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被封45天，复旦到底生了什么？

我问的复旦学生和老师表示没有见到过“催泪瓦斯”；

我问的复旦学生和老师没有见到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校园内被打；一位文科系老师说，张维为目前应该不在学校内；

2022年3月13日，复旦大学宣布封校。

2022年4月4日，复旦大学宣布封楼。

至今。

复旦封校45天了，校园里发生了什么？

按下发送键前，我反复纠结要不要将通篇文章改为“东北某高校”。有一种论调是，“别给自己的母校抹黑。”我的确毕业于复旦，也毕业很多年。在复旦度过的四年，至今是我最为怀念的时光。这里有许多我尊敬的师长，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复旦曾经这样重要地影响过我，我在复旦学会的许多道理，至今令我受用。

正因为此，我才觉得更应该让校园里的声音发出来。

疫情正在改变全上海人的生活，象牙塔中的学生，是否也在经历着他们生活的改变？

—

复旦发生了什么？

4月20日，复旦大学的官方微博突然发表一篇声明：“近日，有网络传言造谣’复旦这会在搞事情了。’学校在此严正声明，目前校园平稳，师生同心抗疫，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均正常。我们对这种无中生有、扰乱抗议大局的造谣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已向有关部门包干，提请依法依规查处。”

4月24日，上观新闻发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解放日报记者求证安静的复旦，“喧闹”的复旦》。文章提到，4月23日是复旦试行分区域网格化管理的第一天，复旦的学生可以按照规定，分批错时到校园活动。这篇采用散文化写作方法的“新闻”报道里，只有一位大学生接受了采访（名字没有打码）。在记者的笔下，这位学生觉得复旦比往常静谧，岁月静好。

2021学年的复旦本科新生就有4022人，这篇报道在网上引起两极化口碑。不少复旦学生认为，“岁月静好”不是现在的心理状态。

复旦里究竟是什么情况？

几位在校内的学生和老师叙述了一下这些天学校发生的事。这些声音当然不是学校的全部情况。但我想，叙述的人越多，拼凑起来的事实就越接近真相。在当下如此特殊的时期，值得将这些当下记录下来。哪怕只是记录而已。

欢迎更多的留言和补充。

3月13日，封校

3月13日是个周日。上海学生J刚好回家度周末。这天早上08:59分，复旦大学公众微信发布了公告《关于启动校园准封闭管理的通知》（2022年第1号）。

通知称，3月13日20:00开始启动校园准封闭管理，在校师生不离校。“以单独校门区域为单位，师生不跨区域流动，校区内班车暂停运行。准封闭管理时间暂定为2周，结束时间再行通知。”

某班级的群内通告

J说，学校的意思是在沪有固定居所的师生可以申请离校居家。经审批后有序离校。如果需要返校，也需要提出申请，经审批批准后可返校。外来人员原则上不进校。

J想，那就先在家里待着吧。2020年的疫情也是这样，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总之在网上上课。

D也是上海人，但男朋友在学校里，她不想“异地恋”，也不喜欢在家里听父母唠叨，所以她决定留在学校。

至于教学活动，学校官方也做了说明。暂停线下授课（含实验课程、临床实习等）。在校居住的学生暂停校外实习。

准封闭管理期间，食堂暂停堂食，提供打包外卖服务。购餐时需要全程佩戴口罩，做好1米间隔。图书馆、自修教室、体育场馆仅对本区域师生开放。游泳馆暂停。

学生还是可以正常领取快递，但学校希望师生能“尽量减少网上物品采购”，快递均需要在校门外卸货，经规范消毒后由菜鸟驿站转运至相关站点。东区快递柜暂停使用，学生可去本部驿站取件。

学校的校医院等应急服务均正常运转，如果需要转诊，向院系申请，就诊后观察并完成两次核酸检测后即可以由防疫车送回宿区。

大多数学校老师都回家了，少数有校工工作的辅导员等专职人员留在了学校。上海的学生回家的也很多。一位青年文科教师说这是他了解到的情况。

“气泡”和“虚拟通道”

