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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女生建性教育团队:社团未受领导允许

去年冬天,这名高一女生发起了性教育团队,吸引来12位高中生和7位大学生。他们收到诸多相似的少年困惑,是关于发现性冲动后的羞耻感。团队为数不多的男生觉得,“在这方面,女性是被动的”。

余澜在12岁意识到自己可能喜欢同性,通过上网查资料,独自消解性耻感,完成性别认同。后来她发现周围有类似“少数者”的存在,在尝试大声谈“性”至今,虽然还是没有勇气跟妈妈说明,但她想在未来,让这成为一件每人都有“同意和拒绝能力”的“小事”。

开到一半的班会

“我常常有与‘性’相关念头,这正常吗?”

“我的性幻想里经常出现暴力内容,代表我一定有暴力倾向吗?”

……

五月的一天,余澜穿一身校服、戴着眼镜,站在教室最前面抛出这些问题。《真的可以色色吗?》——班会标题刚显示在屏幕上,班里就像炸了锅。她料想到这个情况,用更大的声音盖过窸窸窣窣的议论。坐在最后排的几个男同学看上去不以为然,这个互动环节一开始没人做声,沉默了几秒才有人举手。

余澜 准备的PPT。讲述者供图

问题是余澜精心筛选过的。在网上,这个16岁的女生自认有另一个身份——性教育者。去年11月,她建立了个性教育团体,雏形是上学期在校的研学项目。最初的成员是6位校友,后来她把成果分享到网上,吸引来周边中学的学生,甚至更远的人。他们设置了网络提问箱,这次的问题就来自收到的咨询和求助。

这场班会内容包含三部分——介绍人为什么会有性欲、性幻想、性行为的常见误解等等;为什么不建议高中阶段发生性行为;最后是关于自慰。起初,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但讲到“第一次性行为的准备”时,在教室后面的班主任突然出声打断,“过,过,过,抓紧时间讲重点。”

这天,在场的还有两位老师——边听边拍照的心理老师和段长(注:年级长)。期间,段长反复进出了几次,一直侧着头跟班主任说些什么。

班会在“自慰”这一部分被彻底终止。PPT刚翻到那一页,班主任走上来,告知班会结束。按照计划,余澜准备的内容加上互动,有40多分钟。现在只进行到一半。站在讲台上,她有些窘迫,感到短暂的失望,但没再做过多争取——她也想过,不会那样顺利。

当天早上,余澜已经提前给段长和班主任发了PPT、讲稿。段长和她说了很多,大意是内容还需要调整,应该把侧重点放在如何转移注意力、专注学习,而不是性与性行为。

早在十天前,她还收到性教育社团申请被拒的通知。负责的团委老师是年轻的一男一女,收到递交申请表时,说觉得很不错。但最终,余澜被告知,校领导觉得不行,“社团性质特殊,不要节外生枝。”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2017年3月,杭州的学生家长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内容拍照发到网上,认为尺度过大,曾引发社会热议。

一位隔壁班的29岁政治老师希望余澜到他班上再开一次班会,但最终还是因顾忌领导作罢。余澜也找过图书馆负责书友会的老师,试图在图书馆开,但最终五十多岁的馆长连一个放性教育书籍的小桌子都没批准。

“希望我们都可以拒绝性羞耻,一起创造一个包容、平等、大方谈性的友好环境。”班会的最后,余澜冲讲台下说。结束后,她匆忙地分发团队名片,有同学带头鼓起了掌。这是一个重组班级,余澜成绩中等,与多数同学不太相熟,也自认平时处事高冷。通过这次班会,有女生主动找她说“讲得很好”,也有男生来问,能不能再帮朋友拿两张名片。

大声谈“性”

初一那年,余澜意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好朋友,一个女生。

在这之前,不到12岁的余澜与大多数女孩一样,偶尔会为肤色、身材感到焦虑,也没遇到过“活的女同”。她开始迷茫,用很长的时间分辨自己对好友的喜欢究竟属于朋友还是恋人,同时也陷入困惑——为什么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那两三个月,她记得自己精神紧绷,每天五点半醒来,还上网浏览很多关于LGBT群体的内容。耻感是渐渐消失的。她在网上发现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尤其在一位叫“他塔拉”的博主视频里,第一次知道“性别”、“性”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议题,可以被理性地谈论,而不仅仅出现在小黄文里。

