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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保供司机露宿18天 邻居锁门不让进

孙波打了地铺,晚上睡在街上居委会为他搭的简易棚下 澎湃新闻

4年前刚到上海的时候,孙波的朋友圈里出现了一栋夜色下灯彩霓虹的高档酒店。从那里往南一公里外的弄堂里,孙波和妻子安家(电视剧)在一间8平米的阁楼,跑起了快递运输。

随着这轮疫情爆发,孙波成了运送保供物资的司机,在核酸阳性之后,他在驾驶室里待了6天等来转运。当孙波结束隔离,回到一直生活的建国东路39弄,弄堂的大门从里面被反锁了起来。

孙波不得不开始了一段露宿街头的日子,期间他又去弄堂口沟通过几次,但门里反对他进去的居民从没减少过。过去的半个多月里,所有人的立场都没有松动。

孙波坚持自己回家的权益,居民们怕复阳、传染、延长封控,不能接受一个在别处感染的“外人”带来隐患。居委会说,在给居民讲了政策和医学知识都没奏效后,他们也没什么办法帮孙波进入弄堂了,他们还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把防疫工作继续下去。

刚到上海时,孙波兴奋地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货车

39弄的8平米阁楼

孙波的老家在安徽滁州来安县,一个距上海300多公里的村子。到上海前,孙波靠运输谋生,在各地跑零活。2018年9月,孙波贷款十几万买了辆厢式货车,签了五年合同,成了中通快递卢湾二部的一名货运司机,开始在上海跑市内的快件运输。

来到上海几天后,孙波的朋友圈里出现了一栋夜色下灯彩霓虹的高档酒店,从那里往南一公里外是建国东路39弄康益里,弄堂里一间8平米的阁楼,成了孙波和妻子在上海的家。

他看中了老房子房租便宜,附近的楼房月租都要四五千,这间阁楼只要1300元,离工作的网点又近。阁楼在三层,二十多平米被分开租给了三家人,孙波和妻子住在面积最小的一间。顶着斜下来的天花板,“总是磕到脑袋”成了孙波住在这里的苦恼。

著名作家巴金也曾暂住在建国东路39弄,他后来在作品中回忆,身处这样逼仄的环境,睡在床上,常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的打闹声。同样住在这里,孙波不会听到夜晚的吵架声,他的生活是典型的昼伏夜出,白天休息,晚上跑车。

刚到上海不久,孙波还在朋友圈发出过,他那辆沪E牌照厢式货车的照片,配文“发财就靠你了!”那天他显得很兴奋,隔不久又在下面的留言里说,“朋友们有时间来上海玩,我带路。”

孙波确实需要“发财”。妻子成莹在瑞金医院做保洁员,每月进项四千多一点,两人每月要还老家三千多的房贷,还要负担油价连涨后每月三千多的油费,一千块的车辆挂靠费、保险,再刨掉两千多的房租和生活费,孩子上大学一千多的生活费,能攒下来的钱很有限。

这样辛劳奔波的日子持续了四年,直到今年3月12日晚上,孙波又从家里开车出去载货,第二天一早回来,39弄所在的建一社区已经封控了。孙波去了附近的外甥家借宿,他以为,这只是疫情中的一次小波折。

孙波的保供通行证

待在驾驶室里的6天

往后几天,上海疫情继续蔓延。孙波也在3月20号前后拿到了一张编号为183的青绿色《上海生活物资保障通行证》。他运送的货物从平常的快递包裹变成了保供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每天任务就是从总部把物资运回卢湾二部网点。

这样的保供运输生活没能持续太久。上海市要求保供司机每三天进行两次核酸检测,3月31日晚上5点多,孙波接到通知,他早上做的核酸结果异常,并询问了他所在位置。就在几天前,孙波所在的网点已经有一名客服人员核酸阳性。

