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两个“凡是” 绝对不是蠢而是恶

一早醒来看到许多朋友都在转发或议论四十多年前《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似乎很幼稚，因为文章洋洋洒洒六、七干字，绕来绕去，讲的实在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对与不对，不应该由谁说了算，而是要让事实说话，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有证据。

也许让今天的人觉得好笑的是，这样一个简单常识的确立在1978年竟然需要异常的勇气。更让今人觉得费解的是：既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这篇文章应该是以实践或事实为论辩的主线。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确立这么简单的常识，这篇文章所主要依据的还是已故领导人的话。按照论辩的规矩，这位领导人的话是不能作为事实论据的。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这不能由某个领导人或其他领袖人物说了算。这个命题成立与否需要事实论证。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很难理解当时作者的难处。那时的人除了有一种类似宗教似的忠诚以外，还真养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思维范式：是非判断的依据就是在领袖的红宝书里寻找答案。

我小学一年级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刚开学老师就让我们背诵“为人民服务”。后来小红书人手一册，不管是语文课、算术课或其他什么课程，老师上课必引用小红书里的话。那个时候无论议论什么，我们都会自觉地从小红书里去摘录一段话，然后鹦鹉学舌发挥一番。记得当时记叙文引用最多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段到今天我还背得滚瓜乱熟的语录。

不过那时的作文，批判文章占多数，也就是老师会给我们一个错误观点，让我们去批判。现在想想还真是搞笑的：许多错误言论我们当时还真理解不了。可那时最大的烦恼不是理解，而是在红宝书里如何找到相关的语录！大多数文章的开头都是“伟大领袖XXX教导我们”。后来我们都模仿大人找到了一种应对的路子，那就是任何错误观点都是阶级敌人的观点，因此“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或“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类语录就成了百贴灵。

当时的套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写作“范式”，是很简单的。在引用了伟大领袖有关阶级斗争的话之后，然后就是一两句诸如“东风吹，红旗飘，祖国形势一片好”的话，紧接着用一个“但是”引出阶级敌人亡我的不死之心。批判有两步，首先点明这话违反了领袖的观点，这似乎不用证明；第二步就是因为这话违反领袖的观点而判定说这话的人是阶级敌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牛鬼神蛇。判定之后就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坚决不答应”这样的套话义愤填膺地叫开去，同时抡起“反对搞复辟”的棒槌，一打一个“准”。

回想起来觉得真是蠢，蠢得连我自己都觉得费解和好笑。可细细地思想开去，却也不能用一个“蠢”字了结的，因为当时我们所能读到的东西就是官媒的报章，所看到的文字都是官准印刷的。不仅文字如此，收音机只能收到官方的声音，BBC或VOA都属于敌台。一般的家庭也没有可以接受信号的短波收音机，就是有也不敢听，因为那是通敌罪。说老实话，我那时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听这些电台。那时唯一有一点点多样化信息的是经过多次过滤的《参考消息》。用现在的话来说，整个国家就一个信息大茧房。再聪明的人，如果他/她的所有信息源都很单一，认知环境只有这点资源，他们很难摆脱这种思维套路的。

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当时的状况，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打小背诵的领袖话语给了我们认知世界的知识框架和工具，由于这些话是我们唯一的认知工具，我们的认知变得高度套路化。当套路化思维成为习惯之后，我们的认知就成了不假思索的自动行为。认知的套路化虽然能让我们非常方便地认识问题，但也闭合了我们的认知视野。

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又大大加固了思维套路化的陷阱，使个体思维完全挣脱不出来。用阿伦特的话来说，个体的思想停摆了。由身份认同主导的思维，其害处远远甚于信息控制。身份认同思维范式既控制人的思维方式和过程，也控制人的情感和亚意识。身份认同主导的思维就是看齐思维，是忠与不忠的身份认同的情感表态。所谓的思维，实在是一个幻觉或假象，因为个体要做的就是按既定的标准节拍小心翼翼、满腔热情地去跳忠字思维舞。记得当时写文章最害怕的就是站错了队。

我这简单的回顾也许能让读这篇《光明日报》文章时产生的费解变得不那么费解。1978年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了，但这种主宰了许多年的身份认同式思维范式已经成了大多数人的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人民日报》有一篇叫“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文章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了这种思维范式的顽强。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后来非常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当时的学者意识到，要突破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还得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唯有依靠身份认同的思维范式去论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简单的观点才可能得到大家的情感响应。过来人都知道，这篇文章的观点是遭到许多人反对的，因为这篇文章掀翻了大多数人的认知框架。

我真不知有多少人会去重读这篇文章，更不知有多少人会珍惜这篇文章的贡献。在这篇文章发表的那个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大家都跌入到单一的思维陷阱，显得非常愚蠢。今天大家之所以转发这篇文章，除了纪念这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外，可能还有对再次跌入陷阱的担忧和恐惧。因为具有捉弄人意味的是，在网络这么发达的今天，信息茧房的构建竟然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再来点身份认同，那重蹈身份认同式的思维范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然而要强调的是，在信息发达、思维方式多样化的今天，如果还有人想重拾两个“凡是”，那他们绝对不是蠢而是恶了。

我只是想问，在我们笑过我们自己的愚蠢之后，我们还会再被我们的子孙笑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