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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区出行隔离阻断中国统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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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庞大的人口释放出惊人的市场潜力,这都有赖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未来中国的发展同样取决于市场一体化的水平。

6月1日,上海全面复工复产,低风险的小区全面解封。上海也放松了人员离沪的门槛。但今年3月以来上海累计数十万的新冠感染者以及目前仍在不断发现社会面的感染者,使得外省市对来自上海的旅客或返乡人士高度关注,大多采取非常严格的管控政策,严格有“7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健康监测”或者直接劝返,宽松一点的也要“7天居家隔离”,隔离期间一般需要做若干次核酸。随着上海疫情形势趋于稳定,部分省份也在放松来自上海流入人口的防控要求,浙江对来自上海低风险地区人员要求7天日常健康监测(2次核酸),四川对7天内有上海旅居史人员要求7天居家隔离。

上海的遭遇并非首例,2020年以来,全国各地一直对跨地区流动的人口执行着尺度不一的防控措施,居民跨行政区域流动的障碍大大增加。政策实际执行时,中高风险地区的限制往往被扩大化执行,例如一个居委被划为中风险,一些地区就会拒绝其所在街道的居民进入,由于整个城市的行程卡会因此带星,因此其它一些地区会限制整个城市的人进入。

单从疫情防控的角度,这种做法可能有一些道理。很多人将上海离开的阳性感染者称之为上海的外溢,据某省统计,在3月28日上海开始阶段性静默之前,上海疫情就已外溢至21个省71个市。上海解封以后,对离沪人员有48小时核酸阴性的要求,但核酸检测存在滞后性,地区间检测标准也有差异,一个人在上海的核酸结果是阴性的,但在其它省份就有可能会变阳。有网友统计,自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国境内累计报告上海外溢104例,分布在13省41市,最多的四个省区是四川(28例)、山东(17例)、浙江(17例)和河南(12例)。

网友能统计出上海向全国各省区外溢病例的数量,是因为各省区把这些感染者视为外域输入,言下之意,责任不是本省的。这种心态在各级政府广泛存在,即使在一个省的内部、一个城市的内部也会分出彼此。一些城市在全市静默期间,会在街镇、区县交界之处,将主干道路封锁,就是怕其它区县、街镇会输入病例。

但对“外溢”的指责以及因此而限制人员流动的做法是错误的。首先,所谓上海外溢是区域一体化或人员流动的结果。作为中国唯的一个滨江临海的中心城市,上海经济联通世界、辐射全国。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上海每年跨省市旅客发送量高达2.2亿人次,其中机场有6千万人次,铁路有1.3亿人次。此外,沪宁高速公路每年通过车次也有1.3亿辆(2018)。

经济联系的紧密,必然伴随着人员密集流动,有流动就会有外溢,再完善的管理也无法完全避免黑天鹅事件。物流、资金流和人流紧密相联,不可分割,货物需要司机运输,要装车、要卸货,出入境还需要清关、检疫,资金流动需要实地考察、见面会谈、现场路演,更不用说供应商选择、订单采购,客户要看样品、场地、用工、生产环境,甚至需要抽检、驻厂以监督产品的生产,长期无法会面,订单肯定会流失。货与钱的流动、供应链的运行必须伴随着人的流动。

中国通过上海与世界相联,进口肉类及制品、水海产品以及乳品,出口机电产品、防疫物资,这些经济活动改善境内的生活生产,自然也必然会有成本。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上海承担了中国主要的入境航班和货运,例如全国近1/2的出入境航空物资运输、近1/3的出入境航班起落,以及近30%的进口冷链食品,2022年2月,上海浦东的入境航班量占全国总量已超过40%,北京和广州机场则分别降到了15.6%和7.7%。本轮上海疫情爆发的起点也是入境人员存在阳性感染者,所在隔离酒店管理疏忽引发本土感染并导致大规模传播。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上海和其它城市的关系,上海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节点,奢侈品、进口药品、化学试剂等从境外经由上海向国内流转。要和上海保持人流与物流,就必然要承受病毒溢出的代价。这也是保持开放社会、保证经济社会一体化无法避免的成本。这也意味着,一些地区在切断上海病毒外溢到本地的同时,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也切断了。