孙波这时已经到了公司,遵照疾控人员的要求,他把货车停在门口,人也待在了车里。到了第二天,才有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赶来,他们没有立即将孙波转运,而是在他的货车周围拉上了警戒线,车门也贴上了封条。

等待转运的日子很难熬,开始时,孙波靠同事从车窗递进来的蛋糕、泡面解决吃饭问题。之后几天,同事中感染人数越来越多,网点也被封闭,他又靠着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接济撑了几天。

这段时间里,孙波的吃喝拉撒都只能在车里解决,小便还好说,但驾驶室空间有限,解大手成了难题。他尽量少喝水、少进食,但两三天总要解一次大手。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只能把车门打开一点,在车门旁用塑料袋解决,然后再用车上的酒精消毒液消杀。

“我们开的中型厢式货车,不比私家轿车,驾驶室里是站也不好站,躺也不好躺。”那段时间资源紧张,孙波的同事单师傅在车里等了十多天才被转运,他形容,人好像被“卡在里面”似的。

孙波数着日子等到了4月6日,救护车把他转运到一家被改建成隔离收治点的酒店。到后来孙波才意识到,这段在酒店的隔离生活,成了最近两个月里,他过得最好的日子。

被拦在弄堂门外的孙波

被反锁的弄堂

4月20日上午,孙波拿到了《解除集中医学隔离证明》,他回到建国东路39弄门口,做好抗原检测和信息登记后准备回家。

在孙波的描述里,回家过程中的第一次“不愉快”就此开始。弄堂的卡口里走出来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当听到孙波不是从39弄被转运隔离的,他表示,既然不是从本小区拉走的,就不能进去。“你是从哪里被隔离的,就回哪里去。”

孙波向正在建国东路上巡逻的警察求助,警察说他可以回家,让他到居委会找工作人员。孙波去了居委办公楼,在那里,他遭到了一位黄浦区下沉驻点的干部的质问,“问我是怎么进来的,我说自己是小区居民,来报到是为了回家。但他又打电话叫来几个人,还说要把我扔出去,边说边拎着我的东西往外扔。”

争执过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核实孙波的身份,需要房东出具的租房合同。孙波是从二房东手上租的房子,第二天才能拿到合同。于是,孙波托居委会工作人员把妻子成莹准备的被褥拿出来,4月20日这晚,他在街上露宿了一宿。

前述黄埔区下沉驻点的干部告诉深一度记者,那天发生争执,是因为孙波未穿防护服,就擅自闯入了居委会办公的封控区。当时也不能证明他是住户,所以当晚没让他进入小区。

4月21日,孙波将各种证明备齐,晚上8点多,社区通知孙波可以回家了。妻子成莹先把他的铺盖拿上楼,不到十分钟后,成莹再次下楼,发现弄堂门被居民从里面反锁了。“孙波就在门外,门里有二三十个居民,拼命喊着不让进。”

孙波说,他隔着门向居民解释,自己是运输保供物资的司机,也是为了上海防疫。但依然有居民喊道,“你从哪个车队来的,就回哪个车队去!”

孙波也激动起来,他冲门里喊:“你们没有资格、也没权利锁门。居委会和警察都在这,你们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但在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孙波,门被居民锁起来,她也没有办法。

事后,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她曾向居民解释,既然孙波隔离回来,就说明没有传染性了。但居民情绪很激动,当晚没让孙波进去,也是为了孙波的人身安全。“如果他当时强行进入,说不好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居委会要把这个风险预见到。”

那晚,僵局持续到近11点。孙波坚持,按照政策,自己回家是正当的。但居民们一直态度坚决,不肯开门。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他们和驻点民警都在给居民做思想工作,但他们太激动了。居民们主要担心两点,第一是孙波从方舱回来有可能复阳,继续传染。其次,弄堂从3月12日开始封控,孙波是在外面感染了新冠,所以觉得他进来不安全。

这名居委工作人员尝试分析居民们的心理,截至4月21日,39弄内部还没有出现过阳性病例,是干净的。“他们担心再有新的阳性病例出现,会拉长封控的时间,大家都希望早点解封。”

孙波不得不继续露宿,次日凌晨,居委会工作人员帮孙波在39弄对面的街上搭了简易棚。孙波做了当时最坏的打算,政策要求居家健康监测7天,那自己就在小区外睡上一周。“小区居民不是怕吗?那我就再等一个星期,这总行了吧?”

