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帝到平民：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人

1840年7月5日，紫禁城显得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这一天，丧妻未久的道光帝，按照祖制家法，例行“诣绮春园问皇太后安”，然后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

而这位以克俭闻名的皇帝此刻并不知道，就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定海，一场引发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争已悄然打响。

此时的清朝如同历代王朝一样，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宣宗皇帝也如同历代帝王一样，只知有华夷，而不知有中外。

虽然在其父、祖——嘉庆与乾隆朝，先后有马嘎尔尼与阿美士德访华，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双方的贸易磋商未能成型。大皇帝们压根不屑与这些“逆夷”互通有无，更不屑他们带来的包括各种机器、仪器以及最先进的战舰模型在内的大量礼物，视之为“奇技淫巧”。

马格尔尼使团访华

在这种“天朝”氛围中，中国对外界的认知几乎为零，甚至不知英吉利地处何方。几千年来的经验告诉他，大皇帝永远是天下共主，应受万邦来朝。

因此，道光帝自始至终未把这群“化外蛮夷”放在眼里，哪怕在英军进犯已成事实，他也觉得“区区小丑”片刻便能剿灭；哪怕战事连连失利，他也从未做过自我反省。一直到城下之盟签订，他都不明白，凭“天朝”的强大武备与优越的典章文物，怎会屡屡败给这群“夷性犬羊”。

于是，他将一切责任卸于下属，包括林则徐、琦善、牛鉴、奕山等在内的多位前线疆吏与前敌主将，统统逮问。

时任两江总督的李星沅在日记中写道：

“愣香（程庭桂）书，于进见时，蒙谕及英夷，辄以用人不明，深自悔恨，至于握拳槌心。”

尽管悔恨至极，“握拳槌心”，他也只承认自己“用人不明”。

当然，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是极少自省的，一是不知，二是不能。因为其执政合法性除了来自法统，也自来威信，即所谓“伟光正”，而自省的行为对天子威严来说，显然是极大的打击。

不过，致使道光帝如此昏聩的原因也不全在他自己身上，手下的一众官僚士大夫们也难逃其责。

面对英国人的进犯，当时的朝野上下都是主剿的，这也是“天朝”统治者对“逆夷”的本能反应，包括后来被论为“汉奸”“卖国贼”的琦善。

作为世受国恩的满洲正黄旗人，自道光帝决意禁烟开始，他便是力主支持的大臣之一。在定海失陷后不久，直隶总督琦善便收到了皇帝关于“加意严防”的谕令，于是开始在天津具体布防。

不过这位在与英人的照会中得意洋洋自称“本大臣爵阁部堂”、荣宠正盛、蔑称英人为“夷性犬羊”的清朝头品大员，却在亲眼见识了英军的“船坚炮利”，大受震撼之后，悄然改变了心态。甚至在给皇帝的奏折中通过详细描绘英军的战舰以及轮船的样式，极为罕见且大胆的暗示了此战之难以取胜。

中英舰船对比

于是，琦善开始费尽心思与英方议和，按“天朝”的说法，叫做使英夷“就抚”。然而，就在其不辱皇命，达成停战协议，北方危局消弭之后，琦善也因擅自割地在5个月后披枷带锁押解回京。

同时被革职拿问的还有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而他的罪名更是匪夷所思，为拒收“夷书”。于是，本是遵循圣意，捍卫“天朝”上国之尊的行为此时成了重罪，乌尔恭额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之后发生的一切。

由于有了琦善“意志不坚”的前车之鉴，大臣们为了迎合圣意，更加激进，每每上书都极尽高调之能事。当然，这些沉溺“天朝”国威，不知前线战事之人也确实是如此想得。

可等真上了战场，他们才发现，情况跟自己所想象的简直云泥之别，想要做到皇帝希望的“上不可辱国体，下不可启边衅”，绝无可能——在“英夷”的咄咄紧逼之下，想要不辱国体，那就必启边衅，而在前所未见的恐怖炮火之下，启边衅的结果也是辱国体。而且，前敌主将们还发现，在他们引以为傲的陆战方面，也被英人所碾压。