给不熟悉复旦的读者普及一下复旦校区的情况。邯郸路校区指本部、东区、北区，南区，目前复旦的大部分专业都在邯郸路，所以这个校区又复旦人称为“本部校区”。南区被邯郸路划开，有文科楼、图书馆、美研中心、管理学院、南区宿舍等；东区又被国定路划开，有新闻学院、东部宿舍等；北区是大多数研究生的居住区，给北区发饭的志愿者告诉我，北区有一百多栋宿舍楼。除了东区之外，本部、南区和北区都有自己独立的食堂。需要坐校车才能抵达的江湾校区、枫林路校区等不在本文叙述对象中。

“防疫气泡”是最近才提出的。本部和北区因没有校外马路阻隔，划为一个气泡；南区和东区各为一个气泡。为保证防疫安全，气泡之间不能发生人员流动，每个气泡都是一个封闭的管理区域。

但封闭并不是绝对的。东区气泡内并没有食堂，就餐时，东区人必须前往本部气泡内的食堂。

校方的应对措施是，启动一个东区气泡和本部气泡之间的“虚拟通道”。在3月14日复旦大学官方公众号中，校方回复了关于食堂吃饭、快递、外卖等学生最关心的十个问题。文中指出，“每天早晨7:00~8:00、中午11:30~13:00、晚上17:00~18:00，东区、政通路宿舍与本部校区区域内开设虚拟通道，用于学生前往本部食堂购餐等需求。”

有学生提供了官方发布的虚拟通道运行时的场景。由学生志愿者拉线，东区寝室的买饭代表被拉在线内从斑马线过马路进入本部。有学生评论这种方式像“幼儿园小朋友过马路”。但校方认为，这样做“有助于防疫”。

一位住在东区的同学告诉我，辅导员要求他们一个寝室派出一个买饭代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传播、造成拥挤。

“那这个代表怎么知道大家要吃什么？”

“就只能说大概吧。非常时期，大家都理解的。别人帮你去买饭已经很不错了，不太好意思提要求。”

“那么假如一个宿舍有两个人去买呢？学校也不知道吧？”

“据说有志愿者会在食堂门口勾名单，去一个宿舍，勾掉一个。但我没有见到过。”

“这样志愿者的工作量不是很大？”

“是的，志愿者很辛苦。”

“志愿者都是学生吗？”

“基本是的。大家报名。”

封楼，4月4日凌晨的官方通知

本科某系同学在4月4日凌晨2:08分收到班级群内通知。通知里要求从4日开始，学生足不出楼。食堂会以套餐形式派代表固定路线去食堂取餐（本部）或者去楼下取餐（东区及政通路），戴好口罩做好防护。虚拟通道关闭，接驳车停运。

也是就说从这天开始，大家无法去食堂自己买饭了。一日三餐都由志愿者送至楼下。至于外卖，学生D说，她自己接受的最后一个包裹是3月30日的。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线上买过东西。

一位曾经参与过北区送餐、进行过统筹工作的研究生同学A跟我讲了送餐流程。

志愿者非常辛苦，前一天晚上由统筹组按照自愿报名的志愿者名单将大家分区。一个志愿者大概负责3栋楼，每栋楼大约80份餐食。在送餐时间，需要提前一点去领一次性防护服，进行自我消杀，然后去本部食堂领饭。按照各自的送餐名单，将相应数额的饭分装到盒子里，再用小推车运走。送到楼下，与楼长交接。顺利的话，一次送餐过程大概1个多小时。但不顺利才是常态。比如餐盒的数额搞错了，就需要事后由专门的志愿者跟食堂联系补餐。早饭是最麻烦的，有些同学起晚了，比如8点送到的餐，十点才起来，发现饭没有了。那再去协调就很麻烦，实在协调不过来，就只能跳过这餐。一天结束后，志愿者需要对当天的送餐进行总结，志愿者统筹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尽量避免第二天出现同样的错误。

