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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放弃“大厂梦” 出国为挤入体制

沈薇如正在焦灼地等待着实习公司领导给她一个确切的转正回复。

她同时在脑海中不断复盘实习五个月来自己的工作状态——她总是加班到半夜十一二点;同期的两个实习生都被超负荷的工作量吓跑了,只有她还坚持着;业务线从交易转到了用户增长,她都完成了岗位需求;平时注意搞好各种关系,在所谓360度环评中也取得了高分;最重要的是,她所在的小组有个同事刚离职,为她腾出了一个坑位。

沈薇如某晚加班到深夜后的自拍

微信提示音中断了沈薇如的心绪。她深吸一口气,拿起倒扣着的手机,鼓起勇气去看那条似乎决定了她命运的微信。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非常抱歉”四个字,接着领导解释了因为“大环境和大政策的原因”,公司停止了所有招聘计划。当然,也用娴熟客套的话术肯定了她的工作能力和态度,但结果依然是“暂时没办法帮你转正了”。

这是目前沈薇如唯一有希望能拿到手的工作机会,再有两个月,她就要毕业了。

一时无法接受的沈薇如大哭了一场。两天后,她把这段经历发到某社交媒体上。在这段小视频中,她双眼哭到红肿,哽咽着说:“家人们,我现在就是一整个毕业就失业呀!”

这条短视频引来了几千条评论。有QS(世界大学排名)前五十的德国留学生留言说自己为公司打工一年半也没能等来转正;还有好几个985院校的大厂实习生说好不容易等到了领导的口头承诺,但到签三方协议的时候又被毁约。

据官方数据,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为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都创历史新高。而智联招聘在4月26日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仅一半毕业生会选择与一家单位签约就业,截至4月中旬,46.7%求职毕业生获得offer,只有15.4%已签约;选择自由职业、慢就业的毕业生比例进一步提升。初遭“社会毒打”的毕业生们的期望月薪为6295元,比去年下降约6%。

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国务院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对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

但毕业生们还是发现,想要找到一份让自己心动的工作,较往年难了许多。

“学校欠我一次毕业”

看多了其他同学被实习单位“放鸽子”的故事,渐渐地,沈薇如接受了自己无法转正的结果。她明白,自己是被暂时牺牲掉的那一个,虽然不够幸运,但也没有更不幸。

她继续试着投递一些中小规模的互联网公司,但发现自己的简历都没有被HR查收。和其他还在坚持着的同学们交流过后,他们得出一致结论:在上海的互联网公司锁死了所有的HC(headcount,转正名额,俗称“人头数”),只留下招聘app上有名无实的职位,还在用残存着的两分大厂光环,吸引着求职者们一次次徒劳无功的投递。

在招聘app上,主动联系沈薇如的净是些房产经纪,让她加入卖房团队“早日实现财务自由”。眼看毕业答辩迫在眉睫,最焦虑的时候,沈薇如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她习惯了用甜食来安抚自己,但平日里垂手可得的一杯奶茶,在封控期间也成了遥不可及的“硬通货”。

同样在毕业季被封在室内无法外出的,还有吉林大学的刘琳。

正在读大四的刘琳,原本报考了家乡一所985高校的硕士,她考出的成绩参照往年分数线来说算是妥妥的高分。但是今年,全国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457万人,而在去年,这个数字是370万,在还没有疫情的2017年,考研人数才首次突破200万。疫情之下,毕业生们都倾向于用考研来延缓就业,原本的“出国党”也因为疫情反复而加入考研大军。往年难得一见的400分以上的成绩,今年比比皆是,但高校的招生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为了择优,刘琳报考院校的专业复试线直接定到了400多分。

考研失利,刘琳便在年后回到学校,准备接下来的春季招聘。但3月20日起,全市开始封闭管理,各大高校的学生只能待在宿舍里,一日三餐都是学校统一配送的盒饭。作为吉林省唯一的985高校,原本会有诸多知名企事业单位来到吉大校园举行线下招聘会。但在这个春天,这些招聘会都没有了,无人出没的校园一片寂静。

所有的求职活动都改成了线上,有段时间校园网也难承负荷而几近崩溃。刘琳觉得,整个求职过程变得非常漫长,她每天需要登录很多账号、刷新很多次页面来看招聘进展。可能原本一次现场招聘会就能解决的事情,现在需要消耗半个月的耐心来等下一步的结果。

除了旷日持久的等待,刘琳觉得在屋里待久了,还有一种恍惚的不真实感,仿佛世界如何运行已经跟她无关了。有一次她线上面试一家物流公司,对方问她这家公司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本能地说:“封在学校很久了,对全球布局没有什么了解。”