今年5月13日下午,余澜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五四嘉年华”,虽然社团未被获准,但她最终被允许在校园里摆摊。她的摊位显得有些特别,上面摆放着“反月经羞耻”收纳包、“反捐卵”贴纸等性教育文创产品。

在“Free hug”的牌子后面,两个小时里,余澜获得了80多个拥抱、100多次祝福交换,和150多次性教育知识问卷。但也有男孩站在人群外,盯着牌子嬉笑、推搡,甚至说干脆把“free”翻译成“免费”吧。

挂在校园里的社团海报。讲述者供图

这个青春期女孩现在能在人前大声谈“性”,她觉得触发点是2020年读初二时,媒体曝出“鲍毓明事件”——一位成年男性被指性侵养女,引发公众热议。在讨论这个新闻时,她从同班女生孙妍那里得知,班上一男生“骚扰”了孙妍起码一年。

根据孙妍的讲述,第一次不好的经历是在初一。一个冬天的下午,放学后,她被那男生反锁在无人的教室,哀求很久才被放出来。在那之前,男生会突然摸她的手,或者捏她的脸,对班里的其他女生也作过一些有性暗示意味的手势——一只手圈成一个圈,另一只手的两根指头在里面进进出出。

初二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糕——走路的时候,他突然打孙妍的屁股;擦肩而过时,又突然伸手触摸她的胸部。后来,通过和多名班上女生聊起此事,余澜发现全班25个女生里,起码有10个以上遇到同样情况。

初二上学期期末,作为合唱指挥的孙妍在音乐教室等老师来排练。那男生负责敲鼓,他叫另一男生离开教室,然后走向孙妍说:“我要强奸你。”孙妍吓坏了,好在音乐老师马上来了。为什么要锁门?老师问。孙妍最终没说出来,觉得不该在这么多人面前讲,不光彩。

“鲍毓明事件”后,鼓足勇气的孙妍走进班主任办公室,“他说,‘我要强奸你’。”开口的时候,她感到声音在颤抖。“他就是那样说说,又不会真的做。”孙妍的回忆里,这位四十来岁的女老师说,“他比较幼稚,想引起你们的注意。我会找他谈谈的。”

在老师那里感到无望,孙妍决定告诉妈妈。听到这话,妈妈关上电视,拍拍她的肩膀说,“我会跟你们班主任讲的。”但再无下文。

五四嘉年华活动当天的展台。讲述者供图

在跟社团成员的交流中,余澜发现,很多同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不好的经历。他们也在关于性侵和性骚扰的评论里,总听到一种声音:“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杜雅是余澜从小学到中学的校友,后来也成了他们团队的成员。听说这件事后,她主动找到余澜——小学时,自己也被同桌男生困扰过两年。对方跟在杜雅身后,摸她头发、手臂和肩膀,甚至在军训时把她照片设置成屏保,在宿舍里对着手机自慰。“很可怕。”几年后,杜雅回忆起来仍然很激动。

每当杜雅反抗,班里的同学就会起哄。有天中午放学,他把她按在墙上说,“我忍不住了。”接着,把脸凑过来要强行亲吻她。杜雅扇了他一巴掌,并踢了他的裆部才跑掉。她躲到厕所里哭,后来跟班主任讲,希望换同桌。但最终,班主任说已经骂过他了,座位一直没换。

十分之一的男生

性,对于余澜和女同学来说,一直是件极其隐秘的事。跟父母的谈论更几乎空白。实际上,在六七岁的暑假,余澜用外婆家的电脑上网时,就看到浏览器里的小黄文,虽然似懂非懂。

男孩们究竟在想什么,余澜并不太清楚。那位骚扰女同学的男生后来转学了,她没有去找他聊过为什么要这样做,只知道他的父亲看上去很宠他,他还有一个姐姐。

在现在的团队正式成员中,男生只占到十分之一。何思杰是最近刚加入的男性志愿者,在天津读高一,在网上看到余澜发的招募志愿者信息后,找上门来。他时常关注社会议题,曾想过做类似的事情,“但没想到真的有人在做。”他觉得,“当有十多个人能在一块儿去讨论这个问题时,应该算是一种的进步。”