送餐的流程经常发生改变。比如由一个同学送三栋楼，改成三个同学一组一起送餐。改变的目的是“减少志愿者人数，减少聚集”。但每次更改规则，都需要长时间的磨合，最初一两天非常混乱。

接受采访的时候，A说4月24日这天的应该是5点多就领到的盒饭，她等到晚上7点半才吃上，4月25日也是7点45分才吃上饭。

“那么同学们吃到的饭都是冷的？”

“热的冷的大家已经不是很在乎了。毕竟这个饭是学校免费发的，大多同学都是理解的。志愿者也的确非常辛苦。碰上改规则第一天，我听过有志愿者2点睡5点起来。”

“所有的人都吃一样的饭？有不同的套餐选择吗？”

“只有清真和非清真两种。”

女生宿舍的摄像头，官方回应

“做梦想开学”的公众号发表了复旦女生宿舍摄像头事件的文章：《疫情之下也有隐私权：关于FDU女生宿舍监控问题》（此文现在已经被发布者删除）。

4月16日，几名穿大白防护服的工人持工具进入2号楼，查看盥洗室等处天花板走线情况。

4月17日，本部7号楼有同学反映有工人进入楼内。楼里女生担心安装摄像头会侵犯大家隐私。但2号楼同学转发了驻楼辅导员的答复，“（本部）没有加装摄像头的计划，但一楼门口作为公共区域是有摄像头的，如果检查组抽查，会抽查该区域，比如在宿舍楼门口领取物资时是否佩戴口罩。”

4月18日早晨，一位7号楼女生用手机录下了一段与操作工人的对话。“师傅请问能问下你装什么吗？”“装监控。”“在哪里装？”师傅手指了一下入口处的天花板。“每栋楼都会。”“我的意思是，我们楼里除了这个位置还会装吗？”“四个门四个。”师傅手指了一下位置。

4月18日中午，楼内同学转发学工部从保卫处获得的消息，称没有新装摄像头的计划，只是修复门厅原有的摄像头；并称会提高楼外人员进出的防护等级。

这几栋楼女生的顾虑是，这个位置的摄像头会拍到东侧浴室门口，也可拍摄到全楼女生洗澡前后穿着单薄衣服或者披着浴巾途经门厅、吹风机等处的图像。

4月18日下午14:30分左右，学校保卫处和学工部各派一人去2号楼，这两位的说法与之前装修工人的说法完全不同，称来2号楼、7号楼只是为了在中庭核酸点加装监控，不存在重启或者修复的问题。

而学生们的问题是，为什么2号楼和7号楼的工人都声称自己前来“装监控”，与保卫处和学工处的答复完全不同？

4月18日下午19:12分，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表学工处的声明。声明中称，在女生宿舍浴室门口装摄像头是“不实信息”。“根据上海市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的相关标准，2020年以来，学校陆续对学生宿舍出入口、公共走道等配置了摄像机，安装位置不在浴室、卫生间门口。”“学校对个别宿舍楼门厅缺失信号的摄像机进行了维修，并无新装。”

笔者就这个问题，咨询了两位律师。律师认为，如果是在出楼的走廊，这应该属于公共区域；但如果可以拍到公共水房，卧室内没有独立卫生间等配套，而每个宿舍又是分单独性别的（比如女生楼、男生楼），走廊应该属于隐私范围。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至于这个监控的作用，复旦的辅导员对学生传达的解释是，如果发现有学生在走廊、水房等公共区域不戴口罩出入，将被“通报批评”。

腹泻事件，无官方回应

小M给朋友发消息，“是身体在哭，汗水浸湿了白色单衣。强烈的眩晕的感受像是上了治疗疯癫的器具，旋转机。肠胃麻木，手指烂如麻绳。呕吐呕吐。”