现在,刘琳在学校里等待最后的线上终面。5月3日,吉林省已经允许在校学生离校返乡,刘琳所在的毕业年级也会提前离校,毕业答辩、学位授予仪式也都在线上进行。刘琳打算在学校里完成所有的面试、拿到稳妥的录用通知后再返乡。

4月24日吉大解封后,她和同学们被允许分楼层依次走出宿舍,在校园里转转。每次“放风”,她都会拍很多照片,因为这个毕业季过于仓促又缺乏仪式感,她总觉得“学校欠我一次毕业”。

换条跑道,“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投递大厂无望,沈薇如转回到了她本来的专业所对应的广告行业,“还好过去积累了一些相关实习,不至于彻底死绝”。现在,她每天做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对接一些博主,帮品牌做推广工作,她觉得这已经是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并不是每个毕业生都迷恋互联网大厂。在过去,“大厂光环”意味着优渥的薪资待遇、相对公平的晋升机制和自由宽松的职场环境。但近两年,频频被诟病的“996,ICU”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高薪资同时也伴随着高强度、快节奏与激烈竞争和末位淘汰。

对很多毕业生而言,“进大厂”已经不再是职场最优解。

刘琳就是不再笃信“大厂神话”的一员。考研失利后,她把自己的求职行业对准了制造业,投递了一些汽车、物流、能源类公司。虽然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仅有6.1%的毕业生的求职意愿集中在制造行业;但根据人社部在2021年11月19日公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百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可以看出,目前人才需求最大的行业为制造业(38.7%),而毕业生们最青睐的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用人需求仅有4.8%。毕业生的求职意愿与市场的用人需求存在着明显的错位。

作为第一批进入职场的“00后”,刘琳在求职时也颇有自己的坚持。日化行业巨头宝洁公司每年都会在吉林大学定向招聘一批毕业生作为管培生重点培养,提供有竞争力的起薪和堪称行业标杆的培养体系。但因为前不久宝洁旗下公众号发布了污名化女性的营销广告,所以刘琳完全没有考虑这家公司,“这种对女性不友好的企业我绝不会去”。

英语专业的张云依原本在一家外贸公司实习,但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进出口贸易与日俱降,考虑到职业稳定性与发展前景,她最终离开了那家公司。原本吸纳英语专业毕业生最多的教培行业也在“双减”政策下成为明日黄花,本来推迟到5月份的专八考试也一再延期,张云依形容自己毕业季的状态“浑浑噩噩、迷迷茫茫、尴尴尬尬”。

她最近在考虑报考“三支一扶”(中央部门组织实施的4大基层就业项目之一,岗位包括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岗位、基层公共服务岗位)和西部计划(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西部基层开展为期1-3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志愿服务)。

她承认自己报考西部计划是有些想要逃避现实生活的困境,但这毕竟是一条出路,并且是响应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人社部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市场用人需求减少36.6万人,下降16.1%;中部市场用人需求减少2.5万人,下降2.6%;而西部市场用人需求增加21.1万人,增长24.5%。在东部、中部地区人才饱和的当下,到西部去,不失为毕业生们可以考虑的一条路径。

张云依也把这次机会当作走出舒适区的一次尝试。即便自己是被严峻的就业形势“卷跑了”,但她还是觉得,现在这种“被需要的感受”,对迷茫的她来说非常重要。

“决定出国那一刻,就要准备公务员考试”

挤进体制内和当年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样,成为这届毕业生的最优选择。

从数据来看,体制内也天然更青睐应届生。在2022年的国考中,明确招录应届生的有一万多个岗位、共招录2.1万人,占总招录人数的66.9%。各省党委组织部还会有计划地从各大高校的应届生中招录选调生,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后备人选。北京大学某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靳老师介绍说,因为目前选择考公考编和考选调生的毕业生越来越多,原本只做行业内面试辅导的他们,也开始进行公务员和选调生模拟面试。

从英国拿到硕士学历后回国的乔安,通过半年多的考编历程,最终上岸了某一线城市一所公办院校的事业编。虽然在她申请留学时抱着的,是“回国后一定不要进体制内”的决心。

回国之初,乔安受到身边朋友的影响,一开始随大流,投了互联网公司,但因为缺乏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实习经验、又恰逢大厂缩招,她投出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

“因为我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所以我从小就比较向往体制外比较开阔自在的氛围。但疫情之下,经济形势不那么好,企业都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像U盘一样即插即用即拔的人,而不是像我这种去英国读硕士的人——只有一年的读书经历、没有匹配的实习,并且还很可能因为自己的留学经历会要求薪资更高一些。或许从企业用人的角度来看,留学生的性价比实在太低。”

