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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抗疫疑点痛点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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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都完美无缺吗?有建立和实施安全靠谱的常态化监督机制吗?事前、事中监管已是云里雾里,能否事后监管补救?

上海抗疫三个多月,终于迎来两个好消息:5月29日报告新增阳性病例首次降到两位数,6月1日市民全面复出复工。

一个曾经的防疫优等生,为何沦落到防疫极差生?上海如不深刻系统反省,不声不响就翻篇,甚至庆祝伟大胜利,这个开埠180年以来的浩劫就白白地煎熬了。发生的都是历史,历史由不健忘的人书写和铭记,因为健忘的人不在乎历史。

早有计划,上海每日新增阳性降到百例以内,写篇反思文章,近三个月也一直在思考、观察、体验。5月25日,笔者参加一次线上交流,主题发言的提纲自下而上列了42个问题,涉及市民、志愿者、社区和居委、街道和区级、市级层面、全国层面六大类。本文择其要者,讨论其中7个问题。

一、早期迷信“精准”错失先机

每年全国“两会”是特殊时期,这是中国政治特色,各地各部门早已心领神会。

3月11日上午全国“两会”一闭幕,各地纷纷升级防控措施。长春动作最快,当天中午通告一周三轮全员核酸,实质半封城,笔者很欣赏。下午上海官宣只是中小学线上教学,实质停课,笔者认为力度不够,当晚忧心忡忡,写了篇文章《上海疫情防控需要按下“暂停键”》。两天后深圳学长春,通告一周三轮全员核酸,执行得比长春还漂亮。

现在回头看,如果3月中旬上海就放下身段和虚名,放弃力不从心的“精准防控”,借鉴长春一周三轮全员核酸,上海很有可能和深圳一样一周搞定。以Omicron的强传播力,两周后社区广泛扩散,上海再封城已经晚了。

可惜没有如果,残酷的现实是上海和香港一样决策迟缓,拖泥带水,错失先机,恶性循环。区别在于香港直接躺平,实行自然免疫,曾计划全员核酸检测,广东支援的医务人员抵港后也不组织。上海不同,不敢也不能自然免疫,必须执行中央确定的“动态清零”总方针。

上海这波疫情失控的代价极为惨重,市民很苦,全国很苦,疫情外溢远甚于两年前武汉。武汉是全球首先报告,又逢春运,情有可原,还没有上海这次祸及全国。

据广西疾控中心3月27日披露,“上海疫情已外溢至包括广西在内的全国21个省71个市。”官网很快删除这句话,但光明网、广西新闻网等官媒转载还有此句,删不掉。截至5月31日,上海外溢全国的省市和病例只多不少,例如5月27日上海自驾到西安,一车5例全是阳性。

二、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将3月1日以来上海市卫健委每日报告的无症状感染、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做成一个表格,不难发现有些时间点很奇怪,有些数据也很奇怪。如果转换成折线图就更直观。

例如,全国“两会”闭幕后3月12日的数据,3月28日“鸳鸯锅封城”第一天的数据(确诊96例,近百;开始报告无症状感染转归确诊21例),孙春兰副总理4月2日从吉林市赴上海指挥后的数据。

又如,上海这波疫情的死亡病例报告,有多个时间点值得重点关注:截至4月11日,上海一直报告2020年以来的老数据,累计死亡7例,此轮疫情没有报告一例死亡;4月12日、13日上海不报告任何死亡病例(包括老数据7例);4月14日,上海首次使用2月26日至当日的统计口径,仍然不报告任何死亡病例(包括老数据7例)。

直到4月17日,经过五天的过渡和铺垫,上海首次报告2月26日以来至当日的死亡病例3例;此后一发不可收拾,2月26日至5月31日,上海累计报告死亡病例588例,病死率约为0.093%,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病死率处于同一区间。最终结果属于正常,前期报告的时间点和变化诡异。

再如,备受网民质疑的无症状感染率严重偏高,早期高达98%以上,2月26日至5月31日累计依然逾90%,与同为Omicron重疫区的吉林省和同期的北京、山东报告的比例数据很不相称。令人困惑,上海难道与30个兄弟省执行的不是同一个确诊标准?