4月4日封楼之后，所有的在校学生只能吃食堂提供的三餐。

一份来自4月18日东区学生的统计表格中，从4月17日晚餐之后，有大约60名同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

已做相关隐私处理

生病的同学们被发到了马丁咛、小盐酸片等肠胃药，老师叮嘱他们要多喝水多休息。

“你们知道吃了什么导致这样？”

“我们把有症状的同学吃了什么都列在了excel表格里。”

17日当晚大家吃的食物是：莴苣鸡丁、鸡腿、生菜、洋葱牛肉。

“学校方面有没有出面回应这件事？”

“没有。只是发了药。”

但一位研究生说，还是要谅解食堂和学校。前几天北区也出现了豆浆凝固的现象，食堂发现问题后将所有的豆浆都倒掉了。但后来追溯原因是烫得过热。

人人都如惊弓之鸟。

封闭常规：核酸、抗原、转运、看病……

3月13日封校后，常态化核酸，大概一周一次。

4月1日开始，1日、3日、4日、6日、10日、17日、19日均做核酸（北区数据，其他数据可能会略有不同）。

抗原从4月4日封楼开始，一开始每天一次，之后到每天两次，间隔8小时。如果当天有核酸，就减少一次抗原。

所有的抗原试剂都由志愿者负责分发，楼管理员统筹。每个楼有各自的楼群，管理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做，比如发抗原、收集信息，及时在学生和校方之间做沟通。本科生的管理员由研究生担任，研究生的由博士担任，博士的由讲师担任。

学生们都认可，最忙的是这些管理员。他们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在看群，发通知、收集各种信息上。志愿者也非常辛苦。绝大部分志愿者是学生，他们出门时要穿上防护服，出去回来都要进行严格的消杀。但很多同学还是抢着去做志愿者，因为这样可以出楼看看。

4月16日，在复旦已经封校34天后，六号楼中出现一个阳性学生。7号楼的一个女生透露，6号楼中与这位学生的密接都被拉去常州隔离。学校给的结论是，物传播。所以学生们开始自己兑消毒氯水做室内消杀。因为许多宿舍楼没有独立卫生间，整栋楼都在一楼的公共浴室洗澡。老师通知大家，出去上厕所、打水、洗澡都必须要戴上口罩，进寝室前需要对鞋底消毒。

近两周，阳性还在不断出现。密切接触者均被转移。

做过学生工作的A说，当时北区有一位同学的脚骨折。但校医院已经关门，也无法送到外面就医。院系领导想了很多办法，从外面的渠道为她送了一副钢板固定。钢板是自己装的。“这已经是校方千方百计才好不容易弄到的。”

按照国家医保局公布的信息，抗原一次的单价15元，一天两次就是30元。即便只有一万人在校，一天的抗原价格也有30万元。校方目前没有公布在学校的师生实际人数。

4月23日，网格化管理

复旦从4月23日开始试行“分区域网格化管理”。每天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学生可以按区域分批错时在校园活动。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定，每个人都不能走出自己可活动的区域。

在上观新闻的报道中，得以出门放风的女孩说，“有一种和大自然拥抱的感觉。”

但Y同学不这么说，“可以下楼后我感到强烈的难受。我们被如此清晰地告知，被允许行动的边界在哪里，边界从未如此清晰过。”

而为了男朋友才留在学校的J说，两人目前还是“异地恋”状态。之前封楼自不必说，现在能放风的时间不一样也还是无法牵手。放风时会跑到对方的楼下，另一个在楼上的从窗口探出脑袋，就这样看一眼，说会儿话。

之前在网络上因为摄像头事件发酵而受到影响的学生说，许多人在网上骂她们，说她们是在“打拳”，矫情，给学校添麻烦。女孩们发给我看那些让她们难过的评论，“造谣可耻！”、“特殊时期管好自己别再给学校添乱吧！”“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直接引起舆论，然后自己消失。”