但在疫情前,留学生极少有想考入体制内,很多体制内单位也从未接收过留学生。

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天然的壁垒——比如,体制内单位报考都会有明确的专业名称要求,清晰地罗列在一个目录中。而因为中英两国学科培养体系的不同,乔安拿到的硕士学位在学历认证时被直译为“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理学硕士”。这个学位报考哪个岗位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如果我想报考文化产业管理,人家会说我多了‘创意’两个字;如果我报考管理学大类,人家会说我是理学硕士不是商科;如果我报理学岗位,人家一看专业领域又和理学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乔安只能在每一次报考的时候,都专门给行政人员打电话、发邮件,用自己的课程计划、培养方案、论文和研究课题反复论证自己的专业符合岗位需求。

和报考单位的行政人员打交道久了,乔安愈发懂得如何“换位思考”,“找他们最有可能接电话并且最有耐心的时候联系他们,比如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联系不到的话,就在下午3点到4点再试试。”

除了专业名称和培养模式的国内外差异,留学生还面临政审困难等问题。半年多的考编历程中,乔安一共报考了70个单位,打了数百个电话,但最终只有18个单位通过了资格审查,“我仅仅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一次可以和别人同台竞技的机会,但这个机会都很难得到。”

乔安每次考试面试都要单独做一次核酸的票据准考证

笔试要考的公共基础知识、行测、申论,和乔安留学所学的几乎完全无关,她开始从头学起这一套应考体系。她在家里囤积了各种品牌的速溶咖啡,每次冲刺笔试前会用浓茶冲泡咖啡,或者双倍加浓。整整18次笔试,每次结束后她都要花上好几天才能恢复正常作息。

乔安的复习资料

面试的时候,有时会有面试官一直追问乔安,选择跨专业留学的意义在哪里?选择在海外读文博专业能带来什么?为什么留学回来之后又选择进体制内?“在当时的情境下,我觉得被这么追着问挺难受的。”考编受挫时,乔安也会忍不住后悔,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留学。

考编过程无比漫长。乔安最终上岸的事业编经过了三轮笔试、三轮面试,终于到了最后的体检环节,她又在为自己的窦性心律不齐而焦虑。缓解症状的最好办法就是安下心来早睡早起,但越担心就越辗转难眠。极不走运的是,她在体检前两天得了重感冒,为了防止体检时指标不过关,她一直没有吃药,硬挺着挨过体检。

正式“上岸”后,乔安开始做留学生考编的付费咨询。短短两个月时间,辅导时间就超过了4000分钟。

乔安会建议一心想进体制内的同学谨慎选择留学专业和院校,如果还没确定自己会不会进体制内,也要尽量选择那些专业名称直译成中文后,和国内学科尽可能接近的专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她还会建议留学生们对标国内应届生找工作的时间来做好自己的时间规划, “在你去英国留学的那一刻,就要开始准备回国后的公务员考试了。”

就读于国内某知名研究所的应届硕士苏璇,正如乔安所说的一样,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在参加南方某省份的选调考试时,她先报考了省会城市的岗位,但1:54的报录比让她仅仅止步于笔试环节。接下来,她只敢报考普通地级市的岗位。在一场考试中,她和其余四十多个入围者进入了一个微信群,在这个群里,她发现和她竞争这个农学方向乡镇基层岗位的,几乎全部是老牌985高校的硕士。

苏璇查阅了以往的面试经验,发现这座地级市非常看重名校学生对该市的忠诚度。第一轮线上面试的时候,几乎每个考生都会说自己和该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女生甚至说自己的男朋友就是这个市的”。

苏璇最终没有获得这个岗位,“据说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一名男生”。在考公的过程中,性别优势可谓贯穿始终,“每个岗位报考的女生都比男生多非常多,但进入面试名单的,男女性别比总是会控制在1:1或者1.5:1,并且最终胜出的也总是男生。”

临近毕业,苏璇考取了另一座南方城市某乡镇的编制。这一岗位需要跟农民打交道,进行一些农业技术推广,或者在化肥站进行施肥统计,在疫情时期还要负责些疫情防控的工作。

农学专业的苏璇戴着防毒面具在实验室做实验

其实苏璇真正向往的工作是去脱口秀,她看到笑果文化最近在招聘实习生,但只要2023届的毕业生。她还憧憬过成为一个新媒体编辑,每天沉溺在社会资讯和娱乐热点里,但她知道,这在父母眼中都不是一个“正经工作”。

苏璇觉得自己最终还是会去那座南方城市的乡镇工作,因为那是一份可以向父母交代的工作,而拥有编制,本身就是绝大多数人所能想象到的生活的终点。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所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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