他是在初中接到爸爸递来的绘本,“你也到年纪了,可以了解了解。”父母对他的性教育也仅限于此。他记不清书名了,当时只象征性地翻了几下就搁置一边,“太幼稚了。”早在小学三四年级时,他就在网上撞见“打飞机”的文章。他没跟别人提起,感觉是了解到了些同龄人不知道的事,有些不好意思,“完全是自己在那儿胡猜,乱七八糟什么都看。”

起初他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自然而然,可能到了婚后,家长会说该怎样做。”后来他在网上发现,国外有系统性的教学,竟然早到幼儿时期。他记得在学校正式接触“性”,是初一下册的一个单元,老师只是让他们自己阅读课本,大家翻到画有性器官的那一页,用一种兴奋又戏谑的语气对旁边的人说,“你看,你看。”

前不久,何思杰在朋友圈看到他们当地女性遭遇性侵的消息。他笃定,性教育早接受要好,“尤其是对于女生,因为通常在这方面,女性是被动的。”

余澜和杜雅在处理“性骚扰”事情后成了朋友。余澜意外地发现,杜雅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慰。她感到惊奇,这件事曾让她有过深深的负罪感。从那以后,那种将自己视为异类的耻感消失了,“原来,这件事这样正常。”

Tough Youth

“Tough Youth”,坚强的年轻人,团队名是余澜和小伙伴一起头脑风暴来的。过往的经验告诉她,做性教育不会轻松。

她在诸多社交平台上申请了账号,科普性教育知识,免费解答陌生人在生活中难以启齿的疑问。收到的第一个提问来自一个男孩:“高二开始一直干‘那种事情’,控制不住。”对方紧接着补充,“不是抽烟。”

他问,“怎么戒掉呢?”

“为什么要戒掉?”余澜反问。

回答令余澜感到“又惨又好笑”。对方说,他看了网上的一些文章,说自慰会使人越来越丑、毁容,甚至不孕不育。对方发来的话像是论述,长长的一大段。

余澜通常会把问题扔到群里,大家讨论起来,有人查文献、有人整合讨论结果,最终形成一个相对正式的答案,由余澜回复出去。后来,这个男孩得到了一个令他放下心来的答案——自慰是一件正常的事。

团队对提问的回复。讲述者供图

在她回答过的30多个问题里,疑惑是相似的,高频出现的是“自慰”“性取向”,他们为有性冲动感到羞耻、无法确定性的边界……最初,余澜在网上发了份性知识测试问卷,回收了160份结果,发现很多人都只是小时候接触了碎片化的性内容。这份问卷在“五四嘉年华”中再次被使用,很多时常开“黄色”玩笑的男生也没达到及格分。

今年春天,余澜组织了一次线上访谈,人数近百,不少是身边的同学和朋友。隐蔽在网络中,那些不知该如何跟人谈起的困惑被勾勒出来。杜雅发现,同一个年龄段的人,对性的认知差别很大,有的女孩甚至分不清尿道和阴道。她觉得更糟糕的是,当一些男生公然评论女孩的身材,很多女生不以为意,会娇嗔地对男孩说“讨厌”,“这明明已经是性骚扰。”

团队成员意识到,性教育很有必要,也会有一些时刻,他们觉得自己切实地帮助到了别人。作为最早加入团队的成员,杜雅访谈了近十个年轻人。一个女孩幼年被性侵,受困扰很多年。杜雅对她说,“这不是你的错。”后来女孩才觉得,羞耻感不再那么强烈。

最近,余澜和成员们在筹备一个面向社会的活动——暑假的时候,到福州的一个老洋房里,办性教育展。内容多数是成员们根据主题制作的模型、互动装置和收集来的图像、文字,以及一部分艺术家的作品。

即使没有刻意阻拦,但余澜的妈妈会展现出一些的忧虑。去年,余澜想去一个性教育夏令营,妈妈好多次旁敲侧击,“其他参加者的性取向‘正常’吗?”后来,妈妈把“正常”换成了“大众”。余澜一直没向妈妈出柜,她叮嘱知道自己性取向的嫂子和姐姐替她保密,“解释起来有些麻烦。”

因为成绩下降,妈妈给余澜写了两三封信,每封两页信纸,余澜不用看都能猜到在写什么,“她怕社会不认可我。”

一天,余澜问一位性教育大V,未来可以加入你们吗?当问到余澜觉得性教育最终指向什么的时候,她说,“同意和拒绝的能力,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自己的爱。”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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