上海曾解释,无症状感染是指CT拍片没有肺炎症状,那么统计口径和报告就应改为“无肺炎症状感染”,毕竟很多患者有发烧、咳嗽、声音嘶哑等明显症状。这个解释更苍白无力的是,Omicron虽然主要感染上呼吸道,但对下呼吸道和肺部仍然有影响。无症状感染的病例基数越大,若干天后出现肺部炎症的概率越高。

问题在于上海报告为“无症状感染”的病例,此后能及时为每个病患定期拍CT吗?如有肺炎症状会及时全部划转为确诊病例并公告吗?是否有阳性多日、确诊多日后才公布甚至干脆不公布?如缓报一两天,病例太多忙不过来,还情有可原;如持续故意瞒报,那就涉嫌违纪违法。

三、核酸检测假阴性与假阳性

官方的健康云平台显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疾控部门电话通知为阳性,要求强制隔离。这样奇葩的“假阴性”竟然发生在上海,而且远不止一例。

4月2日,浦东新区卫健委在官网发布“关于‘市民投诉健康云检测结果有误’的情况说明”,表态正在调查,至今没有公布结果。

4月3日凌晨,笔者听了浦东疾控朱渭萍那段著名的18分钟电话录音,感慨万千,对朱渭萍的正直人品钦佩不已。她是真正的疾控女侠,有的“砖家”被吹捧为“女侠”,只是浪得虚名。

核酸检测“假阳性”的疑云在上海也不止一例,最典型的莫过于黄浦区五里桥街道。5月6日、8日,融创滨江壹号院小区13位居民和鲁班公寓至少1位居民、海悦花园小区5位居民的核酸报告均为阳性,检测机构均为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后经复核,这19例均为阴性。

5月10日上午,上海市卫建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网上部分市民对核酸检测结果的情况反映,已开展对相关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调查”,至今也没有公布结果。

魔都磨叽拖沓,帝都雷霆万钧。5月21日至28日,北京警方先后对朴石医学、金准医学、中同蓝博医学三家造假的核酸检测机构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分别对其实际控制人和法人等6人、17人、8人共31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大快人心。

5月2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通报,房山区卫健委副主任杨大庆等3名卫健系统官员,因对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监督管理过程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上海的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都完美无缺吗?没有昧良心发疫情财的害群之马?涉嫌违规的核酸检测机构和人员在政府部门中有无保护伞?有建立和实施安全靠谱的常态化监督机制吗?事前、事中监管已是云里雾里,能否事后监管补救?

上海的核酸检测疑点不少,线索也有。即使下不了决心揭盖子,抓几个反面典型依法严查、严惩、平民愤总可以吧?能否参照北京的做法,卫健、市场、公安成立联合复核组,按十万分之一批次随机抽取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实验室,重点复核上机记录?

四、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封城之后,2500万人吃饭其实比疫情更头痛。疫情拖一周绝大部分人还活着,一周没得吃绝大部分人恐慌和崩溃,而且肯定出人命。

3月27日20:23,“上海发布”通告自次日0时起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民间形象地称为“鸳鸯锅封城”。浦东多个小区临时解封,让居民采购生活必需品,当天公共交通、超市运营到24时。这是无奈的选择。武汉封城提前发布也留了时间缺口,想离开、想采购的可以马上行动,但是客观上会加剧交叉感染的风险。

长春封控期间,蔬菜供应不上,市政府因为买菜难向市民公开道歉。上海同样买菜难,痛心的是市民买菜难、农民卖菜难。郊区不少菜烂在田头,无人采收和配送,市区很多人吃不到新鲜菜,偶尔团到一批,也价格贵。

这个问题没有较好统筹调度和解决,说明上海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上海这波疫情虽然严峻,实际上并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除军医之外并未动用其他军队。

如果真的物流、人员彻底瘫痪,上海市委市政府还可以向上海警备区、东部战区求助。人民子弟兵肯定会援手,专人专车封闭管理,每天分批配送食物到每个社区,一周一次,再由居委组织志愿者分送到户。

兄弟省份无偿捐赠逾2万吨生活物资,其中部分物资上海有些地区和部门没有及时对接和发放,浪费了很可惜。宝山区个别街道甚至因管理不善,捐赠蔬菜竟然被倒卖,更是令人发指。

早期政府发放物资的乱象,引起市级层面注意,曾发文宣布“上提一级”管理,其实也是姿态。区级层面根本顾不上,工作量太大太琐碎,实际操作也没有上提,还是以街镇为主决策和采购,份额少则数万份,多则数十万份。有的政府保供礼包出现质量问题,被迫回收,官媒暴光的就有好几起。

封控小区、楼宇越来越多,被封闭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能工作的超负荷负责2500万人吃饭、看病、物流等问题,难免有疏漏,加剧干群对立和矛盾。

没有章法,就是一个乱,而且越来越乱。没有上海以往的从容精致,面对无数的质疑、吵闹、投诉,还得投入大量精力安抚、回复、灭火。

五、次生灾害猛如虎

武汉、西安封城一刀切,都有市民未及时救治而含冤病故,这样的人间惨剧也屡次在上海重演。很多人吐槽:只有新冠才是病,其他都不是病。

3月23日晚,上海市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在家中哮喘发作,到本院求治时“因疫情防控需要”不能进入,转其他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尽管市级层面多次强调开通“绿色通道”,其实也是个姿态,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没有狠抓督查落实,只是把基层和医院推到风口浪尖。医疗资源已严重挤兑,大量其他科室医务人员抽调去做核酸检测,因为担忧院感或者风险排查,很多医院停诊,上海高峰时多日三、四十家医院暂停部分医疗服务。

