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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 凸显习近平政权缺乏自信?

中国日前公布一项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奖励办法,悬赏奖金从一万元人民币到十万元以上不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维稳经费大于军费的情况下,还要推出这样的措施,显示习近平在各种内外交迫的压力下,对于政权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才会用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的老路,来加强监控,稳住政权。

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该办法说,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查证结果、违法行为危害程度,以及举报发挥作用的情况等综合评估结果来确定奖励等级,给予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将颁发证书,物质奖励将发放四种不同等级的奖金,从一万元人民币以下,到十万元以上不等。该办法自6月6日起实施。

中国法治日报报道,该办法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以完善反间谍法律制度体系。报道称,下一步,各级国家安全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该法,并引导和激励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共同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共产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事实上,中国国安部在去年四月就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鼓励全民举报间谍,并早在2017年4月就已公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中国媒体新京报在2018年4月的报道中称,这一奖励办法发布一年里接到举报近5000次,“成效显著”。

具中国特色的打压手段

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动员群众相互监控以达到政治目的,是中共的传统,在共产党文化里面,告密、举报是应尽的义务,这跟一般人所思考的告密可告可不告,或是心血来潮才告,完全不一样。告密、举报不但是应尽的义务,甚至“株连不告密者”。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肃反共组织“AB团”时,造成中共内部相互指控;又如国共内战时期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向北京投降,就是被女儿出卖;文革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儿女斗父母,学生斗老师等,比比皆是。

分析人士说,中共举报文化自文革时期至今已逾半世纪,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压手段,所以发布这项新办法,其实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再加强“升级”而已。

台湾第一位遭香港媒体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叡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曾有媒体报道,中共多年来花在维稳的费用比中国公开的军费还多,也就是说,中共用来对付自己国民的经费,比对付外来敌人的经费还多。中共运用各种国家有形与无形的力量,由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渗透、分化、监控至每一个角落,把社会里各种不同部门的自发组织或团体通通摧毁,再加上新科技的辅助,中共对人民的监控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

共产党信心削弱

他说,习近平原本以为已经很稳固的社会控制,在内外交迫的新局势下,让他对权力感到不安,但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所以只好再用文革时期群众动员的老招,来进一步强化控制,以顺利在二十大连任。

他说:“在这种情况,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就是运用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我认为,显然现在习近平政权的危机感非常重,很明显是针对内外局势不稳,然后要加强监控。”

他说,这些不稳的局势包括美中新冷战开始,全球供应链重组,外资资本外移,中国经济下滑,再加上最近上海封城清零搞得天怒人怨,种种因素以致中国青年失业率非常严重,逼近20%,而失业率高往往是政治动乱的前兆。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共对人民的控制无所不在,习近平上任后新设各种领导小组,他自己就是监督网路安全和资讯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组长。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说过,中共现在是“恐惧+意识形态+数位技术控制系统”的新极权3.0版。在这么多的控制下,中共这次还要再制定一个奖励举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办法,凸显中共对于政权越来越没自信。

美中交恶

不过,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聿文有不同看法。他表示,一般来讲,维稳是针对中国国内,但这项办法是针对国外来的,而且是针对国家安全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中国民众知道国内有公民在为外国刺探情报,或有外国的经贸机构人员来中国开展情报活动等现象,就有义务和责任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他认为,这项办法出台的背景是因为目前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太友好,尤其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中共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刺探很多,事实上也确实很多,以致单纯由公安机关来防范也防范不了,所以要发动群众一起来防范。如果群众也加入反间谍的行列,全国的警惕性提高了,西方要刺探中国情报就会变得很困难。

邓聿文说,这项办法是局限在国家安全特定领域,并不是鼓励民众举报公民个人思想,所以即使有人举报公民思想不正确,公安机关也不会受理。该办法的举报范围也有特别规定,如果有人乱举报,举报人和安全机关的人员都要受罚,这是对防止乱举报的一种保障。

中国《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第21条指出, 举报人若有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弄虚作假骗取奖金的、恶意举报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以及泄露举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等四种情形之一,将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也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产生的后果

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办法实施后,应该会激励更多人积极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邓聿文说:“因为它最高奖励10万(以上),所以有些民众可能会有这种积极性,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一些现象、可疑的人物,这个东西会有一些效果的。”有分析说,中国的举报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人民无法团结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当局的统治更加巩固。

现居加拿大,曾因批评中国政府而被抓捕关押的中国异见人士理未平,因为安全因素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并不是说只是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导致任何信任危机,只能说这个办法的出台(是)会增加信任危机因素之一,但它既不是目前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也不是唯一原因,也肯定不是最后的手段。”

他认为,虽然中共透过钳制信息交流与鼓励民众互相举报,确实会增加统治的牢固度,但只要还有网络、自媒体以及其他渠道或者信息的存在,中共的维稳就还是有缝隙、不一定牢固,比如二战后,东德也是鼓励举报,但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东德人民还是一下子都涌向西德。

郭应哲表示,这项新规对中共政权不一定有利,因为越是高压统治,风险其实也越高,但对中国人民“真的是满难过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可能导致人性基本元素都沦丧。

他说:“华夏文明的一切的立基点就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怎么还要对自己的人民这样子防范呢?那你今天把人整个抹灭了,这个文明还在吗?这将会带来后患无穷,这个伟大文明、伟大民族整个可能是前途茫茫、堪虑啊!”

邓聿文则认为,如果说这项办法实施就会让人民之间变得不信任,有点太过勉强了,因为这跟举报公民思想的类型不同, 它还是局限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一般来说,公民要违反国家安全并不多见,因为不大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当外国的间谍或者为外国做事,就算有机会,也不见得每个人会去做,所以能举报的范围是比较窄的。

溯自法家

郭应哲还表示,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独特而优美,绝不可能接受人性沦丧,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中共不等于中国。举报、告密文化其实可以上溯自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从商鞅、韩非子到申不害,可以说是告监与连坐的始祖,可是中国历代的学术界与文化界很少有人正面肯定法家,即便自己是法家也要遮遮掩掩,也要“阳儒阴法”,表面上装作是儒家。

他说,换言之,法家这一套告监和株连九族的做法,一直没能在中国古老文明里获得正当性,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智慧,知道法家这一套不能“玩得太到底”(彻底实施),否则就会丧失人性。郭应哲说,如果人性丧失,就会失去自信。一但失去了自信,那么中华文明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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