妻子成莹很不理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居民阻拦丈夫回家。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解释,39弄是成片的老房子,属于二级旧里,本地居民大多是几十年的老邻居,都很了解彼此的情况。

回想在39弄生活的这四年,孙波说,他本身话就不多,又是晚上干活、白天在家休息,和居民没什么交集。居委会工作人员也说,在39弄住着110位居民,租客与本地居民约各占一半。孙波夫妇都是打工者,早出晚归,平常和邻居们没有矛盾。但孙波有一点很介意,在弄堂口阻拦他的,大多是本地居民。

4月22日,孙波本来不想再和居民接触,但居委会工作人员劝他,还是再试着和大家沟通沟通。

在居委会工作人员录下的视频里,孙波又站到了弄堂口,他向居民们展示着自己的《保供通行证》,解释说:“我是一个驾驶员,为了上海疫情运送保障物资,也是为了上海市民。”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性居民入镜,打断孙波,“上海市民大了。你不要借口你住在这里,你老婆是在这里。但3月12号我们第一次做核酸,就没看到你这个人。你就不要讲了,也不要拿这个报告来(说)。你作为一个驾驶员,进去方舱医院,(出来了)你去找你的车队去。你说你支援上海,你是哪个车队的,回去找你们领导去。”

听了这话,孙波也激动起来,不断重复:“你们就不讲道理!”

一个女性居民呛声道,“怎么就不讲道理了,你不讲道理还是我们不讲道理?我们第一次做核酸的时候就没看到你。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直到孙波最后转身离开弄堂口,他身后居民们的反对声都没停下。

孙波的解除隔离证明

被加重的抵触

4月23日,孙波露宿街头的第三晚,建一社区所属的打浦桥街道党委副书记给他打来电话,说可以提供应急隔离点作为暂住地。孙波听说那里不提供餐食,拒绝了这个提议。

孙波说,睡在小区对面,离家近还算方便。他又不会下单点外卖,到了隔离点更麻烦。他之前请别人帮忙订过外卖,下午五点多叫的,八点多才到,还是夹生的。孙波和妻子使用智能手机都不熟练,之前物资紧张的时候,两个人抢菜都困难。

最初住在街上的几天,商铺都不开门,妻子给孙波送出来一点八宝粥、方便面,一天吃一两顿饭。没有热水,他只能去附近公共厕所接一点自来水,用冷水泡面。有时候,附近的大白如果工作餐有剩余,会好心匀出一点给他。

4月24日,孙波的妻子成莹也因为核酸阳性被转运到了新国展方舱。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成莹感染后,居民们认为,这是她给孙波送饭导致的,对孙波的抵触更大了,度过“7天观察期”后,他还是没能进入弄堂。

虽然建一社区有过阳性,但成莹是39弄内部的第一例阳性。居委会工作人员觉得,社区里按弄堂分时段做核酸,互相传染的可能性很低。但成莹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她说,每次给孙波送饭,出门和回来时都会喷好几遍消毒水,她更认为,自己的感染可能源于一次核酸检测。那天轮到她做核酸时,工作人员正好要清点采样管数量,没在第一时间给她采样,她也忘了把摘掉的口罩提起来。

5月1日,成莹从方舱回到家里,她进入弄堂时没受到什么阻拦。前述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从科学上来说,孙波夫妇情况一样。但从居民的情绪上来说,成莹封控期间就一直在弄堂里,是不一样的。