很多放化疗、透析等重症病人饱受折磨,危在旦夕。外地来上海求医的重症病人及其家属更为凄惨,吃住都成问题,有些人不得不在上海街头流浪。上海曾经引以为豪的“温度”,骤降到0度以下。

次生灾害远超新冠疫情,不止于看病,对经济就业学习严重冲击、对市民的精神创伤、对政府公信力的损耗、对上海形象和未来的悲观等等,难以精准计算。

例如,早期上海世博园场馆方舱就有群众投诉,没有药、没有核酸、没有水,厕所都是大小便。3月29日,网民“雅克”细致描述了他和两个孩子确诊后的经历,“确诊这么多天了,没有见过一个医生,没有做过一次核酸检测”;“我们没有被病毒折磨,但我们现在正经受着这种颠来倒去的安排的折磨”。

六、基层治理体系不堪重负

就法律定位而言,村(居)委都是群众自治组织,但实际上是基层政权组织的延伸,承担了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

目前的基层治理体系只能维持日常运行,远不足以应对百年一遇的疫情。防疫经验不足,知识和物资储备不足,日常培训和演练不足,专业人手不足,公共财力支撑不足。

所以基层抗疫虽然很努力,其实很吃力。何况街道、居委、社区工作人员非战斗减员增多,人员更紧缺,抗疫两个多月精力体力透支大,疲惫不堪。

以全员核酸检测为例,每个社区如何结合实际科学组织就是一门学问,怎么分楼分层分流、规划合理线路、形成闭环、清点人数、做好防护,既不能居民排队太长增加风险,又不能太短让医生等人。

以志愿者管理为例,部分小区的志愿者有“人海”战术之嫌,缺乏分组分工、定岗定人,新情况观察不及时、应变不及时、总结不及时、推广不及时。自身保护不力,又喜欢聚集,就容易成批“中招”。

中国官员的权力来自上面,而非下面,所以通常是对上不对下负责。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放在首位的并不常见,说一套、做一套反而常见。

抗疫期间,上面乱指挥、瞎折腾的确存在;有些部门刷存在感,越帮越忙的确存在。基层很辛苦,层层加码,人仰马翻,活累身累心累。3月28日,有一线人员向笔者感慨:“从(全国)两会结束到现在,半个月(多)一点,我们感觉过来半年不止。”

七、政府不作为与乱作为

防疫千变万化,压力山大,信息经常不对称。有些是过失,计划总赶不上变化,也没有精力逐一解释;有些是粗糙,缺乏换位思考。

例如长三角密接人员返沪,都在固定地点下车。为什么不按批次送回小区?让密接人员各自回家,封控期间打不到车,有些人上年纪、有些人身体不好,拖着行李步行,体力不支,也容易被感染。

早期社区阳性未及时转运,应隔未隔、应转未转,本楼和小区居民提心吊胆。老旧小区、城中村因此出现大面积交叉感染,直接拖累上海防疫进程。

上海没有及时向中央和兄弟省求助医务资源、生活资源,一直死扛,直到疫情失控,祸越闯越大。4月2日,孙春兰副总理抵沪后,中央下决心从全国抽调5万医务人员援助上海,苏浙皖三省大量承接上海密接转运人员,才逐渐稳住阵脚,扭转了被动局面。

上海长期提倡大市场大流通,2500万常住居民靠地产农产品肯定远远不够。深圳就主动向对口支援地区求助生活物资,《深圳特区报》3月22日有报道。

未依法治疫是一个通病,突出表现在未及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导致采取的大量防控措施,法律支撑不足。2月以来,浙江省嘉兴市的依法治疫最到位,多个属地根据疫情程度,启动了不同等级的应急响应。

上海应对这波疫情,官方从来没有宣布“封城”或启动一级响应,所以也不会宣布“解封”或解除一级响应。但上海“封城”是客观事实,最晚是从3月28日“鸳鸯锅”开始封,很多市民接受封控更早,笔者就是从3月15日开始。市民普遍定位6月1日就是“解封”。

封城期间,政府权力扩张,边界不清晰,预期不稳定。有些防控措施不是依法治疫,而是运动治疫、风暴治疫。公民权利和隐私让渡有些合理,有些未必合理。解封之后,上海重拾信心和理性,仍需坚持走法治化、市场化的开放包容之路。

5月30日,上海开大会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重整行装再出发”。“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名言。全国之所以能团结,之所以向前看,之所以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和民心基础,在于做了两件漂亮事:破除“两个凡是”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几乎平反了所有冤假错案。上海不清算旧账,未必容易开辟未来,除非指望多数人健忘。

疫情就是试金石,也是照妖镜。什么人、什么品行、什么能力,都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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