“这不是你们的错！”我安慰她们。这安慰很苍白，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

手记：教育之本

不管多么象牙塔，高校其实是微缩的一个小社会。大社会中的一切，这个小社会中都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高校会纯粹一些，可能这只是很多人的一厢情愿（我很不愿意承认这点）。

与几位学校的勇敢的女生交谈时，她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她们不在乎公布自己的名字。我当然明白她们，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走来的，那么简单、纯粹，理想炙热滚烫。但我还是将所有的信源小心翼翼做了处理。没有人知道风暴会是怎样，没有人能预判会发生什么，文章一旦发布，它的走势就不再能由个体来控制。往哪里发展，有时候，运气占了极大的比例。

就像那位接受上观新闻记者采访的年轻的女生，她如此稚嫩，根本意识不到这个访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但记者自己应该知道，她知道自己的动机，她没有保护这个女孩。

任何时候，孩子们都不应该成为手中的工具和武器。在任何时候。

我努力将复旦45天封校以来的日常生活做了一个梳理。没有什么外面传的那些“大事件”，与满天的谣言相比，校园里甚至显得过于平静。孩子们都很善良，充满正义感，也特别优秀。但孩子们的确在煎熬和痛苦着。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看不懂很多突然宣布的规则。他们只能接收这些，因为这些关系到他们的奖学金、他们的评优，说严重点，这关系到他们的前程。他们能反应的渠道不过是班级的辅导员，宿舍楼的楼组长，甚至连许多老师都说不上话。

一位复旦的青年教师说，“他们有各自不舒服、难受的个人体验，但人和人在心灵和交往上是隔绝的，因此都独立处于痛苦中，却无力去对抗什么。”的确是这样，我这次接触的学生普遍都有这样的状态。

许多规则的确经不起推敲。又要禁足，又要流通；一个人出寝室和两个人有什么区别？复旦的老式宿舍楼本来就不具备隔离条件，既然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共用水房、浴室、厕所，在走廊里戴不戴口罩又有什么分别？何至于就要为这样的形式通报批评？

我与敬重的老师讨论这些规则制定者的动机。病毒能消失吗？一个明显不可能消灭的东西，却要“社会面清零”怎么办？人人的出发点变成“要交代过去，我采取了行动！”动作做了，至于有没有用，我尽力了。

被用来证明这种行动的学生们就这样被裹挟在了整个事情中，和外面的大社会一样，所有上海人都无法躲掉的，学生们同样躲不掉。上海人痛苦吗？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太痛苦了。我们不是不能吃苦，但我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承受这样的痛苦？今天凌晨三点居委会还是被通知我们要去核酸，结果早上还没开始，系统就大崩溃了。过了半小时，敲门送进来20个抗原试剂。

大多数通知都是深夜发布。甚至深夜上门转运老年人，深夜拉走一岁不到的婴儿。哪个环节错误了?一级一级的命令传达下来，大家忙得崩溃，忙得吃不了饭睡不了觉，到底要向哪里交代？要交代出一个怎样的结局，才能满意？

本部气泡中没有文科图书馆，学生们无法去图书馆查资料，论文要怎么写？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影响。2019年的本科生，经历两次大疫情，反复上网课，他们曾经那样憧憬过的校园生活，变成了这样？这是最珍贵的大学生活啊！又有谁能给他们一个交代？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花开不败》，写我经过一整年的努力，从学渣奋斗进复旦的过程。那篇文章激励了无数我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如此努力，咬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考进这所学校。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顶尖优秀的学生，这样的大学，会不会令他们失望？

我至今记得在第一教学楼前（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计算机楼），光华大道前那块我们曾经每日要进过的复旦校训的石匾：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笃志”和“近思”，令学生们如此尊敬着的并完全信任着的校方领导，做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