就在妻子回来当天,孙波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在他的印象中,露宿街头的半个多月里,建一居委会一共给他送过三次食物。第一次是4月21日晚,遇到居民阻拦后,陪在一旁的居委会工作人员送了一份工作餐。第二次是某天下午3点多,工作人员给他送过两个包子、一个鸡蛋,此外就是妻子在方舱期间,社区发物资,孙波分到过一只鸭子、一块牛肉和两根火腿肠。

刚回到家,成莹就做了饭,送到弄堂对面丈夫那里。晚上,居委会工作人员带着民警找到成莹,说有居民投诉她在居家健康监测期间外出。民警提醒她,要居家七天,一次核酸阴性后才能出去。

成莹反问民警,“政策要求是七天监测,孙波已经在外面待了十几天,一直参加小区组织的核酸,两天做一次,一直是阴性。为什么还不让他进来?天天吃方便面,他现在听到方便面都要吐了,吃那么多方便面哪个人受得了?”

自这次之后,成莹再没出门,但居民们还是知道了送饭的事情。弄堂里本来地方就不大,打开窗户看得一清二楚,现在被封了这么久,更是都眼巴巴地盯着堂子里的情况。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对成莹有“埋怨”,说本来想等成莹七天居家结束后,再做一次居民的工作,争取让孙波回家,“但她这样一弄,思想工作就难做了。”

总还是要回去的

建国东路是打浦桥街道和淮海中路街道的分界线,孙波露宿的那一侧,已经到了淮海中路的地界。那天一个巡逻的警察知道了孙波的情况,对孙波说,如果是在他的辖区,一定会把孙波送回家。旁边的人也跟着应和,说这个警察已经把20多个进不去小区的人送回家了。

这位警察走后不久,孙波住的简易棚被淮海中路街道的城管人员拆除了。在建一居委的协助下,孙波把棚子搬到了39弄东南两百米的路口,继续他的露宿生活。

孙波的同事单师傅告诉深一度记者,之前网点感染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现在都已经出舱,回到了各自小区,只有孙波还流落在外面。

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在5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解除集中隔离后的复阳人员不影响所在小区的“三区”划分。深一度记者也向居委会工作人员证实了这项政策的存在。但他们表示,居民们的态度一直没有松动,居委会也没有办法,估计要等到解封之后,孙波才能回家。

对于居民是否有权阻止孙波进入弄堂的问题,黄埔区下沉驻点的干部没有正面回答,他转而谈到了关于“稳定”的问题,弄堂从3月12日开始封闭,他们需要所有居民配合做核酸、配合各种防疫工作,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我们觉得稳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他能进来,但如果他进来会对弄堂造成很不必要的不稳定情况,我们也要去花很多精力去处理。”

5月7日,孙波露宿街头的第18天,他在附近的公共厕所遇到了一位警察,帮他联系了民政部门,把他接去了临时救助站。救助站是一个仓库改建的,摆着一张张铁架床,能提供热乎的饭菜。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孙波,只能暂时收容他一周,一周过后,还需要再申请延期。在孙波离开街边的简易棚后,居委会工作人员曾给他打过电话,询问去向。

孙波说,他还是更想回家,“我家属是个急性子,我在小区对面睡,她一推窗就能看到我,还会安心一点。如果看不到我,整夜都睡不好觉。”

他习惯用“家属”称呼自己的妻子。这几年在上海,每天早上4点半,妻子就会起床,简单收拾后去瑞金医院上班。下午四点半钟下班后,又买菜做饭,喊孙波起来吃晚饭。晚上七点多,孙波就要出去工作。再回来就是第二天早晨了。一个早出晚归,一个昼伏夜出,他们两个人相处时间的很少。

孙波之前对上海的印象很好,觉得这里环境整洁,有文化底蕴。但这次的经历,让他觉得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遇到了不讲道理的邻居。

孙波已经想好了,明年9月份合同到期,他也53岁了,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但在这之前,如果不遇到什么阻碍,他总还是要回建国东路39弄住上一段时间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成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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