸体埋在剧院瓦砾中。

炮击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屡次请求俄罗斯领导人允许马里乌波尔平民撤离，法新社报道，俄领导人的回答是：除非乌克兰“纳粹“”放下武器，否则俄军不可能允许平民撤离。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攻城50多天了，按说够上国际法庭1万次的事都干了，难道面对这最后的几千残兵和妇孺，就突然人道主义了？突然“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了？

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意图用最残酷的方式——饥饿、窒息、羞辱，来消灭这几千名乌克兰军民。

而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以笔者长久以来对这个人的观察看，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深处对抵抗者、对敢于对他说不的人的刻骨仇恨。

因为这些人羞辱了他，这是他这样的人万万不能接受的。

说穿了，他要这些人为他无法实现的欲望殉葬——事实上的殉葬。

三、从“亚速纳粹分子“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绍伊古改口？

前天，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向普京汇报时称：马里乌波尔是民族主义“亚速营”的首府，除亚速钢铁厂外，俄军已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

笔者注意到，很多人认为俄方这个改口有重大意涵，甚至有人分析俄方有向亚速营示好诱降的意思。

笔者对此颇为怀疑，因为这既不符合俄罗斯领导人的性格，也不符合正常的逻辑。直到今天特意请教了相关专业的朋友后，才了解到这里所指的“民族主义”有特殊语境含义：

实际上，长期以来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宣传里面一直把几个称谓换着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提到的——“Нац?онал?ст?в“，被中文直译为“民族主义者”。

但这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俄罗斯对乌开战的语境下等于 “班德拉主义者”，等于“纳粹主义者”。

绍伊古大将把亚速营称呼为“民族主义”，其实还是扣的以前那顶同款纳粹帽子。

那么，在今天这个法西斯帽子互相乱扔，纳粹主义的脏水泼来泼去的时代，这个法西斯、纳粹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篇幅原因，笔者不深入展开，借绍伊古这个机会简单说一下吧。

法西斯主义，原意是“束柴“，是指用很多木头将一个斧头的手柄缠绕起来的一种象征物。象征“团结、力量、爱国、集体主义。“是南欧古代文明中的一种象征，后来这种象征性被罗马帝国接受，并且以此作为执政官的一种权力标志物。

古老的束柴图案，有的时候还会用一些月桂花环来装饰。在罗马时代意思中，法西斯进化成为了一种代表“团结、理智和刑罚“的象征。

到了近代，这种象征被很多信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国家使用。

相信很多人认为我说的是德国、意大利。其实，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就用的法西斯象征。美国自由女神像手里最早就是拿的法西斯战斧。1930年代德国红火的时候，国民政府一些要人，还公开宣传过法西斯能救国。邱清泉从德国陆大毕业回来，动不动就是：嗨！希特勒！被人称为德国将军。

直到后来德国人干了太多骇人听闻的丑事，法西斯才臭大街了，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这是后话。

法西斯主义核心是：民族主义，种族歧视，社会达尔文主义。

纳粹时期的大部分德国人都狂热地相信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止德国，当时的世界各国，几乎都相信这个。

有的国家不提法西斯，但却把民族主义顶在头上，在那个时代，你不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都不好意思聊天。

民族主义，简单说，其本质是远古人类部落时代遗留下来的野蛮思维，由于物质匮乏，环境恶劣，丛林时代的个体，只能依靠部落生存，即以自由换取安全，在集体狩猎中以服从纪律和个人牺牲来换取食物和认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思维，和不论是非（人性善恶），只论立场（部落利益）的野蛮价值观。

在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中，民族主义可以为部落带来安全，但其负作用是，由于个体为了集体利益放弃个体自由，则带来了部落首领控制欲的膨胀，就必然形成了专制主义和奴役的温床。

这个话题展开太大，今天就不说了。

民族主义的巅峰是一战和二战，二战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和原子武器的诞生，惊醒了政治家和知识界，战后的欧美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彻底反思，以“以人为本”为核心构建了普世价值观。普世价值观的特征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种族民族无界限。1950年后，普世价值和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一起，构建了战后西方文明的基石。

要说普世价值，有些人讽刺地称为圣母，其极端就是今天的白左，其实当今欧洲的主要国家都是白左政党，普世价值是和种族/民族主义绝对对立的，近年虽然有一些乱象，比如政治正确泛滥、养了很多躺平的懒虫。但我们必须看到，欧洲存在上千年的宗教战争、民族主义战争却随之消失了，人们免于战争的恐怖了。

从苏联解体后，欧洲各国几乎解除了军备，放弃了国界。以至于政治学家福山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乐观断言：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完美也是最后一种社会制度。

再谈种族歧视，其实就是上文所说的部落思维遗传，这个比较好理解，其核心就是排外、地域歧视，比如我是白人，比你黄种人高贵。我是日本人，看不起你中国人。我是某某地方人，你们外地人如何如何。岐视的对象不同，但其野蛮的核心是一致的。

至于其心理机制，不外乎就是高喊排外，向自己的部落献媚，以获得群体认同和安全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自我获得虚幻的虚荣——演给自己看。

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认为种族民族战争跟生物进化一样，是自然规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弱，就该死，打不过，就灭国灭族。

总之，当时的大多数民族国家，尤其是德国人，都狂热地信这套，这才选出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

扯远了，有点累，今天文章到此为止。

后记

1989年，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几年后，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必然）冲突》，其观点与福山大相径庭。

几年后，福山在书评文章中委婉批评了老师的理论，随后两人逐渐疏远，在亨廷顿去世前3年，两人终于和解，亨廷顿委托福山修改自己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而最终，福山正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才修正自己的最初观点，撰写了《政治秩序的起源》。

苏联解体的前夜，人类似乎看到了光明的前景，那时尚年轻的福山意气风发地说：历史在此终结。

然而，社会制度的发展，永远改善不了人性中某些天然的东西。

1945年，希特勒在总理府地堡中命令城防司令炸毁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想让整个德国为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所谓雄图大略殉葬，他喃喃地说：如果日耳曼民族是个弱者，那么它将不配存在。

在这个春天，历史并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