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得意满 华盛顿现在终于实现夙愿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亚洲的国际论坛线下会议几乎停滞，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9届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因此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成为印度-太平洋利益攸关或关注印度-太平洋事务的国家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也由于大国云集而暗流汹涌。

美日韩三方国防部长在此次会议场边举行的会晤，跟以往相比，由于其涉及的主题和内容的鲜明变化而格外惹眼。

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是其多年来的夙愿通过此次会谈得以实现，而从东亚-太平洋地区局势的“小气候”看，韩国总统易人，新政府成立，以及相关区域冲突、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在过去数年日益加剧，是美国能够在此次三国会晤中取得突破、达成目标的重要条件。

美日韩三国防长新加坡会晤的关键突破首要的是韩国立场的根本转变，同意在会谈中就三个方面对美方来说具有“突破”意义的内容，发表共同观点。

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对美国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进行正面呼应，强调为了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而进行信息交流、高层政策协商、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三国合作尤为重要，明确提出将美日韩在印太战略中的合作向军事领域延伸。

这在文在寅执政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美日韩三国强调了共同强烈反对打破当前状态、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任何单方面行为的立场。

第三个方面内容是，三国防长会谈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在相当长时间里，尤其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部署风波产生后，韩国在涉及美韩合作，尤其是美日韩三方合作方面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拒绝与美国一起参与到超越朝鲜半岛范围的、特别是具有大国竞争意涵的军事和战略活动中，恪守平衡原则，而且在涉及第二项内容时措辞是比较婉转和外交辞令的，避免使用刺激性语言，而在涉及第三个内容方面，前任韩国政府更是极力避免提及。

在此次三国防长会议之前，“三国机制”停留于对话层面，合作内容受到严格限制，相比较而言，美日、美韩双边合作更深入和更具实质性。

本次三国防长会议的举行，意味着美国长期以来对日韩的外交努力取得了关键成果，“三国政治军事集团”的雏形开始形成，华盛顿未来不仅通过美日、美韩双边机制来推动其重大战略议程，而且有机会在美日韩三国框架下进行具有同等战略意义的工作；不仅在三国层面“对话”，而且很可能会落实具体的战略合作，使华盛顿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推行自身战略如虎添翼。

这可以视为自“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化、“AUKUS”新联盟、北约战略转型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落地以来美国为实施外交战略向大国竞争转型在“重振联盟”方面所取得的新的重要进展。

“美日韩”三国政治军事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体现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填补了域内“空白”，使美国自此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拥有了区域内的军事政治架构。无论是“印太经济框架”，还是“四方安全对话”，由于成员的复杂性，难以在军事安全方面实质作为，而日韩均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在“三国集团”框架下可以自然而然地开展军事安全合作。

其次是三国机制的充实和完善，将使华盛顿能够顺势将美韩合作从此前聚焦于朝鲜半岛向整个东亚-太平洋，甚至印度-太平洋全域扩展，与美日当前在印太地区的全面战略合作形成交集，从双边范畴向三边，进而向多边扩散、发展，实质性加强美国在该地区推行外交战略的同盟力量。

第三是为美国在地区塑造其所想要塑造的“战略环境”提供了进阶之梯。

三国机制在军事和战略方面的突破，为美国以美日韩三国机制为中心，扩大阵营，吸引更多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加入，并与美国现有的地区机制形成联动，甚至未来以此为基础缔造新的广泛的军事安全合作架构，在大国竞争日益深入、激烈的背景下，都变成可能。

美方所称的所谓“战略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将包括军事安全，而这目前也是华盛顿在印太地区的短板，从QUAD到IPEF，都由于其部分成员反对而无法达成美方的目标。美日韩三国机制及其潜在的扩大版，为其提供了可行路径。

现在看来，韩国尹锡悦政府成立后相当程度地迎合了华盛顿的战略意图。对前文在寅政府不配合的不满意，拜登通过访韩婉拒会见体现出来了。美日韩三国机制功能的扩大和实化，对拜登当局来说是其所期望的，也将是打破东亚-太平洋直至印度-太平洋地区业已存在的战略平衡局面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