除此以外,中国人口迁移日益活跃,上海有1000万非沪籍常住人口,每天跨省出行人员规模庞大,其中有商务出行、家庭旅游,也有返乡、返沪,这些流动是无法避免的。试举一例,一个河南农村户籍劳动力到上海打工,很多工作都是上海户籍人口不大愿意从事的,增加了上海劳动力的供给,也增加了上海本地消费市场的活力,其汇回河南的收入,还提高了河南老家的消费能力,是多赢之举。阻断人口流动意味着经济效率损失,是河南上海两地的双输,进而抑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其次,指责上海外溢病例,进而对每一个城市流出人口严加审查,这否定了流动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每个公民首先是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居住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并且享受同等的市民基本权利,出入自由而无须获得政府审批。

2003年以前,中国曾经有一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要求城市内居住3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公民须办理暂住证,否则视为非法居留,对于“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即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进行收容遣送。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于收容遣送办法适用对象采用救助,不再强制遣送其返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随后大多数城市的收容遣送相关管理制度也陆续废止。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居住证管理办法》是为了向流动人口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而不是限制非居住证持有人的权利。这意味着在此以后,中国公民可以在城市间、城乡间自由流动、居住,无需获得居住城市的暂住证、居住证。

2000年以来,中国地区间人口流动活跃,流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1.2亿上升到2020年的3.76亿,尤其是跨省流动人口从1100万上升到2020年的1.25亿,增长了10倍。当前我国总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流动人口、有三分之一是人户分离人口。考虑到中国的流动人口有90%左右是流向城镇地区,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中人户分离的比重超过50%,其中城镇人口里流动人口要超过40%。在北京、上海两地,城镇人口中有高达7成人口为人户分离。

流动是中国人口最显著的特征。流动改变了中国家庭,一个三口之家,会出现东北人到江苏读书,到上海就业,与在沪工作的浙江户籍人口结婚,在上海生下一个孩子,他们在浙江、江苏都会有亲戚,父母要不时过来照看孙辈,或者返乡探亲,这些流动都是非常刚性的需求。

更何况,5月21日以后,上海输入到四川、河南的阳性感染者是主要是在沪返乡的学生、务工人员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本省户籍的返乡人员。因户籍制度,中国流动人口中有很大比例举家迁移,他们的父母可能在老家,子女也可能在老家上学,他们平时就经常在两地间流动,时常返乡探亲。在上海静默期间,很多流动人口因收入骤降、无力承担生活成本,高校学生面临学校放假,这些促使他们不得不返乡,他们原本就有权利返回家乡。限制他们返回的举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前,各城市对公民流入流出审查(包括健康码、核酸阴性报告、行程卡等)的法律依据,一般声称源自《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但《传染病防治法》对跨行政区域人员进行检查,需要该行政区域先宣布为疫区,然后才可以对出入疫区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检疫。在疫区之外,针对普通人检查健康码,并限制黄码、红码人员流动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在通往疫区的出入口设立检查点,阻止疫区内外人员和交通的流动的行为,在《传染病防治法》里视为“封锁”。封锁疫区需要先宣布为疫区,同时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2020年以来,除了武汉由中央政府宣布封锁疫区以外,其后绝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宣布过疫区,西安、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封锁也没有国务院公开宣布封锁疫区,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城市的封锁和出入检查都是于法无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庞大的人口逐渐释放出惊人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有赖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未来中国的发展同样取决于市场一体化的水平。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显然,以常态化核酸检测、健康码检查、跨地区人员流动限制等为代表的疫情防控手段严重阻碍了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阻碍了中国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因此中国经济要更快的恢复,要更快的实现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取消人货流动的限制政策是首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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