镇海之战示意图

于是，在琦善之后，无论是钦差大臣伊里布，还是果勇侯杨勇抑或靖逆将军奕山等，这些曾义愤填膺，力主“剿夷”，频频弹劾琦善办事不力的人，却一个接一个走上了前者的老路。

这就导致出现了吊诡的一幕：皇帝案前的捷报明明堆积如山，可前线战事却惨败连连，而捷报越多，皇帝的期望就越高，催促的便越紧。

此时的大臣们既不敢如实奏明英军强大之不可敌，否则必与琦善一样，被“清议”论为汉奸甚至卖国，亦不敢言败，不然重罪难逃。只能在英人与皇帝的夹击之下，行欺上瞒下之事，且谎言越扯越大，粉饰越来越夸张。

这场中国近代最荒诞的闹剧一直持续到《南京条约》签订。

不过直到此时，“天朝”依旧没有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也不承认自身存在的差距。那些依附于皇权的官僚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们认为，大清之所以丧权辱国，是因为没有尽心尽力之人，缺乏忠贞贤良之臣，由此，他们断论——一切的根本在于没有启用林则徐。

在当时，林则徐所具有的那种“与逆夷不共戴天”的精神是被朝野上下所极力推崇的，而其他战败之人所表现出的“羁縻”妥协的姿态则深受鄙夷。他们觉得，只要心至，必然事达。

林则徐虎门销烟

好在后来林文忠公未被真正开复，从而保住了他在世人心中的英雄地位，这对他来说不可谓不是一件幸事。

而将所有罪责推之一空的道光皇帝，其英明神武也未受到丝毫动摇，这与其说是众官吏不敢诿罪于君上或刻意曲意逢迎，倒不如说是他们在专制体制下的思想自觉、惯性使然。

条约签订，英军退兵，持续两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节俭的宣宗皇帝终于不用再为浩繁的军费发愁了，于是他立刻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用度开支。

此时的京城，如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说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林则徐的《软尘私议》中如是描绘了当时的景象：

“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大皇帝不让说，大家自然都三缄其口，这对于时人而言，再正常不过。

从京畿要地的情况也能窥得当时整个中国的面貌，战后与战前几乎没什么两样，所有人都回到各自原本的轨道，都有意无意的忘掉了刚结束不久的战争，就连今人称之为“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至死也并没有提出任何有进步思想的建言。

上层如此，那就更遑论普通人了。

当时的大清国民哪怕生活在前近代，实际上与历朝历代的老百姓也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朝廷予取予夺的资源。国家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绑定，更无需对他们负责，改朝换代于他们而言，没有太大的不同。

因此，在他们的眼中，只知有家族与乡土，不知有民族与国家，所谓国，只是天子的家罢了。尽管有三元里抗英与广州反入城事件，充其量也仅是保卫乡土的运动。而在战争中被朝廷多次提及的汉奸，无非就是为了温饱生计给英军运送物资，赚点微薄收入的民夫。

他们是不可能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任何改变的，即使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其若推翻了大清，也只会成为另一个大清。而想要如同后世，军民同心，共御外敌，更是天方夜谭。

太平天国运动

所以，当时清朝的困局是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具有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惯性，而这种惯性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是很难及时刹住车的，所谓君臣昏庸、百姓麻木只是其表像之一。

时人处在困局之中，看不出其中的原委，所以只能用道德判断来区分善恶忠奸，用华夷之辩来对待西方诸国，用祖宗成规来处理内外事务，再通过这些来解释当时的一切，这没什么好苛责的。但对于今人而言，却当吸取教训，不应再重蹈覆辙。

不过遗憾的是，当时的场景依旧屡见不鲜。虽然双脚已经跨入现代，但很多人的思想与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仿佛还停留在前两个世纪，他们从历史中学到的，除了非黑即白的一元思维、“落后就要挨打”的简单推论，就是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好像据此便掌握了识人断事的秘密法宝，世界运行的终极奥秘，并乐此不疲的套在当今这个我们生活的社会。

不得不说，这种不顾真实性、复杂性、多元性，不知道反思与自省的潮流，加之周遭日益膨胀的民族排外与盲目自大的情绪，着实让人梦回大清。

以上是我在读完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之后的有感。因此，也借用其后记的一段话来结尾：

150多年过去了。

19世纪是中国人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人饱尝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的世纪。21世纪呢？

人们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呢？

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

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